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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九月九日缅怀毛泽东
发布于2018-09-22 02:39 点击:1437 评论:0 作者:湯安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通常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然而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 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据《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作者方厚枢先生的统计,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54个国家与地区也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与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学者何明星根据一些统计资料发现,其中影响最大的地区当属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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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九月九日缅怀毛泽东



文/湯安



阡陌黎民惠风,润滋福祉翼泽东。
沉沦岂顾人愚昧,奋斗惊殊命不同。


回望光阴浑似箭,忧思世道曲如弓。
开天本为匡尧舜,私有盘挪或空。







注释:上阕指解放前后,国家百姓的命运焕然一新,下阕写改开成功之后落入的全面私有化猫腻,社会再次两极分化,但愿私有化硕鼠们适可而止,昔日国家主人老百姓不再落到没房没地没权没钱的地步。


全面私有化:某总理声嘶力竭地限时国务院二十多个部委实施全面私有化的盘剥挪移国有资产手法并非原创,而是几乎全盘抄袭西方为戈尔巴乔夫设计的经济陷阱。今天中国上演的刘鹤五十人经济论坛王八会上鼓吹的解除国有资产更是前苏联倒台前的熟悉戏码。没有了国家资产,灾难来临时权贵们可以飞走,谁来抗洪抢险保护老百姓,谁来提供赈灾钱粮?靠刘鹤五十人会?

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写道:“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这句话的前因后果值得用曹操自己的文章来介绍:


(御宅·狼 LV.7 推荐于 2016-06-22)

出自曹操的《十二月己亥令》又名“让县自明本志令”:


建安十八(公元213年5月,此时曹操已被封为魏公),《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魏武故事》,曹操以“令”的形式颁布了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所谓让县,即将所受封的四县交还三县,这三县是阳夏(河南省太康县)、柘(河南省柘城县)、苦(河南省鹿邑县)三县。自明本志,即是把原来的志向坦率地说出来。《让县自明本自令》是史家研究曹操思想很重要的历史资料。这里,就《资治通鉴•六十六卷•东汉年》上的摘录给作一个介绍:


“我最初被保荐当‘孝廉’(时二十岁),自己知道不是身藏深山的知名之士,恐怕世人把我当成凡夫俗子。为了推广教化,争取名声荣誉,所以在济南国(首府东平陵[山东省章丘市])时,铲除贪官,消灭污秽(曹操当济南国相,所属十余县,县长等官员多阿附权贵,贪赃枉法,曹操奏报朝廷,有八人免职,境内肃然),公平正直的选拔人才。因此受到豪门强族的愤恨,深恐招来杀身毁家之祸,所以声称有病,辞职回乡。


那时年纪还轻,就在谯县(曹操故乡,安徽省亳州市)东五十里,兴筑书房别墅,打算秋夏两季读书,冬春两季打猎,预期二十年,等到天下太平,再出来做官。


然而,却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又受到朝廷征召,(于188年)担任典军指挥官(典军校尉)。于是一心一意为国家讨伐盗贼(黄巾军),建立功勋,只盼望死后墓碑上,题字:‘汉王朝故征西将军曹操之墓’,生平大志,不过如此。想不到不久就发生董卓之难,我遂兴起义军。后来,兼任兖州(山东省西部)刺史,击破黄巾变民集团三十万人;接着讨伐袁术,逼使袁术穷途末路而亡;讨伐袁绍,砍下他两个儿子的首级;再平定刘表,全国统一。(208年曹操平定荆州时,益州服从朝廷,孙权在200年就表面上服从了朝廷,曹操上表朝廷奏请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太守。)


