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中华诗词网
你好! 请根据您的情况选择:
我没有在本站注册过:
我要创建一个全新的帐号
新帐号邮箱:
新帐号密码:




我以前用邮箱注册过,我要绑定原有帐号:
(绑定后,可用QQ快速登录,也可用原来的方式登录)
原帐号邮箱:
原帐号密码:

当前位置:首页 > 论诗 > 观点
没落的中国诗坛(上)作者:石泉
发布于2018-10-31 08:35 点击:82 评论:1 作者:友谊之花
■ 浩叹:荒漠的精神家园

    是与非、治与乱、兴与亡、功与罪,都在这里收藏;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这里展示;尊与卑、贵与贱、富与贫,强与弱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更有山的雄奇、水的灵秀、花的凄美、月的迷幻,以及四时交替、风云流转,都是那么发人精思与玄想,那么令人慨叹给人感悟。如果没有这方圣洁的精神家园,人世将是何等苍白!一个民族的土壤里,生长不出诗歌,那是多么可悲!人,是恐惧心的空乏和蛮荒的物种,精神饥饿是多么可怕!
     作为诗国的子孙,我们不愿意看到诗歌的沉沦,我们拒绝心灵的荒漠,可是,我们无奈地看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已是茅封草长,叫人恐慌!
     年年有“年度最佳诗歌”问世,当我们用虔诚的心捧读这些“最高的星宸”,我们绝望得几乎要掩卷而泣!
    更叫人无法忍受的是,神圣的诗歌,成了戏谑、恶搞、作践的玩物。一班“自恋诗人”,声称“诗是贵族文学”,用变态心理来摹状“高贵的内心感受”,凡人无法理解;一班“自慰诗人,用谁也弄不明白的迷语、隐语、呓语、诳语和病语来自慰;一班“自大诗人”,还没弄清“后现代”的实质,就急于标榜,“破权威”,破出狂妄心态,“去中心”丢掉文人风骨,“拆结构”拆得鸡零狗碎;一班“自残诗人”, “乱把白云揉碎”,母语被剁成残片,“诗”弄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一班“自虐诗人”,效法“网上成名”,把丑陋的裸体与丑陋的意象“虐”给众人看,以“拯救诗歌”;更有玩世不恭的“软件诗人”,网上提供诗歌快餐,简单得只要输入几个词,一首诗便跳在你面前。这种乱象,难道不是对诗界莫大的嘲弄吗?诗被弄成笑柄了,居然还有人出来吓唬“不懂诗的人不要妄谈诗”!
    诗歌的远离群众、回避现实、漠视民间痛痒,是现代的“古老”话题了。体察国运民情、感怀时事的诗,当然不是诗的全部,但素来都是诗中的黄钟大吕。当代诗人,难道全都麻木了?
     当然,我们很乐意作这样的自我安慰:在我们这个伟大的诗国里,源远流长的诗性精神,不可能因为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干涸和断裂,我们的时代不会留下空白,然而,画饼毕竟不能安抚我们饥饿的心。一年又一年,我们望穿秋水!
     诗神真的遗弃了我们这块人杰地灵的东方土地么?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中,世世代代奔流不息的诗性精神呢?我们不能不在内心深处,发出千古浩叹!
      一叹诗人不遇时。包容诗歌的雅量,早成昔时的韵事了。本来,诗人天生就是完美主义者,总是竭力追求生存状态的理想化,企求现实的尽善尽美,并非刻意要与谁作对。这种追求,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动力,没有这种动力,连希望的翅膀都折断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活力?由于追求完美的天性使然,真正的诗人总是不屑于为官方歌功颂德。事实上,历史上的“御用诗人”、“歌德派”,都形成不了气候,更产生不了多大的后世影响,难道不是吗?与政治家更关注乱与治、理论家更关注是与非、道德家更关注善与恶、史学家更关注兴与衰,法学家更关注罪与罚、美学家更关注美与丑一样,诗人更关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总要求哪怕一首小诗也要对社会做“全面”、“历史”的分析,很不现实。在这种苛求面前,谁还能张口,张口便有错。谈诗的兴衰,必及唐时。女皇则天,读到诗人骆宾王讨伐她的檄文,大加赞赏,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唐宪宗看了白居易百多首讽谏诗后,觉得很好,不仅不怪罪,而且召其为学士。唐代帝王多善诗,极少不善诗的也爱诗和理解诗人,当权者如此善待诗歌,唐代诗文无不盛之理。上下当政者要有雅量、给诗歌更多的理解,这点要求一点也不为过。事实上,一首小诗,螺丝壳里做道场,也作不起多大风雨。叛逆诗人黄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可谓牛气冲天,如果他不是真的大动干戈把皇帝逼出京都,只凭几首菊花诗也并不能把李唐王朝怎么样。
     二叹诗歌尽失语。诗的话语权早已收归“国有”了,话语权被垄断了,诗人怎能发出内心的不同声音?在风风雨雨的社会现实面前,诗歌失语了。作为内心丰富和语言大匠的诗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内心无法渲泄、睿智无法传播。诗歌的失语,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表明的,是现代社会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调集各方力量,令人“无所察觉地控制人们的行为”的结果。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适宜于优秀而伟大诗歌的生长与传播吗?平心说,各类官办文学刊物,生存也不容易,为了不折断生存的“翅膀”,就得仰人鼻息,岂敢僭越?在对待具体作品上,就得如履薄冰,使出“看家本领”,特别在“敏感问题”上,就得拒绝深刻,宁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语境下,就算是产生了《离骚》一样伟大的作品,也逃不脱胎死腹中的命运。
    三叹奈何文字狱。一首还谈不上是诗的打油体,讽刺了“父母官”都会招来祸端,这种气候,真正有力度的作品怎么可能问世?说是文化环境宽松了,你可以写神写鬼写精写仙,可以写暴力、魔幻、恐怖和隐私,还可以大写特写“下半身”,大量生产文字垃圾,但要切中时弊,你就得讳“光”讳“亮”。“文字狱”事件尽管只发生在一地一县,却有着“典型”意义,也是对当今文化环境的“概括和提炼”。“个人崇拜”时期只崇拜一个人,当下可是层层“崇拜”泛滥,对台上的“官” (“公仆”早已回归或者蜕变为“官”了)只能唱颂歌,吹政绩,讽刺、挖苦和披露“官衙”的失误或者恶行,是件了得的事,往轻里说是“诽谤”,往重里说是破坏当地的“政治稳定”,这种人不抓还有什么人可以抓?。要写,你只能写已经倒台的官,一只死虎,任你多踹几脚也无妨。
    当然,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悲剧性的,但也是坚韧的,他们身处逆境不合时宜,他们颠沛流离风雨剥蚀,但他们却一定是初衷不改矢志不移。因此,我们坚信,真正的中国诗人,一定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民族。当后人读到他们的杰作时,也许会惊奇得拍案称绝,感动得掩面而泣,崇敬得恨不逢时。但是,那究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呢,还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莫大讽刺?
   ■ 拷问:没落的中国诗坛
    当今诗坛,谁主沉浮?旧时代早已封进古墓,按理,应是民心民意。而实际呢?只有天知道。
    诗坛本有引领潮流、开辟风尚的社会责任,可是,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人从“象牙塔”探出头来自我解脱一番:诗歌承载不起济世安邦之重云云,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事实是,一些“峨冠博带的诗人”,其实不是在作诗,而是在“作秀”,民心民意在他们那里,一文不值。因此,百姓拿他们不当一回事,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还看到,一些“诗歌理论”,也在那里绕山绕水、装腔作势,作渊博状,作高深状,混淆视听,让人费解,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常常搭错神经。
     诗坛是神坛,亵渎诗神必将自取其辱,这正如权力是神器,玩弄神器终究要自毁名节一样。
    一、诗坛能拒绝“人文关怀”吗?
   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风”,到“长太息而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骚”,再到“愿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感人诗篇,延伸几千年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品格,就是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人性的解放、人格尊严的维护、人生理想和追求的认定,应该是“人文关怀”最核心的内涵,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特色。
     “人文关怀”应是诗坛的灵魂。失去了这个灵魂,诗坛就成了不济苍生祭鬼神的“尸”坛,诗人就成了全无心肝的“尸”人,诗歌也就成了躺在精神病床上哼哼唧唧的“尸”歌了。中国古代诗歌,不仅直接入世的诗歌渗透了人文精神,即使山水诗、风月诗、花草诗,大多都折射出人文精神。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这类诗,不仅是通过对自然风光的赞美激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满足人们对大自然的审美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他冲破束缚、追求自由奔放的情怀,这可以说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人文关怀。
    当代中国社会,物欲的膨胀直接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种冷漠,也让诗坛冰冻三尺。什么“人文关怀”,好象都成明日黄花了。“诗”,从现实生活中“超然物外”了,进入了纯粹的“自我心灵观照”了,许多“诗人”追求的是远离世俗的“纯诗”了,所谓“诗就是诗,无须承载什么”。什么叫“纯诗”?法国诗人瓦雷里说的“纯诗”,是从诗与散文分界的意义上说的,而我们一些“诗人”,却把它误读成“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入世”的所谓“纯诗”。问题是:诗,真能与社会生活绝缘吗?象“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算是纯之又纯吧,但对恬淡宁静生活的赞美之情,还是折射出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从而反衬出官场的污浊,这仍然没有排除个人对社会的情感体验。退一步说,就算这类诗是“纯诗“吧,难道“诗”只能是清一色的“明月、清泉”?在多数人仍然处在为生存打拼的现实生活中,“诗人”躲进自我“心灵”,对人世的苦难、祸患、哀怨以及世道的不公熟视无睹,这是不是太自私、太无情甚至太无耻了!如此冷血的人如果也可以称作诗人,那么,作为“艺术家”的诗人,究竟还有没有良心一说?
    诗不入世、远离现实生活,不注入人生的情感体验,不输入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不能启发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不能激发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不能引导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剩下什么呢?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了,但一般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的呼声,并非一日。诗坛究竟推出了多少作品为社会底层仗义执言过?搞清楚,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的可是被赞誉千年的盛唐时期!当代诗坛,究竟是失去了知觉,还是丢掉了骨气?

