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王锐：“五四后三十年”意味着什么？


王锐  华东师大历史系

2019-04-30 08:42:29字号：A-           A               A+来源：观察者网

关键字: 五四运动后三十年政治力量五四后三十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锐】

1983年，陈旭麓为自己的学术论文集作序时指出：

我们处在伟大的变革时代，一切都在变动和发展之中，经常被这样和那样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扰，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没有洞彻事物的能力，仅凭一时直觉，追踪现实，借史发议，纵无恶心，也很难免于乖戾。

在这里，他似乎预料到了当代文化表达的某种特征，即马克思主义素养的重要性可能需要再次被强调，而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动”与“发展”，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凭借由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意识形态所形塑的“直觉”去“追踪现实”，然后感觉古今之间仿佛有相似之处存焉，于是不断“借史发议”，美其名曰“常识”。

针对当时尘嚣直上的“反思”——即“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历史的再认识”，陈旭麓认为：“除了反思之外，我们还需要一点点反思，也就是反思的反思”。从这段颇为拗口的表述里，或许可以看到陈旭麓真正的独立思考精神。

具体言之，就是充分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概念是完整的，没有半殖民地，就没有半封建；有了半殖民地，才有半封建”。它“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存在，是谁也否定不掉的事实”。而从全球视野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毋庸讳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流行，离不开中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普及，但在陈旭麓眼里，这恰恰提供了深入思考近代中国社会特征的切入点。他指出：“关于近代社会的特征，过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已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参考的特征”。如果说“革命”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主题的话，那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证”。


☞
陈旭麓《五四后三十年》

在笔者看来，通过仔细涵咏陈旭麓这些关于中国近代史方法论的总体思考，也许能更好的理解他在初版于30年前的《五四后三十年》一书中对于这段历史时期总体特征的描述：“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却又灭不了中国，中国在夹缝中发展资本主义又不能蜕变为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到处在严重的裂变和不断的新旧冲突”。由此而生的问题或许就是，为何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长期侵略”，而中国却依然未被灭亡，这背后的政治力量及其社会基础是什么？如果说资本主义是19世纪以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角之一，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那么为什么这一要素在近代中国总是难以形成真正独立的、完整的、具有根基的形态？按照中国传统史学理念，历史的要义在于“属辞比事”，将“空言”写于“行事”之中更能“深切著明”。《五四后三十年》一书正是通过详尽的历史叙事，给出了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五四后三十年》以“革命的新纪元”起，终于“新中国的诞生”。从标题即可看到，此书重点分析的是作为“新纪元”的思想、群体、人物、集团，如何在历史舞台上登场亮相，通过30年的奋斗，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说到“革命”，其实它从清末开始就在中国传播流行，所谓“中华民国”也是在革命的口号之下成立的。但这里强调革命运动中的“新纪元”，也许意在彰显与过去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不同之处。而正是“五四”赋予了这一“新纪元”成为一股重要历史力量的契机。恰如书中所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千辛万苦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因与工农群众相脱离，以致多次奋斗，一再归于失败”。而“通过亲身参与的革命实践，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拯救祖国的真正力量存在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工人阶级身上”。


☞
王进喜  图自网络

依笔者之见，这一论断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有着数千年士绅支配的传统，各种新旧士绅想象一直颇有市场，而作为一般性普遍概念的“民”，其地位在这一传统里正如韩愈所言：“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因此，“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陈寅恪尝谓：“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家世”与“地域”是理解中华文明存亡绝续的关键。如果用这样的视角分析近代“新陈代谢”，那么极有可能难以在立场和价值观层面体会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历史意义。因为广大工农群众并无陈寅恪那样的“家世”，他们在某一“地域”既不能收租，也不能放贷，更没有建立在这样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功能”；难以理解为何当时会有“劳工神圣”的口号出现，为何五四研究专家周策纵教授会认为被今人归于所谓自由主义阵营的人，“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通过经济组织和实践，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的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忽略是自由主义的公众影响力日益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此造成对五四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解趋于某种“变型”，忽视当时真正存在于社会上的人民这一巨大历史能量。