我身为宰相,对一个做臣属的人来说,尊贵已到顶点,远超过昔日的愿望。假设国家没有我,不知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许有些人看见我的力量日渐强盛,而我素来又不相信天命,因之随意猜测,认为我可能有篡夺(东汉)王朝政权之意;每一想到这些,耿耿于怀。所以,特别向各位说明本末。这些全是肺腑之言。然而,如果打算要求我放弃军队,交还给有关机关,回到我的采邑武平侯国(河南省鹿邑县西北武平城村),则决不可能。为什么?诚恐一旦离开军队,就会被人谋害。一方面为子孙打算,一方面也考虑到,我如果失败,国家会立刻陷于险境。所以,我决不会为了一个虚名,而去接受灾祸。

不过,我的侯爵采邑面积有四县之多,民众有三万户,我岂有德消受!社会仍然混乱,国家还没有统一,官位不可辞让;至于采邑封土,却可以拒绝。现在,我声明向朝廷缴回阳夏、柘县、苦县三县,以及二万户人家,只保留武平一万户人家。姑且减轻诽谤议论,减轻我内心感受的压力。”


(古籍原文: 孤始举孝廉,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世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誉,故在济南,除残去秽,平心选举,以是为强豪所忿,恐至家祸,故以病还乡里。时年纪尚少,乃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为二十年规,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征为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使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矣。而遭董卓之难,兴举义兵。后领衮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讨击袁术,使穷沮而死;摧破袁绍,枭其二子;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逊之志;每用耿耿。故为诸君陈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 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然兼封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对比秦始皇,曹操,毛泽东这些胸怀大志以为民为国为己任的伟大政治家,古往今来有多少政治家贪得无厌,又有多少人昏聩莽撞,他们最终都成为祸害无数百姓的罪人。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启了全面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发布新一轮“经济改革”,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的主流。


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的利益阶层“经济学家”们像今天中国的刘鹤五十人论坛那样趁机推波助澜,迫切期盼着将手中贪腐挪移而来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脱离法律风险。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国有化”浪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扭捏着最终转为完全支持主张全面私有化。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势力已经不需要遮羞布了,他们直接推出了一种限时苏联迅速完成私有化的方案——沙塔林的“500天计划”。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500天计划”陷阱,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的市场化手段,迫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肢解掉,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控制下冠名为“自由市场模式”的自杀轨道。


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各方人马瓜分瓦解国家经济的全面私有化进入快车道。

戈尔巴乔夫将经济改革完全寄希望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为此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西方许诺的财政和经济援助。迫不及待地盼望苏联崩溃的西方国家自然找出各种托词,坚决不给苏联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


1991年一月,苏联经济濒临崩溃。


戈尔巴乔夫恳求英、美、德等国首脑,要求提供紧急贷款或人道主义援助,救助严寒之中失业无助的苏联公民。此时,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搬出早已准备好了的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不符合救援条件。一致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此刻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国内外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多数俄罗斯老百姓生活江河日下,但少数人却在经济变革的浪潮中“暴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1992年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暴富群体”,激起社会大多数的不满情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私有化导致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罗斯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


2007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普京指出:有人想不受惩罚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还有些则想使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独立性。普京一针见血地说道:“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干,国资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会将整个俄罗斯都卖光。”  (引自【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摘自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2018年8月中信出版集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



毛主席在十个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2018-12-08 15:05:13  作者:日出韶山



为什么善良的人民都非常热爱和想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呢?这是因为他老人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给了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且为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的伟大光辉思想将永远秉照千秋万代。

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多次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用他高超的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现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毛主席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十大功勋吧。





毛泽东的第一大功勋:在一九二六年底的时候,他首先看出来蒋介石及其大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罪恶阴谋和狼子野心,预料到这个刽子手迟早会向正在大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和人民劳苦大众狠下毒手。可是当毛泽东向当时的陈独秀提出要共产党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的建议时,却被陈独秀狠狠训斥了一通,撤了他的职把毛泽东贬回家乡。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回到家乡。在家乡湖南,毛泽东深入农村走家串户认真地搞调查研究。写出了轰动全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观点诠释和赞扬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果然不出毛泽东的所料,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他们对工农群众恨之入骨地大喊着“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在一些贪生怕死的知识分子纷纷卖身求荣投靠国民党时,是毛泽东毅然在九月九日率领安源工人和湖南农民发动了“秋收起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进行英勇的战斗,后来,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燃起了熊熊燃烧的燎原之火。