   二、诗坛能抛弃“诗性精神”吗?

   春秋时,齐国的权臣崔抒谋杀了庄公,太史令秉笔直书“崔抒弑庄公”,把崔抒的篡逆恶行记载在史册上,崔抒杀了这个史官,其弟复书,崔复杀之,小弟复书,崔抒为之震慑,只好作罢。司马迁写“景帝本记”,善行恶行据实记述,得罪了汉武帝,武帝找了个借口把他打入死监,司马迁不改初衷,完成了《史记》这部千古信史。这些史官的“气节”,是何等悲壮。这种“气节”同样也在诗家的血脉中奔流,诗家与史家的“傲骨”是一样的,只是言说的方式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诗坛本体的“诗性精神”。

    如果说,“人文关怀”是“诗性精神”之“魂”,那么,坚守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充满反叛和创造意识,就是“诗性精神”的“骨”。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多是背时的,但他们却“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从“受命不迁”、“深固难徒”的“诗祖”屈原,到“禀气寡所谐”、“违已讵非迷”、“吾驾不可回”的“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多次冒死谏政的陈子昂,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仙”李白,到“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不虚美、不隐恶的“诗圣”杜甫,到“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的“诗佛”王维,到年少时就呤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千古名句、“新乐府运动”的领袖白居易,到公开宣扬“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的政治家诗人王安石,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经过几度流放一度下狱的苏东坡等等,都是这种“诗性精神”的实践者,如果没有这种“风骨”,他们的诗能“作金石之声”、千古流传吗?
    讲到“风骨”,就不能不提及“魏晋风骨”,凡大诗人都推崇的“魏晋风骨”。那个时期,强调群体秩序、压抑人性的儒学衰微,推崇个性自由、解放人性的玄学兴盛,带来了文学的空前繁荣(但玄学同时也带来脱离现实的恶果),尤以诗歌的成就最高。以“三曹”、“七子”、嵇康、阮藉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风骨”,承风骚之遗韵、师乐府之传统,他们的作品,多直抒胸意、自由奔放、慷慨悲凉。后代的大诗人如李、杜,均师法并推崇“魏晋风骨”,以致诗坛的每一次重振,都会撑开这面“诗性精神”之旗来开路。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诗坛抛弃了“诗性精神”,只会带来清谈虚妄之风、绮靡浮艳之气。按陈子昂所说,自建安、正始年间到唐初的五百年中,文学走的是采丽竞繁、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之路,作品内容空虚,境界低下、脱离生活、全无内在精神、没有风骨。我们可以查阅一下,在宋齐梁陈一百六十九年间,诗歌除了在表现技巧上有所突破之外,诗坛能拿得出几首经典之作?经历了五百年的绮靡浮艳,终又回到“诗性精神“的正道,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当今诗坛不振,虚假繁荣的外表掩饰不了空乏荒凉的内心,显得没有血性,没有活力。从大体上说,症状类似齐梁之风,却不如齐梁,齐梁尚有技巧创新,今日诗坛究竟有什么呢?许多人只从旁门左道上找原因、找出路,不及根本,隔靴搔痒,甚至离题万里,有的想接近本质,却是那样的吞吞吐吐、如鲠在喉。诗歌缺失“诗性精神”、丢了风骨、消极颓废;诗坛缺失明朗导向、正气不申、误导成患;相关政策官气十足、缺少宽容、没有大气。这难道不是当今诗坛的病根吗?如果连这些基本事实都不愿正视、不敢正视,中国诗坛真的是没有希望了。难道要唤取“诗性精神”的回归,还要再次付出五百年的代价吗?

   三、诗坛能漠视“民心大局”吗?
    据鲁迅之子周海婴说,1957年,毛泽东在谈到“鲁迅活着会怎样”时,说过一句使人惊愕的话:要么在关在牢里继续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对此说,有人证实,有人存疑。我想,不管此说存不存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文人或下监狱、或不做声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当然,还有一批成了“歌德派”了。凡经历过或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存疑吧。
   “识大体、顾大局”,历来是为人称道的德行,这当然无可挑剔。问题是,对“大局”作何理解和解释。
    有以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改善人的生存状态为“大局”的,也就是说,顺乎民心民意才可以称得上是“顾大局”;有以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为“大局”的;有以唯君王的意志为“大局”的,惹恼了,君王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在唐太宗那里,用“民本”思想来维系皇权统治是“大局“,他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谓“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因此,他能从谏如流,即使是有损尊严,也不放弃“大局”。“贞光之治”与这种“大局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在梁武帝那里,维持萧梁王朝的统治,维护皇亲贵族的特权是“大局”,表现在执法上就是“急于黎庶,缓于权贵”,放纵亲贵为非作歹,其结果是自取其祸,在“侯景之乱”中被逼饿死;在晚年的唐玄宗那里,“安享太平”是大局,李林甫、杨国忠算是最顾这个“大局”的了。杨国忠为了粉饰太平博得皇上欢心,隐瞒“大雨败稼”之情,竞“择善禾”报送皇上,并追查如实上报灾情的地方官,如此君臣,不爆发“安史之乱”才怪。在宋高宗那里,“偏安一隅”是“大局”,秦桧是顾“大局”的,岳飞是不顾“大局”的,结果呢,忠良受害,奸臣败国。当然,历史事件都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复杂的个人因素,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一样愚蠢的。我们这里,是从对“大局”的理解这个层面上而言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其结果天差地别。
    当今中国,早已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按理就应该是一切以民心民意为大局。但是,连傻子都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部分“公权”的官僚化、政客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合理程序、缺失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公权”,极易产生大大小小、一任连一任的“专权者”或“独载者”。这些人,把“私货”摆在“公权”的天平上,都会强调自己所认定的“大局”,不“独裁”就“不习惯”了。封建皇帝尚有维系“万世基业”之忧,封建王侯尚有“斩断君恩”之忧,朝廷命官尚有诛门灭族的“风险”,由于时代的进步,这些忧虑他们都没有了,无忧一身轻了,因而视民生为儿戏,置民心而不顾,滥权行为变得十倍疯狂,以至上面不得不一次次划出新的“底线”,要知道,有些“底线”甚至比一般百姓的做人准则还要底,而他们,还是感到“受不了”。这类官僚、政客,对付上司能掇臀捧屁,对付异已能“庖丁解牛”。他们自己的言行大肆违规乱矩,天天在那里制造“不安定因素”,却可以随意用自设的“大局”来打异己的“趵蹶子”,可以用维护地方安定的名义,把言论冒犯者“捆成粽子”。所谓“彭水诗案”,不是作了很“经典”的“诠释”吗?
    这就是说,现实生存环境的改造,仍然需要雄起“诗性精神”,来传达“民声”,申张“民气”。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诗坛,能够对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熟视无睹、对民众呼声充耳不闻吗?民心民意才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局”,难道现代诗坛能堕落得连古代的“乐府”都不如吗?难道现代诗人能消沉得连“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古人都不如吗?我们并不是没注意诗界年年有“采风”之类的活动,可是,那究竟“采”的是什么“风”呢?