☞
陈寅恪故居  图自网络

就此而言，这本书的再版无疑打开了一个进入历史深处的窗口。本书用大量篇幅叙述了1920年代以来的左翼思潮、工人运动与现代农民战争，正是五四运动所形塑的这些新的政治力量，使中国具备了摆脱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困境的可能性，特别是回答为何“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下却又灭不了中国”。在前文提到的陈旭麓认为其中包含大量“精辟的论证”的那套书中，有两篇文章也许在今天特别值得注意：一篇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篇是《论持久战》。前文把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置于一个广阔的视野之中，通过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指出其对于中国不同政治集团的影响，进而探讨如何突破这一格局的具体战略。后文冷静地对比中日政治军事力量，从国内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预估战争的进程。这两篇文章背后的风格与精神，正是五四运动伟大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文章作者毛泽东1919年曾主编、主撰一份名叫《湘江评论》的刊物，他在《创刊宣言》里开宗明义的指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探索这一力量，作者十分关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变动的轨迹。在作者发表于这份刊物的文章里，涉及到日本抢米风潮、西欧罢工运动、阿富汗与印度的关系、匈牙利与东欧政局、德法之间的“莱茵共和国”纠纷、美国托拉斯势力的经济主张等内容。这是一种何其广袤的世界视野，五四运动中所形成的“放眼世界”之风气，在这份刊物里有十分明显的体现。而发现“吃饭问题最大”，认识到“民众联合力量最强”，其实也就彰显了为何“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下却又灭不了中国”的根本原因。本书所叙述的许多历史事件、披露的许多历史资料，或许可以在这样的思路下来阅读、体悟。

回到书中序言提及的另一个现象：“中国在夹缝中发展资本主义又不能蜕变为资本主义”，这需要分析五四以来历史变迁中更多的复杂现象，特别是握有大权的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之特征。本书对此也有大量的叙述。不同于一般性的概括，本书在提出具体论点时，披露了许多史料，能够让人对这些历史现象有更为直观的感觉。根据书中的叙述，以北洋政府为代表的民初政治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由军阀与士绅共同支配政治权力，前者拥有武力基础，后者在形同具文的政治架构中纵横捭阖。其次，经济上高度依赖向列强的借款、附属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极慢，更无法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效支持。最后，制度设计上难以与中国现实接榫，普遍的“民”意并不在场，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形同“无声的大众”，缺少制度上的流动、整合与吸纳渠道。北洋时期许多政治纷争，其基本症结就在于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参与者，难以让中国实现现代化。

就此而言，能否真正克服、扬弃这一弊端性十分明显的“民初模式”，成为后来中国政治进程的关键所在。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并未能做到这一点。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内有理想、与工农大众有联系的党员大半被杀害，留在政权里的多为蒋氏亲信、地方劣绅、军阀武人，以及原来北洋政权中的大小官吏，这样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是借由所谓“训政”，成为新的政治寡头。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确实想发展经济，但它并未改变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致使中国难以形成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经济长期掌控在与国际金融资本和国民党官僚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政治力量手中，买办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横行一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则显得步履维艰。

更有甚者，本书通过详细的举证，澄清了对于蒋介石政权的一些基本感观。蒋氏在1930年代扶持各种特务组织，后者鼓吹法西斯主义。正如与之长期打交道的周恩来所论，蒋记国民政府“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理解了这个政权的性质，就能够更为深刻的认识书中所描述的历史场景：

红军主力撤离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清剿”。他们纠集豪绅地主组成“返乡团”“民团”“铲共团”“暗杀团”“壮丁队”“义勇队”“靖卫团”“清乡委员会”以至“杀人会”等，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每到一处，搜山、封山、烧山、移民、抓丁、贩卖人口，对红军家属和根据地普通群众施行活埋、枪杀、挖心、肢解、碎割等酷刑。仅闽西一地被杀绝的农户有4万多家，被杀害的群众达10万余人。原有12万人口的湘鄂赣的连云山地区，被摧残成杳无人迹的荒漠地区。连国民党当局也承认，根据地内“无不焚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烧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间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这些描述非常直白，已经不需再做阐释。而问题或许在于，今天人们是否还会觉得这些记载是理解蒋介石政权的重要依据，或者说认为这些历史还值得写吗？是否还会对这些被国民党残杀的广大农民心生同情。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强调“保民而王”，强调“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么在进行这些杀戮行为的同时，蒋介石竟然还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借用他所仰慕的曾国藩的话来说，这真是要让“吾孔子、孟子之所以痛苦于九原也”。以笔者自己的阅读体验，读完这本书中对于蒋政权的叙述，能够更好理解为何毕生以阐扬儒学为己任的梁漱溟晚年回忆起蒋介石，会认为后者的特点就是“太虚伪”、“太自私”，调侃其最大贡献就是“造成共产党的成功”。