毛泽东的第二大功勋: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思想,并且在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地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然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只会死搬硬套,只会执行比葫芦画瓢,一次又一次地向毛泽东发出错误的方针和指示。让他率领处于弱势的红军去攻打壁垒森严的大城市,去拿着鸡蛋和石头碰。当毛泽东与他们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时,却被他们蛮横不讲理的把他的职务给撤掉。派别人去攻打赣州,结果是在敌人牢固的城墙下面留下了无数的红军尸体,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又恢复了毛泽东的职务。他用自己创造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的战术,领导着英勇的红军将士不仅恢复了原来的根据地,还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带领红军打破了敌人的三次“围剿”。扩大了根据地和人民武装。把蒋介石打得“嗷嗷”直叫,却也毫无任何办法!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革命政府,使中国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的形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毛泽东的第三大功勋:是当他把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发展成一片大好、把土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上海的那些中央领导们因为叛徒顾顺章的叛变,在上海隐蔽不住了,便匆匆地全部撤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本来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领导的到来是热烈欢迎的,组织了大批的军民和欢迎大会热烈地迎接他们。没想到,他们仗着自己在莫斯科留过几年学,读过几天书本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见过面、握过手。就架子十足地对毛泽东创立的革命根据地横挑鼻子竖挑眼,把根据地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说的是一无是处,还把毛泽东打成了“右倾保守主义分子”。并且撤掉了毛泽东的几个重要职务,让他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闭门思过。在那帮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和那个外国洋人李德的“英明”指挥下,采用“多方面出击”和“不放弃一寸土地”这种僵死的军事教条和战略战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让红军由原来的几十万被蒋介石消灭得剩下七八万,过了湘江以后,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又被蒋介石的部队消灭得只剩下了三万多红军。多么悲惨的情景啊!宽阔的湘江里到处漂浮着红军战士的尸体,波涛汹涌的湘江水都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真正的是血的教训啊!事实证明:离开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革命就会走向失败,就走向灭亡。后来,在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的正义呐喊和强烈的呼声中,在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人的共同支持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慷慨陈词、侃侃而谈,准确而客观地分析了一年来红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众望所归的热烈掌声中,毛泽东终于成为掌握中国革命航船的舵手,从此,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开始转危为安。毛泽东才领导着工农红军开始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毛泽东的第四大功勋:是当他在延安得知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时,不是出于义愤和国仇家恨而以怨报怨,建议干掉这个杀害了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和毛泽东几位亲人的独夫民贼刽子手,而是从全国的抗日大局出发。派周恩来到西安劝说张杨二人释放了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为八年后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用什么名词形容他的远大胸怀和豁达气度都不为过。毛泽东在延安用自己的伟大思想理念建立了一个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令人耳目一新的解放区,吸引了大批的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纷纷投向延安。毛泽东在抗战的初期就写出了《论持久战》,当那些鼠目寸光、浅薄庸俗的人们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中国将会是“速胜论”还是“亡国论”的时候,毛泽东就准确地预计到了抗日战争将会经历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和进攻阶段三个阶段的战略进程。并提出了共产党八路军必须以游击战为主要手段的正确战略方针。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不但抵抗和消灭了大部分的日本侵略军,同时还壮大了革命的根据地和革命的武装力量,为以后消灭蒋介石反动派储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在这以前和以后,谁又会有毛泽东那远大的目光和纵横捭阖的大手笔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还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思想,提出了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必须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文艺方针。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们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人民中间去。大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们积极地响应了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在抗日前线一边工作战斗一边写作,创作出了许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使革命的文艺作品成为了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毛泽东第五大功勋: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伎俩,一边暗地里利用美帝国主义给他提供飞机和火车拼命地往全国各地调兵谴将,一边假惺惺地向共产党和毛泽东伸出橄榄枝,假情假意地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他自以为毛泽东根本不敢去重庆。企图在国际和国内的舆论上让共产党处于被动,这样的话为他打内战提供有利于他的政治借口。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毅然决定自己飞到重庆去与他谈判。在当时,延安的很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都劝毛泽东不要去,都知道蒋介石说话向来是不算数的,而毛泽东为了全国的和平,为了几万万人民的利益,为了揭穿国民党的阴谋,为了借此机会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爱好和平的事实真相。几天之后,毛泽东就飞到了蒋介石所盘踞的重庆。把没有思想准备的蒋介石弄得措手不及、手忙脚乱,以至于到了开始谈判时,国民党方面连个谈判提纲都拿不出来,把蒋介石气得直骂他的下属。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照片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的仪态雍容大度,气宇轩昂。蒋介石的面孔却显得死板僵硬,狡黠阴险。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到了重庆以后,毛泽东的那首气势磅礴的诗词《沁园春·雪》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山城,让那些自称为大知识分子的所有文化骚客们都不得不佩服的五体投地。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命令他靡下的御用文人连夜操刀,要求他们写出一篇超过毛泽东的文采的诗词来,然而,草鸡就是草鸡,怎么能和展翅九万里的鲲鹏相比呢?他们抓头挠腮、绞尽了脑汁也想不出一句好诗来,只得甘拜下风。时至如今,半个多世纪了,又有谁能写出毛泽东那样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令人一听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诗句呢?没有,这些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毛泽东那样的气质、风度、胸襟和伟大的浪漫主义情怀。更没有人能有毛泽东那种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的英雄胆略和气魄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真正是一个令人激情澎湃的年代啊!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真是令人惋惜和感慨万千啊!