   “路不平要铲,理不公要说”,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它的魅力及影响,有其它表达形式不可替代的优势,诗坛为什么总做“小媳妇”状、“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呢?
    体察民情、关注民生、反映民意,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丢了这个传统,诗歌还能为民众喜爱吗?诗人还能受民众尊重吗?什么“诗歌是贵族文学”,真是太可笑了!一些自诩为“诗人”的人,老在那里幻想自己是“精神贵族”,一头扎进“贵族”的“牛角尖”不肯出来,这才真正是十足的阿Q精神!就算是“精神贵族”很高贵,那也要拿出高贵的精神作品来,才能征服人心呀。

四、诗坛能歪读“构建和谐”吗?
    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民心所向。和谐社会多好呀,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没有贪官污吏、没有欺心诈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如果磕响头能磕得来,我想,十几亿平头百姓没有不愿意磕的。
    自古以来,所谓“治天下”,其实主要就是治官,老百姓实在是没有多大治头的,就算有点狗盗鼠窃的事,也犯不上杀鸡用牛刀。活得好好的,还有谁撑得脖子发贱?百姓造反,哪一次不是官逼的?一部《水浒》,概括了几千年。
    百姓期望“和谐社会”,几千年来望穿秋水。但是,百姓喜欢的“经”,常常被歪嘴给念歪了。我敢肯定,冷不丁哪一天、什么地方又会冒出个歪嘴大员来,抡起斧头砍杀“破坏和谐”的“不安定因素”。因为,曲解、歪读、误导是中国的“官俗”;因为,这样对他们“比较的有利”;因为,谁不想围绕自己的意志来“构建和谐”?
    想来,历史上这类事压根就没法数完,最著名的,要数“焚书坑儒”。反“分封”是对的,打了七百年仗,统一了国家,多不容易,谁不想从此社会和谐?车同轨、书同文,天下共通度量衡,“思想”不统一当然不行。于是,那个乱逞能的李斯出了“馊点子”,用“老手艺”:烧、杀!这正合君意,于是,下诏,焚书,在咸阳城里烧了二十多天,把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埋了“土豆”。思想“统一”了,无所顾忌了,筑长城、建阿房宫,要怎样就怎样,要谁就是谁。结果呢,弄得天下人的嘴巴都下岗了,只能用眼睛来说话,更别谈什么文学了,除了李斯自己,其他文人作品连根毛都没有!后人找来找去,找到一支《琴引》,一支修长城的民歌,算是交代。秦朝的“和谐”,真是“伟大”得死水一潭!开历史的玩笑,任你是谁也惹不起,君不见,秦皇的“万世基业”几下子就土崩瓦解了,日日华宴、夜夜笙歌、延绵三百里的阿房宫,让楚霸王一把火愣是烧了三个月!
    和谐,在“官俗”那里,常常是理解为一种声音,一呼百应,一唱众和。天!这样的“和谐”太可怕了!闭眼想想过去的年代,不是吗?如果“官”都能全心全意为民而“呼”,“民”当然会诚心诚意为官而“和”,可是社会现实还远不是这回事。既然存在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甚至恶心恶意,就不能不发出不同的声音,这种不同的声音,至少可以让有恶念恶行的人有所惶恐、有所顾忌、有所收敛。
    “和谐”的概念,内在地就含有“集合、比较、协调”的意思。各种声音协调好,各种颜色搭配好、各种力度平衡好,就社会治理而言,就是要把各行各业各阶层的权力、利益调节好,才称得上是“和谐”。清一色,独角戏,一边倒,那是“和谐”吗?
   诗歌是抒发情感的,而各种情感,均来自社会现实,几千年之前的统治者,就用“采诗”的方式,广泛收集民歌民谣,以考察民情,从而调整治世的方略;用群臣“献诗”的方式,来分析思想情绪的动态,考察为政的得失。来自现实生活的诗歌,情感丰满、形象生动、语言凝炼、言近旨远,从诗中能洞察人的内心,也便于警示和流传。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拒绝它呢?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聪明的为政者,是不会排斥它的。诗歌在构建社会和谐中,本来应该是可以大展身手的,如今却象是捆着石头游泳,不停地呛水,这与诗坛倡导的风气直接相关,当今诗坛,能逃其咎吗?
    诗坛的媚俗,已非一日,这当然与晚节不保的文化“巨笔”有关,可以说是“谬种流传”。但那个时代,毕竟已经渐走渐远。我们关注的是今天,时下,诗坛媚“官俗”仍然十分顽固地存在着:凡是与“官俗”不“和谐”的,一律“封杀”,什么生活真实,什么艺术真实,什么“诗性精神”,都在“不考虑”之列,媚俗的结果,是尽可能地逃离现实,去追求什么“超现实图式”,什么“潜意识、前意识、下意识书写”,什么“魔幻式的怪诞组合”,什么“原欲、肉感、幻象、恍惚、沉迷、发呆、颠狂”,还有什么“不由自主、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等等。当今诗坛,究竟在想着什么、究竟在做着什么?难道不应该自省吗?

