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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诗—好诗有标准吗?
发布于2019-04-08 06:53 点击:80 评论:0 作者:友谊之花

      好诗应当有共同的标准,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这好诗如何评得公正?但从当今的许多诗词赛事来看,又似乎是应于否定的。理由就是太多的赛事,尤其是一些级别比较高的赛事,其所评选出来的金奖、一等奖等作品,均有极大地争议和质疑。比如去年全球某诗总会为纪念成立三十周年举办的“王维杯”山水田园诗大赛,其一等奖的作品《偶过农家》,就遭到普遍的质疑。


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耕夫稍息饮微酡,新妇花溪唱浣歌。

日脚穿窗猫戏影,稚儿梦笑似弥陀。


评委给出获奖的理由摘要是:

1、写了农家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片段。还加上一只可爱的宠物猫。

2、农夫与“新妇”一“饮”一“唱”,具见生活态度之自然、淳朴与乐天。

3、猫儿玩耍与睡梦中的小孩在微笑一动一静,相映成趣。

4、写出田园农家日常生活的祥和与温馨。好在并不直说,只作形象化的艺术描绘,给读者留下了玩味的空间。


质疑的意见主要有:

1、语病。“饮微酡”三字生造,气韵不畅。

2、用词陈旧。新妇、浣歌、日脚等,今人已不用。

3、结构层次混乱。叙述地点分隔三处,与题目《偶过》不符。

4、生编乱造,场景不合当今现实等。

对比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获奖作品确实有编造的问题,而且编造得不合常理。但在这一点上,双方观点的最大区别在于:好诗的描写是否必须真实?

     在评委那里,认为“写出田园农家日常生活的祥和与温馨”就是好作品,至于所写场景是真实还是虚构,无须追究。在质疑者那里,认为脱离现实的生编乱造,就是无病呻吟,怎么可以评为好作品。

      一般来说,诗贵真感情,这一条是不容置疑的。本人一向坚持好诗的第一条标准就是要真感情。因为只有真感情才能感动读者。没有真感情,写得再精彩的诗词也只是文字游戏而已。但问题是,真感情与内容真实二者不能划上等号。也就是说,有真感情的作品不一定是写实的,因为艺术允许虚构。但关于这一点,历代的诗评家也都有过绝然相反的意见。

      一种认为,抒情、写景、述事,三者都必须是真的。元人李祈谓:“诗贵真实,不真实,不足以言诗”(《李祈诗话》)。盛如梓则谓:“诗者,纪一时之实,只要据眼前实说。古诗皆是道当时事 ,今人作诗多爱装造语言 ,只要斗好 ;却不思一语不实 ,便是欺 ”(《庶斋老学丛谈》卷中)。清人王寿昌云:“诗有三真:言情欲真,写境欲真,纪事欲真”(《小清华园诗谈》卷上)。许印芳说:“诗兴所发,不外哀乐两端,或抽悲慨之幽思,或骋旷达之远怀,宁兴而言,无容作伪”(《二十四诗品跋》)。王夫之走得更远,乃提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的观点(《姜斋诗话》卷上)。

     另一种认为,景实无趣,景虚有味,能写虚方为作手。明人游潜谓:“诗人题咏,多出一时之兴遇,难谓尽有根据”(《梦蕉诗话》)。谢榛则云:“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于诗者,此诗之权衡也”(《四溟诗话》卷一)。清人黄生说:“诗家写有景之景不难,所难者写无景之景(《一木堂诗尘》卷一)。乔亿也说:“景有神遇,有目接。神遇者,虚拟以成辞,目接则语贵征实”(《剑溪说诗》卷下)。杨际昌论诗景“有虚有实”更强调虚实之间“不必常有此,却自应有此,惟高手自然写出,新颖可喜”(《国朝诗话》卷一)。

     显然,上述诗友们质疑的意见较多地属于前一种,而评委的意见则属于后一种,我们先不要评论谁对谁错(实际上各自的意见都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只就这种分歧的存在,来讨论如何形成共识。

      实际上,纵观中国传统诗词的评论史(历代诗话、诗论)可以看到,评诗想要达成一致的共识是比较艰难的。

     杜牧《华清宫》是一首好诗,但宋人彭乘讥之“词意虽美而失事实”(《墨客挥犀》卷四)。他的理由是,《唐纪》载明皇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未尝六月在骊山。于是,就有人考证出唐玄宗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予以反驳。争论的焦点均在于杜诗是否失实,各自持之有据。直到清代的贺裳说出“细推诗意,亦止形容杨氏之专宠,固不沾沾求核”(《载酒园诗话》卷一),吴乔说出“诗乃一念之得”、过于考究细枝末节便是“村夫子”等等,似乎才不再有争议。

     柳宗元《别舍弟宗》诗有“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之句,宋代诗评家周紫芝质疑“梦中安能见郢树烟”,说“烟”字应改“边”字方才稳当。明人何孟春驳其言道:梦非实事,“烟”正其梦境模糊,欲见不可,以寓其相思之恨耳,岂闻是耶?(《余冬诗话》卷上)清人吴景旭、何焯、马拉、薛雪等也都认为梦中可见“烟”,因为“梦境迷离,何所不可到”,而“诗以言情,岂得沾沾以字句求之”(马拉《秋窗随笔》)。但仍有纪晓岚、姚鼐认为“烟”字“趁韵”、“凑韵”。

      此外,象张继《枫桥夜泊》的“夜半钟声”、杜牧《江南春》的“千里莺啼”都曾经是争议过好几代人的公案,质疑诗句失实的也还都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诗评家,如欧阳修(谓“三更不是打钟时”)、杨升庵(谓“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应为十里)。前者的争论多纠缠于钟声的“有”与“没有”,后者没得纠缠,因为“千里”肯定听不见,但反驳也简单,十里就能听见么!

      举这么些例子只是想说明:

1、诗好与不好,与诗的真实性无关。正如明代胡应麟所说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诗薮》外编卷四)所谓“兴象之合”,即指主体感兴与客观物象的契合。二者和谐,就不必计较其他细节。

     2、诗好与不好,没有固定的范式与统一的标准。诗好,一定是某些诗句所蕴含的情感、见识、意境触动了读者的某一条神经,引发情感共鸣、阅读乐趣,而因为每一个读者的经历、见识、爱好及艺术修养都有很大的差别,便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即使同为评委或专家,也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所以,存在争议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

     3、诗好与不好,虽然没有统一标准,但争辩有利于诗艺的研究与提高,有助于共识的形成。所以,有争议是好事。对于主办方及评委来说,争议可以提高赛事的知名度,而评委可以在回应不同声音的争议中阐明看法借以展现自己的品鉴水平,质疑者则可通过辨析提高欣赏能力和创作热情,交流有益。

     现在回头来说王维杯诗赛一等奖作品的争议问题。在笔者看来,场景描写有否失真、编造是否合理,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只要达到“兴象之合”便可“以虚为实,以假为真”,巧妙虚构,灵活编造。所以单从“生编乱造”的角度来批评,不能令人信服。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该诗的“兴象之合”明显只是为了“获奖”而写,善于揣摩诗赛评委口味而着意写“岁月静好”的景象。当今的农村,生态污染、村霸横行、风俗恶化、中青年外出打工留下空巢老人孤独生活及部分儿童教育缺失等种种后遗症,问题成堆,作者撇开阴暗面而蓄意选择可以展示“生活美好”的场景,是昧着良知装逼“正能量”。这种诗没有真感情,缺少诗人的良知,无法感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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