毛泽东的第六大功勋: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初期。蒋介石对延安解放区发动了闪电式的重点进攻。企图一下子摧毁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彻底打垮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及解放区人民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信心。毛泽东一眼就识破了蒋介石的罪恶阴谋。决定撤出延安,给胡宗南留下一座空城,让他先背着这个包袱。然后带领一部分部队牵着胡宗南部队在山沟里打转转,先是把胡宗南的部队这个“肥猪拖瘦”,然后把“瘦猪拖死”。亲临那场战争的人和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多么惊险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啊!由几万人组成的装备简陋的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硬是消灭了装备精良的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那是一种怎样技艺高超的战争艺术啊!在战争期间,毛泽东率领的机关部队几次与敌人都是擦肩而过。是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然而,靠着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和超人的胆略和气魄,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度过了一个个难关。而且还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请问: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有像毛泽东这样智谋高超又沉着冷静的战争指挥家吗?

毛泽东的第七大功勋:在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之时,许多人都弹冠相庆,准备去北京城里当大官、享大福的时候,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警告,并严肃地提醒和告诫他的那些同事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伟大胜利的时刻,又有谁能像毛泽东在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提出这些尖锐而又深刻的问题呢?毛泽东还这样对同志们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他们在这些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用糖衣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的面前要打败仗。”解放后,毛泽东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出现了,出现了一批被资产阶级分子用金钱腐蚀了的共产党干部。是毛泽东当机立断,毫不手软。亲手批准处决了那两个曾经是放牛娃和功臣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以儆效尤。结果管住和约束了其他少数干部跃跃欲试的自私欲望。

毛泽东考虑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而总结出来的,很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经常能防患于未然,把诸多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所以才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总是那么的伟大和英明。而我们现在有的党员干部,根本不了解社会真正的现实情况。而是根据走马观花和下面汇报上来的虚假的、片面的东西来下结论和制定政策,这样的政策对老百姓会起很大的作用吗?根本不可能。要想把我们国家的工作做好,各级领导都必须眼睛向下,深入到人民群众生活中搞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走实事求是的路线。只有这一个办法。这就是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法宝。可是,现在又有几个人肯下功夫去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创造的这个法宝呢?