五、诗坛能丢掉“采诗传统”吗?
    如果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谁能相信在距今三千年的周代,朝廷就有“采诗”之举?那可是“最残酷、最黑暗”的奴隶制时代。近现代的中国人,骨子里常常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缺乏自信。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把旧时的“科举制度”骂得灰头土脸,而欧美人,却在那里惊讶:古代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开明的制度?因为中国破除士族特权、“开科取仕”时,欧洲还处在中世纪初期的“文化黑暗时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但凡“革命”来了,就是“楚霸王一把火”烧个干净,待到承平时期梳理历史时,态度才会客观一些。对“采诗”的文化价值,也应该持客观态度,不能动不动就用“那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来“一敛封喉”。
    至少,古代“采诗”活动,“客观上”起到了考察民情、关注民生的积极作用;“客观上”起到了警示“王者”,使他们在“观风俗”中“知薄厚”、“明得失”的积极作用;“客观上”起到了记录时代、保存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等等。仅凭这么多的“客观效果”,就足以肯定它是一种好的文化传统。至于主观上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难道能要求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要具备“无产阶级觉悟”吗?
    朝廷派出“采诗官”,长年轮流巡游,绵延数千里,深入田间地头,“振木铎(木舌金铃)”以采诗,而且这一制度坚持了漫漫数百年,用这么大的功夫来考察民情,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会认为大可不必。殊不知,诗歌(民歌、民谣)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记录,经过了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索,经过了艺人心灵之火的冶炼,浓缩了时代生活的构成元素,它比一般的言说,更接近于社会普遍性本质性的东西。一般说来,它排除了复杂的功利因素以及世俗的微妙关系,它既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并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至少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民意,并且折射出时代的要求。因而,通过“采诗”来考察民情,实在是洞察时代心灵、事半功倍的聪明之举,这也是其它活动很难取代的。当然,古代朝臣的“应制诗”及现代的“政治诗” 另当别论。全民“赛诗”年代的直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民间诗”,那其实是一种“精神强暴”的产物,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采诗”有这么多的好处,这一做法自然为后人所继承。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乐府官署每年都要派员遍及中原搜集民歌民谣民曲。朝廷的倡导,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化的发展,汉乐府民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通过乐府民歌,人们至今都能听到当时的“民声”,看到汉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汉乐府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成为后世诗坛师承的典范。建安时期风行以乐府旧题叙写时事,南北朝时的乐府民歌,刚健清新,对诗坛的影响也很大。
    由于民间歌谣贴近现实生活,采诗也成为许多诗人的一种自觉。象屈原、陶渊明、鲍照的诗歌,都受到民歌的启迪和滋养。唐代从杜甫的“拟乐府”,刘禹锡的“民歌体”,到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都致力于从民歌中汲取丰富营养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民间歌谣,常常能为萎靡的诗坛吹入清新健康之风。
    “采诗”是早期朝廷的一种制度,尽管这种制度后来没落了,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宋代官方文人轻视民歌,但一些笔记小说作家,仍然注重搜集民歌,并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明代的民歌,是堪于唐诗、宋词、元曲媲美的“明代一绝”,多为文人搜集,如冯梦龙,以毕生精力搜集、整理和研究民歌,不仅编纂了民歌集,而且阐释了民歌的文学艺术价值;清代为防止利用民歌滋事,对民歌采取压制政策,但清代仍然是民歌盛产时代。文人在搜集、整理和保留这些民歌的过程中,自然潜移默化地受到积极的影响,并有意无意地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
    “采诗”的传统,也在文学的其它领域得到了传承,如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两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采自民间,元、明的散曲、杂剧不少也采自民间。
   诗歌与民间歌谣这道生动的风景,总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太了解国外诗歌史的情形,但盲诗人荷马的英雄史诗,是在长期流行于民间的“短歌”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却是无疑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作,特别喜欢用大众语言,受民歌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即使这样,他在逝世前仍然批评自己没有走进田间农民、纺织工人、撒网的渔夫等等劳动者的院子。他认为: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蓝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如果说,周代是分封制国家,朝廷派出“采诗官”到各诸侯国属下采诗考察民情,尚不会对周天子的统治构成直接影响,那么,汉代可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朝廷怎么能容忍《东门行》这种明显具有“造反意识”的民歌呢?汉代又是频繁征伐的时代(特别是武帝时期),又怎么能容忍《战城南》、《十五从军行》这种明显具有“反战意识”的民歌呢?就算这类民歌反映的是武帝之前或之后的社会现实,有哪个君王能够容忍民间对先帝的朝政效果说三道四呢?采用这么宽松的“文化政策”,难道那些封建帝王的“民主意识”比现代人还要强?朝廷在“民间情绪”和“皇权统治”之间,是怎么权衡利弊的呢?这真是一道难以解开的历史密码。
    按照国人的说法,当代中国,已经迈入盛世之门。乱世重“尚武”,盛世重“修文”,真弄不明白,怎么反倒有人为文学写“悼词”,宣布“文学死了”、“诗歌死了”呢?我们的“文化政策”,是不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呢?
   诗歌没死,但诗歌病了且病得不轻却是事实。诗歌病成这样,竟然还有人大谈取得了“前所未有成就”,这就只能给后人落下“笑柄”了。诗歌之病,“御医”已经治不了,“洋医”也不见效,也许还是要寻求“民间偏方”。但是,那要得到相关政策的首肯。老拿“国际影响”、“国际形象”说事,是不是把玩笑开得太大了,谁家还没有一本“难念的经”,那些“洋人”也真的太多事了,竟然害得中国诗人都写不好诗了。
    “采诗”一说,当今诗坛似乎早已遗忘了,这一文学传统几近失传。多少年了,诗界的“采风”,是只得皮毛,不得精髓。“采风”活动多是带政治性色彩的,是“命题作文”。这种“见光就死”的诗,怎能不让人翻肠抖肚!由于诗坛的误导,诗人似乎也都不屑于采集民间的东西了,连一些本身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对身边的现实和民众的情感也提不起兴趣,而一味热衷于追求连自己也没弄明白的什么主义、什么流派,把心力全用来雕琢妄词怪句,这就难怪民众讥讽当代许多诗歌都是些“精神病人的胡话”。真正脚踏实地的诗人,总想走近民众。只有自命不凡的“诗人”,才会远离民众,以显出自己的“高贵”。而我们的“诗坛”,却也在那里为这类“自命不凡的诗人”瞎鼓噪,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当今诗坛,有资格、有学识、有能力来引领中国诗歌吗?写不好诗还不让人说,谁要说“不好”,那就是错,那些动轧教训别人“不懂诗歌不要妄谈诗”的、很“懂诗”的“诗歌编辑”,到底懂多少“诗”呢?
    有趣的是,与病态的诗坛对垒的,是当代民歌民谣的风行,有许多歌谣,简直精彩得让人拍案叫绝。可是,诗坛不要说主动去采集,去“汲取营养”,恐怕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了。远离现实,目无民众,中国诗歌还能走出“死亡谷”吗?