总之，《五四后三十年》不但在史学规范上严谨细致，叙事流畅清通，资料丰赡详实（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而且对于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与思想意义，特别是能够澄清许多晚近大众文化传播所造成的历史迷雾。

最后，关于这本书书名中的“三十年”，笔者想起包含大量“精辟的论证”的那套书的作者在70年前一篇文章里说到的话：“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笔者不知道陈先生当初定下本书书名，是否包括了这句话中所提及的思想和情感。但关键在于，再版陈先生主编的这套书，是否能提供一个让今人真正接近这样的历史情感与历史价值观的渠道。毕竟，这样渠道似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继承五四精神，启马克思主义之蒙
纪卓阳        ·        2019-05-04

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让我们继承五四精神，启马克思主义之蒙，救社会主义之亡，携手向前，努力奋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方不辜负少年时。

五四运动爆发整整100周年了。百年来，国内外局势发生了沧桑巨变。但是，就如同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一样，百岁高龄的“五四”还远远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可以说，我们今天仍处于一个漫长的“五四”周期中，启蒙、改良、救亡与革命，这样的话题仍然是常谈常新。

对“五四”(这里指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广义的五四运动，下同)的诠释、评价与定位，始终是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组部分。所谓一个“五四”、各自解读，这恰好也证明了“五四”的重要性，证明了五四的现实性——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无法回避。

是的，100年前的五四从未远离我们——五四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假日、庆典和鲜花，对那些真心追求进步的人们来说，五四是青春的气息，是理想的激情，五四就意味着奋斗、革命乃至牺牲，如同百年前一样。在这个被消费主义和过度娱乐所支配的时代，在这个雇佣劳动制度由盛转衰的时代，在这个人们开始反感并拒绝市场主宰的时代，我们不妨停留片刻，回首百年五四、回归五四初心、厘清五四精神，以便更好地前进。





百年五四

对五四的解读，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三分法，有启蒙与救亡缠绕的双重主题模式，当然，还有不偏不倚、貌似能取得“最大公约数”的经典说法：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问题不在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些词汇正确否，而在于我们应如何爱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朝什么方向进步?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才是真科学?这些问题是存在巨大争议的。

有些人认为，自从中国共产党用一种激进主义的话语体系牢牢地掌控了“五四”解释的话语权力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消极后果，因此需要回到百家争鸣的状况：

“五四”内涵的丰富性被某种单一的激进政治话语所阐释。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方式的转变，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五四”的呼声日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拨开历史的迷雾，消除以往激进主义话语系统的偏见，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五四’话语的合理内核予以开掘和阐释。如此，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传统才会真正发扬光大。”在此背景下，“五四”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启蒙意义，重新得到了肯定，学术界的“五四”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格局。1

然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的途径有千万条，正确改造世界的路径往往只有一条。五四绝不仅是知识分子试图解释世界的观念集合，五四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五四推动着革命，革命也造就了五四。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深刻改变了五四运动的路径。五四运动是个不断调整自身以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五四运动是个民族民主革命逐渐融入国际共运大潮的过程。

五四运动正是在近代中国风雨飘摇的境况中产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启蒙，正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革命逻辑的延续：辛亥革命之后，虽有了民国的招牌，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封建的思想。利用人们对革命的失望情绪，袁世凯、张勋相继复辟，尊孔读经大行其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要解决此问题，就要弥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缺陷，就必须与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彻底决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挽救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救亡与启蒙是相得益彰的，是并行不悖的。

毛泽东是亲自参与过“五四”的政治领袖，他是将五四运动置于中国革命与国际共运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来考察和评价的。毛泽东是以政治运动含括文化运动，以政治意义解释思想启蒙意义的。毛泽东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界线，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分界，并将这一划分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

“五四”前期的毛泽东，思想是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混合物，他推崇科学、反对迷信，讴歌“个人主义”、“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鞭鞑封建伦理道德，主张“问题”与“主义”并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和毛泽东早年的革命实践，使毛泽东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发生这种转变的绝非毛泽东一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大人物同样曾经深受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影响。现实的革命逻辑推动了五四运动向前进。在那个年代，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单纯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

而李泽厚认为后来中共的实践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

无独有偶，胡适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让位于爱国救亡运动，实质是对五四思想启蒙“不幸的政治干扰”。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与胡适的“政治干扰”论一脉相承，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五四观。