毛泽东的第八大功勋:是在美帝国主义向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发起猛烈的进攻,马上就要把战争的烈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紧要关头。苏联害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他本国的利益,在那里坐视不管;国内、党内都是议论纷纷;在中央委员会的内部,大多数的人也是不同意出兵朝鲜,因为国内刚刚解放,百事待兴、百业待举,需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太多了。都害怕一参战会引火烧身,到时候造成了引狼入室的状况就会更麻烦。在这个关系到国家生死悠关的关键时刻,是毛泽东在经过了几个紧张的不眠之夜以后。最后下定了决心说:打,就算我们中国晚解放了几年,我们就去碰一碰美帝国主义这个不可一世的家伙,看看它到底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毛泽东给周围的同志们做通了工作之后,大家统一了看法。遂决定派彭德怀同志率领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开赴朝鲜。经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顽强英勇的作战,发动了“五大战役”,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美国鬼子赶到了三八线以南。让那个傲气冲天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不得不承认:他们国家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次抗美援朝战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实现了朝鲜和中国东北部的长久和平和稳定。能在那个复杂的时期作出这样坚决果断决定的也只有毛泽东。包括一向比较矜持的斯大林都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老人家过人的胆识和勇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也参加了志愿军,不久就不幸的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当毛泽东得知自己的儿子牺牲的消息时,强抑着内心的悲痛只说了一句话:“战争嘛!总要有伤亡。”经毛泽东的同意,毛岸英也和其他的志愿军一样,葬在了朝鲜。

毛泽东的第九大功勋:是一九五八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基本上是所有人的头脑都发热,都认为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一切事情都能办得到。有的个别中央领导和地方上的基层领导闹得最欢,多大的牛都敢吹,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粮食的大瞎话也敢往上报。还是毛泽东在1958年后半年时,在中央的领导层内,第一个发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问题,在郑州和武汉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努力纠偏,要求大家要实事求是,不要搞什么“一风吹”,搞什么“一平二调”,搞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次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地对那些头脑发昏的人说:“我是代表着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你们不一起同我‘右倾’,那我就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其实,在1956年,毛主席就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了《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称《农业发展四五八纲要》,就是说到1967年,经过12年的努力,黄河以北粮食亩产从150斤增加到400斤,淮河到长江流域粮食亩产从208斤增加到500斤,长江以南粮食亩产从400斤增加到800斤。正是毛主席的这个规划,让中国人在1971年彻底摆脱了千年饥荒,尽管由于刘/邓乱搞浮夸风亩产万斤十万斤,严重损害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基础,中国彻底解决饥荒规划的完成时间,比毛主席原来的规划,晚了四年。

毛泽东的第十大功勋:是他发动的那次,毛泽东在六五年曾经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我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再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毛泽东以他深邃的目光总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中国共产党,我们完全可以说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他伟大的一生中,他的功勋远远不止这十条,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已经永远铭刻在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





孔庆东:什么是圣人?




孔庆东:什么是圣人? 点击:602  作者:孔庆东    来源: 东博书院  发布时间:2019-02-25 15: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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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在六千年前就有伏羲了,两千五百年前就有孔子了,所以我们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相比,我们是高级文明,这个必须要承认,这有大量的无数的史料可以支撑。

中华文明不是最早的文明,但是到了两三千年前的时候,我们是最高级的文明。那么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很多文化概念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他民族的概念的。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想法、没有那个思维,所以呢,他的语言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很容易,我们的语言没有办法翻译成他的语言。这是翻译学上现在很多博士不敢探讨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天下”,怎么翻译?刚才余老师给丁老师提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翻译的问题,翻译是不对的,所以世上可以这么讲,没有两种语言可以百分之百通译。

所以你作为一个人,你如果不学汉语、如果不学中文,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领略中国文化、就根本没有办法领略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人类最高级文明的那些概念。我说的这个文学一样,咱们当一回人多不容易:宇宙中多少个机会的多少分之一你才当一回人,好不容易当一回人,你还没当成中国人,白瞎了!