六、诗坛能背离“中国风格”吗?
    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今天,诗歌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绝对没错。问题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大批量的“中国仿造”,很少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制造”。借鉴国外诗歌创作经验,十分必要,但不能弄成一种“国际媚俗”—— “欧美中心” 、“诺奖第一”。
    中国诗人了解和学习国外诗歌,多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作品,而经翻译的诗歌,由于民族语言、心理、风俗等方面的差异,在意象的理解及诗美方面,是不可能原汁原味的,加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环境及作者处境不完全了解,读者对诗意的理解难免局限。这就是说,以这种“打了折扣”的“字模”来“描红”,是难得“神韵”的。再说,模仿,永远都达不到一流。
   海外诗风吹进中国诗坛,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大面积覆盖中国大陆,当是“四五”天安门诗潮之后。这当然是一个历史进步。中国是一个经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对那些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海外诗歌流派,自然有耳目一新之感。
    “朦胧诗”的出现,实质上是人本主义对文化专制的反抗。它的宣言是“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但它又只能在压抑的文学环境中来表达,因此,为求得思想的“质”的表达,寻找新的美学方式,不仅是艺术的需要,也是环境所迫,并非刻意要弄得人“似懂非懂”。从这层意义上说,那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情感抒发的悲哀。
    对中国诗坛影响较大的海外流派,主要有:西方表现主义美学——表现非理性的生命直觉、内在激情以及抽象的哲学思维;后现代主义——推倒神性和英雄,回归人性,反叛理性和秩序,回归自然;象征主义——追求“交感”,味、色、声相互感应契合,用隐喻、暗示手法来抒发现实生活中不可捉摸的“内心隐秘”,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唯美主义——以色彩、造型、精思、境界的幽雅、精巧、含蓄、和谐的纯艺术之美,来对抗庸俗、功利、市侩习气;超现实主义——无意识书写,不要理性,厌恶现实、崇拜梦幻,认为理性是对人的桎梏,强调对下意识领域、梦境、幻觉、呓语等“超现实”的东西的记叙;新超现实主义——崇尚本能、反对理性,用表现“超现实的个人世界”和“埋藏在无意识里的意象”,来表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抗争,表现了一种绝望的努力;“先锋派”——寻找和使用非传统和革命性的观念和技巧。等等。
    这些流派从不同角度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在艺术上的探索、突破与创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合理吸收这些“合理因素”,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无疑十分必要。但是,缺乏理论思考的学法,往往会弄成“买椟还珠”。如,学唯美主义技巧,却忘却了“对抗世俗”的“质”;学象征主义的手法,却丢掉了“内心真实”的“核”;学“后现代”的反叛,却漠视对人性的尊崇;学“先锋派”,主张以浅白的表象化书写来注释现实和历史,却放弃对健康的诗歌观念和技巧的追求,把“诗”弄得庸俗、肮脏、粗鄙甚至丑恶、下流,等等。其结果,正如庄子说的那个燕国青年,学邯郸人走路,不仅没学会,弄得连自己的走法也忘记了,最后只好爬行。
    中国是一个诗国,在几千年的诗歌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也曾经给海外诗坛以巨大影响。如,“意象派”就是以中国诗作为武器,用中国诗的淳朴、自然、含蓄来对抗浪漫主义的滥情、雄辩和灌输;“现代主义”以开放精神融汇了各国文学因素,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具体表现技巧上,海外流派的一些手法,其实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可以找到原始迹象,如象征主义的“交感”,与中国诗的“通感”(听、视、嗅、味、触觉沟通),“隐喻”、“暗示”手法,与中国的“博喻”(用多种多样的比喻来加强形象性)、“曲喻”(拐弯比喻唤起联想),在基本的思维方法上应是同源的,只是中国的这些手法,没有在理论上予以深入和扩展。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风格”呢?惶恐得很,可能至今也没有形成共识。我们对“中国风格”的系统性研究实在是太少。既要走向世界,就要把中国诗风与海外诗风作比较研究,从中发现自己独特的东西,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发挥自己的“强项”,并引导诗歌创作把海外“精华”汲入自己的“精华”中,彰显自己的鲜明风格。作品没有本民族的鲜明特征,是不可能得到世人公认的,又怎么可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要总拿“艺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来搪塞,规律是客观的,但规律要通过主观形式的发现和总结,才能变为自觉遵从的东西,才能少走弯路、避免生命浪费。缺乏理论思维的实践,必定是盲目的。总指望瞎子摸鱼能摸出大鱼来,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思想方法未免太可笑。缺少理论思维,缺少风格训练,缺少艺术修养,难道不是当代许多中国诗人的“短腿”吗?拿不出征服人心的作品,或者有了这种作品找不到正确方法介绍出去,却用中国当今盛行的“关系学”的思维方法,求诺奖评委“弄个诺贝尔文学奖”,这真是开国际玩笑!怎不让人感到中国作家是多么猥琐。如果就这种“中国风格”,那真不如一头撞死!
    “中国风格”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点也许没有人否认。在一些诗歌作品中,我们也能模模糊糊地体味出来,这可能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但是,很不鲜明,并不是一种自觉。这正是没有予以总结和引导的结果。长此下去,“背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从“仿制”、“滥制”风盖过“研制”、“精制”风的现实可以推断出来,
     讲“背离中国风格”,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如果有兴趣,可以作这么一种考察:从当代诗歌刊物、各类文学杂志、报纸文学副刊、网络文学中,任意挑选出一百首诗歌,深入研究并统计一下,体现以人为本思想的诗歌有多少?体现积极入世精神的有多少?能保持诗人独立人格、不畏权势、不媚世俗、直面现实和人生的有多少?能坚持自己对现实的真实感知并自由书写的有多少?对现实中的不合理具有反叛精神的有多少?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独创精神的有多少?等等。而这些方面,正是体现中国传统的“诗性精神“的精要,而这种“诗性精神”,又是构成“中国风格”的核心内容。同时,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中,任意挑选出一百首,作同类研究和统计,从中作出比较。或者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考察一下,当代诗歌具有精神空虚、颓废、病态、虚妄、自闭、矫情、格调低下等倾向的有多少?这种方法虽然显得笨拙,而且对每首诗判断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总是能显示出一个粗线条的东西。粗线条就能说明问题,这里并不要绝对精确,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精确。
    再如,追求“立意高洁“、“境界新奇”、“凝炼精警”、“风趣灵动”、“格调纯正”、“神韵风流”、“情景相生”、“感物吟志”、“理趣生动”等等,也是中国诗的传统风格,这些“中国风格”,在当今诗歌中究竟还剩下多少呢?
    我并不否认在当前的中国诗界,有既博采众长、又体现“中国风格”的大气作品客观存在的可能性,但我却怀疑诗坛有“惠眼”、有“胆识”推出这样的作品。我也并不否认当今确有一些“清新”之作,但在“诗歌大陆”,肆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
    这里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认为所有的“诗歌”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在逻辑上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照此推论,那么也可以说,所有人的每一句话,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诗歌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诗歌,应该怎样来反映现实生活,自有内在的要求和标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之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那些自诩为“先锋派诗人”的“口水诗”,正是犯了这个低级错误。

七、诗坛能忽略“诗外功夫”吗?
    陆游说:要学诗,“工夫在诗外”,概括得十分经典。此说在诗界应是尽人皆知,但真正把它当回事、认真考其深意并身体力行者,寥寥无几。总想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总想以一点小聪明,去傲视当代、超越前人,是当今一些“诗人”的通病。
    说来有些年头了,诗坛风行着“另类”的“诗外功夫”。只要长了一点点心眼的人,就会发现大行其道的是些什么“诗”。

    一曰“官样诗”。一方“父母官”,突然喉咙作痒,要哈痰了,“哈”出“诗”来,什么“斗志昂扬”、“展宏图”、“齐奋斗”之类,于是,地方报刊唯恐怠慢,醒目推出,怎不让人呕翻肚肠!人家“横”惯了,以为写诗就象滥权一样简单,无非想显示“才艺超群”,让人折服。可悲的是,我们再也见不到“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于官家事夷狄”(《河北民》)这种“官诗”了,当然,现在不“事夷狄”了,“事”什么呢?全国每年公款吃喝二千亿元以上、官员出国“考察”二千亿元、公车消费三千亿元!王安石这么针砭时弊,贬损朝廷,真难想象怎么能一直官至宰相呢?
     二曰“换亲诗”。这与旧时娶不上媳妇的光棍一样,互相换娶姐妹。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诗歌编辑”,互相沟通、互相发稿、互相吹捧,抬着混。这类“诗歌”,太欺负读者“没文化”,对那些崇拜诗歌的青年危害尤烈。报刊是旗帜,人们会误以为那就是当代最好的诗歌了,于是纷纷仿效,诗坛怎能不越搞越糟?

     三曰“人情诗”。尽管诗已经不值一文了,却还能在一定的“圈子”里让人“高看一头”。于是就有人,才力不够就“打关节”、“结人缘”,“人情”开路,“文化走私”,加上现在报刊本来就充塞着许多“狗屁”(民间语)诗,“在下”的“诗”再差,有形无神也好,有口无心也好,有皮无骨也好,总不至于连“狗屁”都不如吧。再说,有异议岂可怕?反唇相讥的话是现成的:不懂诗不要妄谈诗!

    四曰“应时诗”。哪个地方有什么“活动”了,或者要张扬什么“政绩”了,想起要让诗界“发挥作用”了,“××搭台、文化唱戏”,把诗歌当作婢女使唤。一方诗坛却当了真,很识抬举,不负使命,顺时俯仰,歌功颂德人皆受用,弄得人高兴了,总能赐个一升半斗,况且还能跟着“扬名”,何乐而不为?
    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诗坛早就见怪不怪,而且堂而皇之:“什么路子都可以探索”嘛!原来,诗风不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更糟糕的是,诗坛把作为诗人基本功的正宗的“诗外功夫”,也一起忽略不计了。
    俗话说,龙眼识珠,凤眼识宝,牛眼只识青草。由于诗坛诸多(非全部)“把门”自身学识贫乏,阅历肤浅,情感干涸,根本谈不上对诗歌的“洞察力”,这正如让一群根本不懂比赛基本规则的人执哨主裁,还不如“野哨”公正,赛事岂不乱成“一锅粥”?
    其实,每一首诗中,都可以读出作者的“信息”。作者的功底如何,是无法掩饰的。比如讲,阅读与思考。作者对诗作中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有没有足够的相关知识的支撑?对相关生活有没有深入的思考和充分的理解?在形象思维的“表”中有没有理论思维的“质”?作者究竟“发现”了什么?作者对生活持什么态度?这些隐藏在作品后面的东西,都是可以窥视出来的。这并非要求诗人都要成为哲学家,但是,要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没有基本的哲学思维,是难求其深的。比如讲,砺志与养气。磨砺志操修养气质也是诗外功夫,诗人高尚的心志、高洁的操守、高雅而独特的气质,是在现实生活中冶炼出来的。不屈的精神,探索的勇气,犀利的眼光,令人感佩的风骨,才是诗人获得魅力的“真功”,必定会反映在作品中并能感染读者,引起共鸣,给社会以健康向上的积极影响。一味消极地逃避现实、敌视人生,或者情调卑劣低下,其作品也可能混迹一时,却没有什么生命力。原因很简单:人类要世代延续下去,需要的是什么呢?
    比如讲,观察与体验。世事盘根错节、纷繁复杂,人间万事,岂能事事上心?观察总是要选角度、定范畴的,在这个角度和范畴,通过对历史、现实的观察考查,并获得生活和情感的体验,然后作出合乎逻辑的评判及合乎情理的推测,作品才有根基。作品的切入点及吟咏的基调,直接反映了作者“诗外功夫”扎实与否。诗坛在审阅诗歌作品时,洞察了这些“诗外功夫”吗?让根本没有诗歌素养的人“把关审阅”,无异于让聋子听钟报时宸,让瞎子守门认案犯,让跛子带路追盗贼。
    练功与写作,是一个“练、写相长”的实践过程。我们强调上述“诗外功夫”,并非说诗人要先完成这些功夫再来写诗,那是荒唐的。而是说,作为诗人,不能把写诗看成是“文字游戏”,还有必修“功课”要做;作为诗坛“判官”,要有足够的学识和眼力,才能对作品作出比较准确的评判和选择。“判官”功夫不到、素养不够,真正的“屈原”(杰作),就会被“放逐”江湖;真正的“嵇康”(力作),就会被“误杀”东市;真正的“东坡”(豪放之作),就会被屈死“冤狱”;而大批“钦差”(伪诗),就会被奉为“上宾”,弹冠振袍从正门进入。