讽刺的是，胡适与李泽厚先生虽然厌恶“政治干扰”，重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但80年代的所谓新启蒙思潮恰恰是有明确政治导向的。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提到了“反封建“的任务：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也就呼之欲出了。这场运动被一些人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称继承了五四的启蒙运动传统。在这里，“救亡压倒启蒙”造成的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成为“文革”的重要根源之一，“文革”与现代中国格格不入，在“新时期是‘五四’回归”的口号下完成了新时期思想文化与“文革”的决裂。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政治上开启了私有化、市场化的闸门。

更加讽剌的是，这场新启蒙思潮的奇葩结果，并没有消灭作为名义上对立物的封建主义思想，相反，打着传统文化回归的旗号，本来已被消灭殆尽的各种封建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全面回潮。今天，《弟子规》《女儿经》已经泛滥，女德班堂而皇之遍地开花了，各地孔庙香火兴旺。唯一不同的是，百年前的孔子服务于封建统治者，今天的孔老二服务于市场的统治秩序。

作为一种奇妙的呼应，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保守主义五四观也粉墨登场，并延续至今，发扬光大。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越是激进的，想彻底革命的，说话越是高高在上，越是对我们中国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否定。这种把自己从民族肌体中摘出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对我们的民族历史，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的正当性进行否定，这种立场和姿态，是非常奇怪的，甚至有点邪恶。秉持这种立场和姿态，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可能的。3

发表这一番针对五四的奇谈怪论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一些人视为左翼、宣称热爱毛主席、曾经在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大会发表讲话的摩罗先生。

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百年前的情形：新瓶旧酒，百家争鸣，混乱的旧秩序渐渐无以为续，新的希望正喷薄欲出。

作为对所谓新启蒙思潮的反思与回应，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新的世纪市场化、全球化的洗礼中逐渐发展壮大，落地生根，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作为新时代的五四青年，我们旗帜鲜明地呼唤：我们要启蒙，我们要启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蒙。我们要救亡，救的是社会主义之亡!

百年青运

民族危亡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演变为政治运动，于1919年达到了高潮。青年学生第一次以群体方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五四因此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起点。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全国100多个城市，从学生到工人再到社会各界人士，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全国人民在思想上都有了巨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因此被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以后，一批先进青年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年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这一运动，推动着全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许多生活在大、中城市的青年毅然离开城市，走向农村，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各根据地都建立起共青团、少年先锋队、儿童团，这些组织在分配土地、查田运动、建立政权、动员青年参军、发展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高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反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在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已日益成为万众瞩目的红色大本营，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先后从日寇占领区、国民党统治区甚至海外，越过层层封锁，历尽艰辛，奔赴陕北参加革命。“到延安去”成为当时一切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的共同选择。这些进步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在陕北这座革命熔炉中，通过共产党的教育和自身的社会实践，大多数成为中国革命坚定的奋斗者。毛泽东曾经赞扬道：“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统一的”，“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

中国的青年运动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原因就在于广大进步青年们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了。这又比五四时时期的青年们前进了一大步。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青年运动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泰坦脚踏大地一样，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同全国人民一道，踏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

抗美援朝时期，全国迅速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热潮，报名参军的青年达70万人，大批青年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各种军事干部学校。青年铁路工人、汽车司机、医务人员纷纷志愿奔赴战争前线进行战地服务，成立了运输队、担架队、医疗卫生队等服务组织。

从20世纪50年代起，青年们成立了青年突击队，他们在“急、难、险、重、新”的工作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激励着一代青年踊跃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全国青年在“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呼吁下，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北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区市成立了青年志愿垦荒队，相继到边疆垦荒，总人数超过20万。在“争取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号召下，青年职工纷纷修订自己的生产、工作计划，推行增产节约;农村青年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行动口号和竞赛目标，涌现了大批热爱工作、虚心学习、不怕困难、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

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以雷锋为学习榜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广大青年们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文革期间，中国的青年运动到达了一个高潮，毛主席党中央号召青年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青年们热血沸腾，心潮彭湃，政治热情高涨，红卫兵运动广泛开展，青年们开始大串联，他们走出教室，走出校门，走进田野，走进乡村，走进工厂，走进红色革命圣地，到这些广阔的天地里去经风雨，见世面，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祖国的五湖四海。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与工农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和城市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放弃政治挂帅，倡导物质刺激，这一代的青年们开始思想上去政治化，追求自由主义、物质享受，在主流的影响之下，青年们开始崇尚个人奋斗，高考被视为普通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机会，社会、学校和家庭都鼓励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成了明日黄花。同时，辍学打工的青年们初次步入社会，成为第一代新工人，初次进入无产者队伍的青年们一时摆脱不了原子化、分散化、无权化的状况。青年运动逐渐走向低潮。