那么回到“圣”的这个问题上。圣这个字西方根本就没有,那么我们在翻译他的著作的时候,中国人是很大度的,拿出了我们最好的词儿来翻译他的东西,我们一说,奥,这个东西是你们很重要的、最伟大的人写的一本书,那我们想,我们最伟大的人是圣人呐,圣人写的东西得叫经啊,我们就翻译成《圣经》。他那个原文哪有圣、哪有经啊?他既没有圣也没有经,实事求是地翻译,它那就是一本合同。不就上帝跟人签的约吗?不就合同吗?而且还是霸王条款。人没签字,上帝自个儿说了算,说你必须信我,不信我灭你丫的。不就这么回事儿嘛!上帝理论:说我灭你,你必须信我,不信我揍你!

你看咱们中国的儒家这么讲过吗?孔子这么讲过吗?没有吧。释迦摩尼这么讲过吗?没有吧。老子这么讲过吗?没有啊!咱们都是商量着来,我说我这个好,希望你信我,不信拉倒。是不是?这才叫“普世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你好,你可以说你爹好,不能强行说你爹是我爹。咱们都说我爹好,你说你爹好,我说我爹好,咱们比呗,可以比,不能强加于人。

而我们中国的态度倒也挺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翻译也未尝不可,算是咱们对其它文明的尊敬。咱们也很尊敬伊斯兰教啊,咱们把人家伊斯兰教的最伟大的先知叫穆圣——穆罕默德叫穆圣,我专门到义乌去讲过伊斯兰。我们尊重人家,管人家这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叫圣人也未尝不可。但是,我开头讲了,我们要知道圣是什么意思:圣是最明白的人

其实和我们翻译的那个佛是一个意思。佛其实也不是神,佛是什么人?佛是觉悟者——觉悟了的人,他再去觉悟别人,这样的人叫佛。翻译成大白话还是:佛是个大明白人。佛和圣一样,都是大明白人。那么跟这个大明白人相比,低一层次的,在佛教里叫菩萨,在儒家里叫贤人。咱当不了圣怎么办?咱当贤人——贤良之士。当不了贤人,咱们当英雄豪杰。

所以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里英雄辈出,还有很多贤良之士。但是,我们最高层次我们也有一个圣人,我们认为他是人类五千年来最高级的圣人——他就叫毛泽东。

——摘自《淮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圆桌论坛》讲话



[转载]  为什么有的人年纪轻轻,

思想深度却远高于常人?



作者:李栩然


来源:栩先生  2018-09-13





1


1936年,历经千难万险,一个美国记者终于达到了陕北。

这里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陌生而又新奇的。

这个记者的名字叫斯诺,他在这里,广泛地参与和观察着红军们的生活。并将所见所闻最终写成了一本很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在这本书里,他写道: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这方面毛泽东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基于此,他对毛泽东作出了“窑洞里的预言家”的著名评价。


约翰·S·谢伟思,是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成员。

在与毛泽东等人经历了3个多月的深入接触后,他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


最后,他的结论是:目光远大。


毛泽东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的思考总是很超前,更重要的是,他想的往往总是对的。

翻阅《毛泽东传》,你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在长征之前,有两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反对”、“不同意”,而前面往往还跟着三个字“毛泽东”。

那时的他经常一开会就开群嘲:你们说的都不对,下面听我说blabla……

瞿秋白曾经评价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其实,革命时期,大家的想法都很简单:你说得对,我们就跟你走。


而毛泽东,就总能在面对很多重大关头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思考,为大家指出正确的路;或者在跟着其他人走错了路,受到挫折时,回头发现还是毛泽东说的对。

毛主席是理论上的领袖,每当中国革命面临关键时刻,他就发表重要文章,给革命确定方向。—— 福原亨一


这是很可怕的,要知道当年毛泽东思考的问题可不是什么“明天股票是涨还是跌”“这期双色球篮球号码是单数还是双数”之类的事儿,说对了也就说对了,说错了也无所谓。

他所思考的都是红军往哪里走、中国将何去何从之类事关党和国家生死的终极命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总能思考出对的道路和策略,作出精准的判断,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能力!