八、诗坛能叛离“诗的语言”吗?
   《说文解字》曰:诗,志也;《毛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都沿用了《尚书·舜典》“诗言志”的说法。春秋时,“赋诗言志”大行其道,成为那时的社会风尚,那是为了把思想表达得宛转含蓄而高雅。总之,“诗言志”是几千年的共识了。志,当然含志操、志向、意志并引申为愿望、思想、情感等意义。但“言志”还是不能把“诗”与一般的“文”区别开来。因为,“文”言理、言趣、也言志、言情,而“诗”言志,言情,也言理、言趣。因此,说诗即志,似乎总有点生硬。后人把“分行、押韵”作为“诗”与“文”在形式上的区别。到现代,诗连押韵也不讲究了,就只剩下“分行”了。
     清人吴乔以意为“米”、文为“饭”、诗为“酒”的说法,把“诗语”与“文语”的区别比喻得比较贴切。诗语凝炼精致、含义隽永、淳美醉人。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诗的语言是最精致也是表达难度最大的语言,把散文写出诗境是美文,把诗写成散文却是臭诗。
    从语言角度看,我倒更愿意把“诗”看成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诗,“寺”“言”也。寺,神祗的处所,引申为神。神顺天意、济苍生。但世上本无神,神在人心,民意是天,众望是神,合乎天意民望而又精粹有意蕴的话,才可以称得上是神言——诗。诗语,是一般人想说而又说不透、说不好或者说不出的话。
    诗的语言,讲精粹、讲包孕;讲新奇、也讲平淡;有时,还讲几分“神秘”,但决不是永远也解不开的“神喻”。它留下的“神秘之感”,正是“不经意”地给人留下思索和反刍,以期对吟咏对象以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一览无余”式的语言达不到的。
   诗的语言,总是那么奇妙,它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朝圣般用心灵去感悟、去膜拜。因为,它能在风沙弥漫的浑沌中,让事物本来的风景显影;它能在不断死亡的时间废墟上,用神性的光芒照亮生的感觉;它能让人在横际于永恒黑暗中间的、一道光的缝隙中认读人生的意义;它能在饥渴的精神戈壁中,凿开一口记忆恒久的深井;它能在绝望的荒原野地摇醒昏睡的灵魂;它能让苍白的内心看到希望和力量、正义和血性。诗的语言,是时代的洪钟,是生命的箫鼓,是灵魂的叫喊!它是睿智的,灵动的,它征服人心的力量是强大而不可抗拒的!
    百年以来的新诗运动,在语言上做了艰难的探索,应该说取得了成就,但新诗仍然是一个孤独的夜行者,走到今天,甚至又有点“鹿回头”的意思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
   一、“诗语”的神秘化。这条路在新诗萌芽阶段就已经走过了,其结果,只是作为一个探索过程被记录下来。致力于学习西方、倡导诗体解放的新诗先驱夏曾佑,探索用西学名词、新造名词及孔教、佛教和基督教经典语入诗,把诗弄得生硬艰涩,无从索解,最后连自己都失去兴趣了,鲁迅曾讥讽他的诗是“可恶之至”。五四之后的“诗坛怪杰”李金发,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以浓烈的神秘感,咏唱个人休戚,去创造虚无飘渺的“美的世界”,尽管他在诗美探索上开辟了一条道路,终因难懂而淡出诗坛。当代“朦胧诗”,后来的过份神秘也不能不说是退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诗坛,风行从“语码”(传统的语言符号)书写,转为“意码”(意象符号)书写,当然也是一种探索。但是,它极容易重蹈“神秘化”的覆辙。“意象”总是带有个人主观认知的色彩,“意象造景”,总是从包含的多种意义中选择某种意义(邻近的或遥远的)作为“构件”,一连串繁复的“意象”,把本无联系的意义刻意连接起来,发生一个新的意义,读者必须在琢磨、猜测中予以组接和复原,才能理解诗意。这实在是一种累极的事,把欣赏弄得这么苦不堪言,想法再好,读者并不领情,更别说流传开来。即使是再好的表现方式,应用不当且无节制,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八股”,照样使人生厌。我以为,只有简约而得体地运用“意象”表达方式,才是真正的高手。今日许多诗歌,语言怪妄离奇,甚至作者和编者自身都说不明白,让读者怎么去理解?意思说不明白,等于没说,人们只好弃之不理。这不能不说是滥用“意码”的后果。而把“过失”推给读者,一味地抱怨读者不懂,更是毫无道理。
    当今“意码”书写之风甚烈,但成就不敢恭惟。业绩尚未成就,却急于把“语码”书写贬得一钱不值,显得过于浮躁。要知道,所谓的“语码”书写,曾经创造过诗歌的最高成就,至今也无人超越。有人认为,“语码”书写僵化、守旧、低俗。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汉语的组合能力、表现能力和再生能力是十分强大的。一万多汉字(常用汉字五千多),十几万条复词,仅成语就有一万七千多条,就算是全部用传统的本义(所谓的语码)书写,词语的巧妙组合会翻出神妙莫测的变化和新意,认为“语码”书写会不断地重复甚至抄袭,没有根据。音乐只有七个基本音符,却可以无限制地组合创造出美妙动听的乐曲来,并没有哪个作曲家,抱怨或者否定传统的七个基本音符的功能。说传统的“语码”组合、再也创造不出富有新意的“诗的语言”来,能让人信服吗?
    “意码”书写是个好东西,它能充实“诗的语言”,使“诗的语言”不断获取新的活力,但要完全彻底地否定和取代传统的表达方式,只能是一厢情愿,至少在当今还不现实。只有拿出大批量公众认同的、成功的顶级作品来,才有资格来谈“否定和取代”的问题。
    二、“诗语”的粗俗化。与“神秘化”相反,诗歌语言的“粗俗化”是另一个极端。当今一些“诗歌”,简直“粗俗”得让人忍无可忍!为清洁文字起见,我们这里不屑于对“脏话”、“粗话”入诗作什么评论。我们只对一般的“口语入诗”稍作探讨。
    口语入诗,古已有之。特别是仿“乐府”风格的诗,口语入诗大量存在,如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李绅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等等。能入诗的口语,有的是长期流传于民众口头,本身就具有很浓的诗意;有的是民间熟语,被诗人放入特定的语境,立即就生出诗意;有的口语只是一种毛坯,经过诗人的冶炼才生色出彩。口语入诗,能让人觉得特别的自然天成,有如天籁之声。但是,口语入诗是有条件受限制的,并不是什么样的口语都能入诗,强求入诗,必定是语言泡沫,谈不上是“诗的语言”,所谓“鹦鹉能言争比凤,蜘蛛虽巧不如蚕”。如果馅饼好不好吃、冲不冲厕所能直接入诗,那么,天下断然无诗。如果说这是“尝试”,那这种尝试也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当年胡适尝试白话诗,就有“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的“诗句”,结果让人大大地讽刺嘲弄了一番,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首“打油诗”、“游戏”而已。如果胡适一直这样“游戏”下去,现代诗歌史上就绝对不会有他的名字。
     “粗俗化”与追求自然、平淡风格也是毫不搭界的两码事。前人有“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之句。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今之人多作拙易语而自以为平淡,识者未尝不绝倒(指大笑)也。”“自然”要求质朴、不雕饰、不做作,有生气、有天趣;平淡要求语言朴素,富有情味,内容精辟,正如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我们从当今的诗海里,随意捞出一批“诗”来,就可以发现,仍如欧阳修所说“其语多得于容易”。
    “神秘化”和“粗俗化”,都是诗歌创作中的偏执和极端,都是对“诗的语言”的叛离,根本不会有什么出路。哲人说,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而当今诗坛,不仅在正确导向上根本无作为,反而兴风作浪,甚至藏垢纳污,把诗歌作践得惨不忍睹!这究竟是学力问题呢,还是我们十分不情愿相信的文品问题?