今日青年

青年虽然是时代的先锋，是时代的开拓者，但是正如鲁迅先生说：“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如今也不能例外，这个时代的青年大部分应该是最迷茫、最忙碌、最盲目的。迷茫就在于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个人奋斗的价值观，但面临的却是这种奋斗目标很难实现的现实社会;忙碌就在于这个主流价值观决定我们必须穷尽一切办法去发家致富，在这种奋斗中我们变得世故和犬儒;迷茫又忙碌，除了盲目的行动外，还能有时间去思考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吗?青年马克思说：“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的存在。”现在的大部分青年不都是像动物一样活着吗?遵循着市场的逻辑，“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抓住了青年们消极的一面，而不能看到青年人积极的一面，就不能对青年的现状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看到，青年迷茫的本身是对主流价值观的否定，只是这种否定是消极的、被动的。而对市场逻辑产生怀疑的青年与日俱增，在现有条件下，这种增长只会愈来愈快。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青年们感受到现实矛盾的尖锐化——努力教渐渐失去了市场，鸡汤不再美味，固化已成事实。“蚁族”“鼠族”的出现是当代青年无产化和相对贫困化的典型体现。

与此同时，当代青年还有一个新的特征就是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这得益于毛时代基础教育的普及，也得益于上世纪末开始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时代，一时间高考成为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不二法门。然而高校扩招二十年后，知识化的青年们的状况并没有普遍改善，知识似乎愈来愈廉价，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待遇并不比一个农民工强。二十年前，大学生与农民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而农民工本身的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据2018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已占10.9%，初中及高中的合计占72.4%。

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他们的“精英梦”按在地上狠狠地摩擦。新鲜出炉的《2019国人工资报告》全面调研了国人工资水平，数据显示：月薪过万占比城市排名TOP6是上海(35.09%)、北京(35.07%)、深圳(26.91%)、南京(19.37%)、杭州(18.6%)、广州(14.74%)。北上广深受访者中月薪在5000至8000元人数居多;薪酬水平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互联网、房地产、金融;受访者中工作十年月薪过万人数不足三成。低额的工资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构成一对激烈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而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日益黯淡的前途之间的张力会促使他们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快速接受先进理论。中外的历史都证明，无产者中的教育因素对于促进无产者的觉悟与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近期互联网行业的“996”事件持续发酵而引发的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脑力劳动者的无产者化与青年的觉醒是大势所趋。

路在脚下

那末，觉醒之后的青年往何处去?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继续明哲保身，蝇营狗苟，混迹于日渐衰朽的市场社会，还是投身到波澜壮阔的社会浪潮中去，投入到为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中去?

既然是觉醒的青年，必得有一些承担社会责任的觉悟才是，如果只是坐而论道，那与键盘侠何异?如果不先解放大多数的人，自己又怎能得到解放?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但是这样的生命该怎样度过?保尔·柯察金的话永远响彻在青年人的耳旁：“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得好：“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

毛主席讲话已过去八十年，时过境迁，今日的工农早已不复是当年的工农。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日益无产化的过程中逐渐没落，《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社会矛盾的简单化与无产者力量的日益增强，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史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将会第一次在单个民族国家内掌握如此多的无产者群众，具有如此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多么有希望的事业啊!在这个壮丽的事业中，青年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有意识地向着这个伟大的阶级靠拢，融入这个阶级，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有改造自我，方能有所作为。因此，毛主席的这个原则，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一盏明灯。

所以，五四精神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理解是：

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领导阶级，坚定地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一边，这才是对祖国的大爱，是真正的爱国;

发扬青年的先锋精神，追求真理，勇于打破旧枷锁的、挣脱旧束缚、开创新世界的革新精神，这是真正的进步;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团结大多数人一起工作，争做民主集中制的典范，让无产者群众自己去解放自己，这是真正的民主;

学习、宣传、践行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用以指导我们的行动，并坚信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都将有助于无产者的解放，这是科学。

百年已逝，奋斗者青春依旧。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让我们继承五四精神，启马克思主义之蒙，救社会主义之亡，携手向前，努力奋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方不辜负少年时。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注释：

[1] 董德福：论毛泽东对“五四”的解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1期。

[2]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3] 摩罗：反思五四，回归传统，https://www.guancha.cn/indexnews/2011_10_04_6029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