更重要的,他是如何拥有这种思考能力的?




2


20多岁,对大部分人而言还没有真正经历什么生活的磨难,还在享受大学闲暇的时光,偶尔迷茫、忧愁一把。

如果多去看看青年时期毛泽东的传记,你会发现彼时彼刻的他,其实和现在的年轻人并无两样,充满理想,却又十分迷茫。

1912年,快20 岁的毛泽东还在读中学,他做了一个后来很多成功人士在读书时都会做的决定: 退学。


但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后,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在好几所学校报了名,这些学校五花八门,有商校、警察学校,甚至还有一所学习造肥皂的学校。

那时候的他,别说思考出中国人类该何去何从的大命题了,甚至连自己今后要做什么都没想明白。


只不过,和现在很多人迷茫时就靠着电影、游戏、旅游打发时间不一样,那时候的毛泽东虽然并不知道自己今后干什么,但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干什么。

退学后的毛泽东寄居在湘乡会馆,每天都去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


读的最多的书有两类,一类是中国的历史书,还有一类是西方的哲学伦理学。

你如果也看过这两类书,就会知道,这两种书恰好是最容易激发人去思考的东西。


特别是历史,那一个个看似陈旧的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后面,其实是历史上曾经活过的最顶尖人群的经历、斗争和策略,透过历史,我们完全可以去推测他们在不同境遇前的所思所想。


中国的历史,本就是英雄史、精英史。

那么,毛泽东读历史又读到了什么程度?

我在29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本历史书。

这本书上起伏羲氏,下至明亡,共一百一十六卷,几乎是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编年通史,被称为万世君臣的政治教科书。

而毛泽东在19岁的时候就通读完了整套书,而且看得爱不释手。

中国的《二十四史》,很多人可能连一本都没有完整读过,毛泽东不仅全部读完,还做了非常详细的批注。




3


后来,毛泽东考进了湖南一师。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湖南一师是个重要的阶段,这五年半的读书和求学生涯,是青年毛泽东人生的精进岁月。

这段岁月中,他广泛涉猎,反复精读大量书籍。

1916年的春节,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曾经提到了应该读的77种书。

很可惜,我并没有查到这77种书的书单。文献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毛泽东读书集成》,一共有259卷,收录了一千多种书籍,光是看看目录,很多人就已经崩溃了,但其中很多书毛泽东都是反复精读,有些线装本的书甚至连线都翻断了。

他爱读自己佩服之人的书。


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文正就是曾国藩,毛泽东当年读《曾国藩家书》到废寝忘食,至今在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里还珍藏有一套木刻本《家书》,每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笔迹。咏之者,润之也。

曾国藩曾经写过一个《爱民歌》,第一条是“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后来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也是上门板。


他看书是为了解决根本问题。

在毛泽东青年时代,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非常流行,这些书的内容和写法类似于《民国小时代》《XX传》……但无论多么流行,在毛泽东的书单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


他在写给老师的信里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他读历史、读哲学、读文学、读报纸,不只是出于消遣或者兴趣,而是为了参透这个世界的本原。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贫富,是怎样形成了分化?面对这所有的丑陋、苦难与痛苦,如何才能改造这个社会?沧海横流,江河日下,谁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在看了无数的书,思考了良久之后,23岁的毛泽东在日记本上珍而重之地写下了一段话: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段话后来被有意无意地篡改掉了一个字,一字易、而语义全变。




4


除了大量的阅读历史与哲学类思辨性非常强的书,毛泽东还有一个更大的爱好:搞调查。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花了一整晚的时间,看完了毛泽东写过的一本书,名叫《寻乌调查》。