九、诗坛能坐视“诗人三落”吗?
    在历史这尊"青铜器"上,早已铭定:诗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醒雷;诗人,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图腾。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总为这个民族引为自豪。
    自古诗人多磨难,但其精神世界,却总是那样丰满与雄健。矢志不渝地追求现实生活的理想化、追求艺术人生的完美化,是诗人与生俱来的品格。这种追求,让一个民族不断地发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不断地看到新的希望,不断地产生新的动力。因为诗人对脚底这块热土太多情,对头顶这片蓝天太多情,对周围的芸芸众生太多情,因此,诗人的思考,总是站在时代前面,为理想开路,永不停息。当时代实现了先前的理想,他却又发现垃圾场边还有一个弃婴!正是这种品格,使诗人不屑于歌功颂德,不屑于顺河打趟;也正是这种悲剧性品格,决定了诗人的悲剧性结局。诗人似乎天生就是让后人怀念的!
    古往今来,多少诗人为了这种追求,不惜用血与生命来抗争;多少诗人为喊出正义的声音,而甘于笑对苦难人生。多少年来,我们受够了“伟大和崇高”的愚弄,凡是人为张扬的“伟大和崇高”,我们都有理由怀疑其为功利所驱使。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在我们的土地上,的确有“伟大和崇高”精神的存在,比如讲诗歌精神。它是一代一代诗人,用人生悲剧的代价冶炼出来的。诗人的悲剧,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因此,诗人的人生悲剧,总是那样让后人扼腕叹息,总是那样长使英雄泪满襟!
    当代中国,早已是“人民的天下”了。按理,诗人可以放马追求心中的“完美”和“理想”了,可以放开揭示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了,可以放声呼唤社会和人生的合理秩序了。但是事实上,距离究竟还有多远?不难判断。再说,人民有能力来呵护自己的土地上升起的“智慧之星”吗?
    诗坛,也早该是“人民的诗坛”了。可是,作为精神拓荒者的诗人,至今仍然是一群精神流浪者!
    一切都在改变,唯有诗人的命运,多舛如初。
    我们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站在楼顶随便扔一枚石子,都会打中‘诗人’”的“奇观”。经过大浪淘沙,有的自绝了“诗性精神”,因为他们的脆弱,我们无需惋惜;有的放弃了诗的追求,因为人各有志,我们无需责难;有的耽于安乐,江郎才尽了,因为诗歌不需要滥竽充数,我们无需强求;有的已被奴化,一味地谄媚邀宠去了,我们无需指望。他们传承不了“诗性精神”,也承载不起人文关怀的责任,他们把挑子撂给了最后的坚守者,我们只能任其随风飘去。我们关心的是,最后的守军和大批立志负起诗的责任的青年,他们能走出落难、落魄、落寞的命运吗?

一、“诗人落难”并非危言耸听。“文字狱”是中国政治的恶根,风雨一来,便漫山遍野疯长。始作佣者,当追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那是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此后直到唐代,也许统治者看到了“焚坑”的恶果,一般还是能够对文人取包容、对学术取兼容态度的。也许是唐末的黄巢从“反诗”泄愤到动真格的造反称帝,给了宋以后统治者太大的刺激吧,此后的“文字狱”便时常大行其道了。震动国人的“文字狱”个案,当始于宋代的“乌台诗案”。那是十足的“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的“文字狱”。苏轼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两句咏柏树的诗,竟被权臣诬为“有谋反之意”,尽管宋神宗也感到这很荒唐,毕竟事关重大,苏轼差点就送了命。当时,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不计前嫌(苏曾经是他的政敌),仗义执言,愤然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苏轼不仅是豪放的诗人,而且也是政绩显赫的官员,而他一生,却多是在围攻、夹击、抄家、坐牢、贬谪、流放中度过的。他的妻子说:“他一生好作诗。诗有什么用,反而惹祸!”一怒之下,焚烧了苏轼的手稿。“乌台诗案”为“以诗定罪”开了先河。明代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因他是和尚出身,凡发现诗文中有“僧”、“光”及同音字,对作者即行诛杀。明初大诗人高启的“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的诗句,让朱元璋觉得是故意讽刺他的后宫不干净,后来朱元璋找个把柄,将高启腰斩于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文字狱”更是愈演愈烈,动不动就株连、滥杀。
    历史常常出现不可思议的“悖论”,在“人民的天下”,也常常有喊出人民呼声的“侠骨”被压碎的事情发生。第一个祭刀的,是当年因谏诤被“公开批判”、“秘密杀害”的王实味。开国之后,第一个中枪的,是文艺理论家、诗人阿垅,尔后又“引蛇出洞”,弄出个以诗人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的阿垅,最终屈死狱中。此后的反右、文革,“文字狱”更被推向“高潮”,满天下追查“天安门反诗”的嚣声,我们至今仍嗡嗡在耳。“文字狱”的阴影,在“新时期”的初期仍然盛行,甚至一直延伸到今天。
    “文字狱”无疑是专制的产物。与封建专制的“文字狱”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字狱”却是“以人民的名义”!这当然是一种更可怕的噩梦。这些年来,“朝廷”废止了“文字狱”,而“郡县”的“文字狱”却时有所闻。媒体披露的被人民公安逮捕和人民法院判罪的,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人,却深刻反映出“公权加速异化”、“地方专制猖行”的社会现实。“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咏史》诗)那种状况,难道不也是今天的现实吗?“文字狱”历来为善良人们所切齿,却为专制独裁者所嗜好。只要专制、独裁的存在是一种现实,诗人敢于喊出真实的声音、媒体敢于传播这种声音,那么,“文字狱”疯行,诗人落难,就是绝对现实的事情。从“彭水诗案”到“稷山文案”,已经做了现实的注释,而因“文字”受处罚、遭报复、挨黑砖这类做“内部处理”的,更不知该有多少!
    古时,朝廷的谏官有不少是诗人,不任谏官之职的官员诗人,也有不少冒死谏诤的佳话。他们“与帝王争是非”、上“纠绳皇帝”,下“纠绳百官”,宁可被杀、被囚、被罢、被贬、被围攻、诬陷、流放,也不放弃正义,诗人的气节是何等感人!
    几十年来,面对“圣时杀才子”、“强权碎侠骨”,诗坛,你为什么总是逃避自保!

二、“诗人落魄”也非子虚乌有。“落魄者”,穷困失意也。诗不仅能“祸人”,而且能“穷人”。
    “诗能穷人”这句常言,述尽诗人之痛。自古以来,那些曾经“居庙堂之高”的诗人,因为坚守良知和正义而被罢官、贬谪、流放,尽管精神痛苦,在生存方面,也许尚无饥寒之忧;而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平头诗人,不仅有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且终生伴有生存危机。大诗人杜甫,曾经穷困得跟着养猴的人到山谷里去拾橡栗;在天寒地冻季节,穿着夏天的薄短衣到山里去挖黄独充饥,挖到天黑,空手而归,妻儿饿得有气无力,连四邻都为之流泪。杜甫困顿一生,最后死在船上。诗人殷遥,死时家里一无所有,年仅十岁的女儿天天啼哭,亲友可怜她,才凑了点钱发丧。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些诗人述穷的诗句。

    李贺——“无钱酒以劳”、“乃歌一解以送之”(无酒为朋友送行,只好作歌送友),“终军未乘转,颜子鬓先老”(李贺贫病交加,还不到十八岁就鬓发苍白,这位才气横溢的诗人只活了二十七岁);王季友——“自耕自刈食为天,如鹿如糜饮野泉”(穷得与野生动物为伍),“雀鼠昼夜无,知我厨廪贫”(连鼠雀都知我家贫穷不肯光顾);段文昌——“曾遇阇梨饭后钟”(饿得实在不行,听到僧人开饭的钟声就去混口饭吃,久之,僧人都讨厌他,改为吃完了饭再敲钟);孟郊——“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穷得连一样东西都没有),“暖得曲身成直身”(大寒天冻得身子都蜷曲了,有人送来炭火,身子才暖得直起来);贾岛——“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鬓发能有多少呢?连鬓发都想弄来织衣御寒,不是冻怕了岂能想得出?)。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
    以诗人的才智,如果能舍弃自己的追求,或博取功名、或趋炎附势、或投身商贾、或躬耕田野,天无绝人之路,何至于穷困潦倒?但是,诗人的天性,常常令其不肯回头。
    英国诗人济慈说:“英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社会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虐待了他们。”这与欧阳修说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意思一样,是说苦难才使他们写出好诗来。如果从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个角度看,当然是对的。但我总感有些偏颇,因为,伟大作品并非全出于穷困文人之手。当然,亲身经受过苦难,写苦难的切肤之痛会更细腻、更生动感人。
    旧时代社会亏待诗人,因为那是旧时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如果还坐视诗人穷困潦倒,这与情与理都说不通。诗的创作,是一种最艰苦、最耗神的精神劳动,说它是一种“精神苦力”,一点都不为过。诗人的劳动价值得不到承认,这难道公平?更何况,由于诗坛不开明,诗人耗尽心血写出的作品,越是能反映时代真实的越是不能发表,连那点微薄的报酬都得不到,作诗岂能不使人变穷?当然,生存不下去,你尽可以躲开诗歌,社会并不嫌弃多一个商人,多一个“公仆”,多一个民工,也并不惋惜少一个诗人,这对诗人当然无话可说。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此轻视精神劳动,如此“虐待诗人”,这个国家和民族,还能说是健康的吗?
    面对诗人的辛劳和穷困,诗坛,你为什么总是默不作声!
三、“诗人落寞”更非空穴来风。诗人早已成为“边缘人”,被社会冷落在一边。他们既无缘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更谈不上得到社会的尊重。当然,这里主要是指那些以诗歌为毕生事业、苦心孤诣、在诗歌荒原上的默默耕耘者。
    首先,“落寞”的并非“伪诗人”。由于诗坛的沉沦和诗风的萎靡,一些招摇过市、欺世盗名者,盗走了一顶顶诗人的“桂冠”。他们谈不上“诗歌精神”和“诗人气节”,他们迎合世俗、逢场做戏;出楼入馆、歌功颂德;低眉俯首、拜金逐富;误导青年、蒙骗社会。他们为权势和财富所奴化,败坏了诗歌,扭曲了人心,是一群亵渎诗神的祸害。但是,他们却拥有了或者说骗取了诗界“话语权”,甚至掌管了诗歌的“生杀权”,这些人当然不会“落寞”。毕竟,伪诗人总是经不起时间的冲刷、历史的过滤,只能成为这畸形现实中的匆匆过客。功罪自有后人评说,谁也割不断历史的舌头!
     其次,“落寞”的也非“准诗人”。当今一批热爱诗歌的青年,他们苦苦寻找诗歌的出路,在迷宫中左冲右突,在沙漠中千回百折。他们中,流派林立,花样翻新,怪招迭出,好不热闹,所谓“乱王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他们在诗歌技巧上的探索精神可嘉,但是,他们的诗歌主张,难免离题万里。他们总想绕过诗歌沉沦的实质、躲过湮灭诗歌的环境、避开过于敏感的政界神经,来开辟诗歌的新天地,这显然是天真的。其实,诗歌的真正出路,并非只在“技巧”上,而更在于“实质”的改变和“环境”的突破上。就诗歌本身而言,“诗性精神”是“血骨”,“艺术真实”是“皮肉”,“表现技巧”只是“服饰”和“化装品”。这些“准诗人”,随着阅历的加深,终会分化,其中也会有一批人成为真正的诗人,但同时也走进了“落寞”之列。
     “落寞”的,是那些真正称得上诗人的成熟诗人。由于他们深悟“诗性精神”,不肯顺时俯仰;由于他们怀抱“赤子之心”,不肯欺世盗名;由于他们崇尚“敦厚踏实”,不肯空言塞众。因此,他们实际上也就被剥夺了诗坛言说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只能把精神痛苦深藏在心。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把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把对理想和艺术的追求,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当今注定难见天日。有时,他们也按不住言说的冲动,为了绕过另一种类型的“文字狱”(文字审查),发表的诗作中,总隐隐约约有欲说还休的意味,有负屈难申的意味,有悲苦难言的意味。而这种“隔山弹鸟”的表达,对激情横溢的诗人而言,其实是一种残酷,结果是更加深了诗人的“落寞”之感。总之,由于他们具备了诗人的德行,同时也就收到了“落寞”的报应。
    作为诗人,当然要耐得起寂寞,这是一句很轻松、很现成的套话。但是,作为社会,封锁艺术的真实、关闭正义的声音,难道是合理的吗?盛世之治,当兴开明,古人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雍也!”当今诗人,多生活在底层,最知民间痛痒,既是“人民的江山”,就应该让他们自由述说生活之痛、世俗之弊、施政之失、民众之望。这于政、于民都有莫大的好处。为什么不能让诗人在当代就能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难道还要象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那样,只能让诗人在若干代之后才能重见天日吗?那样,“人民的天下”,对诗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当然,即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诗人的言说自由,也不可能靠谁恩赐。这需要呼吁,需要抗争。
     面对诗人的隐痛和苦楚,诗坛,你为什么总是一言不发!凡是了解诗歌的人都知道,真正的诗人,都是民族的精英啊!
天!当今,谁为诗人而哭泣?

十、诗坛能逃避“良心拷问”吗?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诗评家都在研究些什么,是研究“文学回归本位”么?“文学的本位”又是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是“性灵”、“闲适”、“纯美”?是寻找“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如果是这样,那么,从诗经开始,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各代乐府、民歌的“文调”,可以说基本上全都错了,而齐梁之风、宫廷艳诗、贵族滥情以及当代的“遗情书”之类的诗文,才可以说是回到了“文学的本位”。把这个“理论”贯彻到底,岂非几千年来锻造的“诗性精神”、“人文关怀”、诗人风骨,全都是“历史的错误”!而且,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错误,也是世界文学的错误!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难怪当今中国诗坛能够那么心安理得,全无愧色。
点赞(0)
收藏文章(0)
向编辑推荐
分享:
最近访客

小怪

龙翔宇

发表评论
回复:  
网名:未登录网友 请先登录
评分:              
内容:
呼朋唤友(@好友)
    
举报不良评论评论列表
友谊之花男6岁
诗坛版主
注册日期:2017-05-02
最近登录:2018-11-16
作品数量:350
空间人气:38644
粉丝人数:15
关注的人:12
最新帖子
《曾公国藩赋...  08/20太湖山好水甜...  05/30菊花词  11/06唱歌有感  08/10七绝-掬露煮...  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