这本书一共5章39节,8万字。


没别的内容,全部都是他在寻乌县做的一次调查,细节详实到让人震撼,油、盐、酱、醋、茶之类的每样都单独列条,种类、价格、什么店铺、什么价格全都细致标注。

甚至,连县里的妓院有多少家、名妓都有哪些、嫖妓的都是些什么人都写到了。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的这8万字社会调查,没有一句废话,全是干货。


除此外,他还搞过长岗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每一个调查的背后,都是数十天的实地查看,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访谈交流,以及无数个夜晚的细致梳理、思考、总结成篇。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搞调查并不是他当上红军领导后才有的工作习惯,早在1917年,24岁的他就利用暑假的时间和另外一个同学,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湖南的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行程900多里,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


这才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毛泽东读历史、哲学,掌握的是思维工具,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的体系,而搞的那些调查,就是为这些思维的运用打下基础。

换句话说,毛泽东就像是通过看教参(历史、哲学)掌握了解题的方法,然后进行大量刷题(调研),既帮助自己思考和解决问题,也是在不断验证、修正解题的方法。

学校里,我们管这样练出来的人叫学霸。

而现实里,我们管这样练出来的人叫“思想家”。

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无数论断,做出的决策,都建立在他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现实情况精确调查的基础上。

比如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持久战”等等。

而所有的这一切,正是“毛泽东思想”深度的基础和源泉。

I



5


不要以为看看书、做做调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简单。

毛泽东当年最大的对手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了讨苏联欢欣,说自己读《资本论》读到废寝忘食,在国民党内也是经常摆出高深莫测的神秘样子。


但真正意义上,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见苏联代表前,临阵磨枪,把《资本论》花了一晚上翻了一遍。

蒋介石真正擅长的还是封建时代那一套权谋之术,在毛泽东呕心沥血地思考红军、民族和整个国家未来的时候,蒋介石忙着思考怎么样才能管御下属,怎么样才能收服其他军阀,怎么样才能控制民众。

一旦遇到问题或者失势下野,蒋介石就喜欢求神拜佛,躲在乡野,大耍权谋手段,谋求逆袭。


而毛泽东,即使是在1932年被架空,几乎失去了一切权力,人身自由都被限制的困境之中,依然一刻不停息地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看了很多书,后来写成的 《矛盾论》、 《实践论》, 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这两篇文章也成了指导中国革命最光辉的思想著作。


这已经不是人格上的差距,而是思想格局、思想境界上的差距了!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低矮破旧的窑洞里,通宵达旦地写出了巨作《论持久战》,这篇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




对日本而言更像是毛泽东提前把自己要走的棋路公告天下。

摆开棋谱跟你下,你就是下不赢。

蒋介石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大惊失色,深感自己被毛泽东压了一头,命令手下的“大笔杆子”陈布雷赶紧炮制一篇文章来打擂台。


结果陈布雷集合国民党精英写出的文章蒋介石却不甚满意,质问陈布雷:为什么写不出毛泽东的水平来。

陈布雷倔劲儿上来,一甩袖子留下了一句经典的话:因为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


对比之下,才更能理解当年有人不屑地评价蒋介石的另一句话:蒋介石,治世之省长,乱世之省长。

1949年,蒋介石数百万大军溃败,狼狈逃到台湾,居然还真就应了这句评价,当了台湾省省长。



————




写下这篇文章,其实是为了澄清一个误区,到底什么才叫做有思想,什么才叫思想有深度?


所谓的思想深度,不是你会讲几句似懂非懂、看似很有内涵的“金句”;不是动不动就“看透人生”;更不是年纪轻轻就学会了世故和圆滑。


而是,你思考的东西是每一个人都困惑的东西,你要思考的目的,是如何为所有人的痛苦找到一条出路,更重要的是,你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到了这条路,并且一无所惧地带头走上了这条路。


这是一条艰辛的路,需要大量的阅读、实践和痛苦的思考,更需要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坚韧。


我们分析这条思考之路,其实就是在为了给更多陷入迷茫、找不到目标的人以启发,希望大家都能通过阅读、实践与思考,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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