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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沙里觅金——杂谈当年金庸檄文;外一首
发布于2019-08-03 18:34 点击:275 评论:4 作者: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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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里 觅 金




文/湯安



贩夫识辱不识刚,
沙漠虬枝泡影长。
测字经文居不易,
符节境界有评章。







沙漠,香港素有文化沙漠之称。关于这个说法,目前所知最早的记载是1927年2月27号,鲁迅先生第二次来港,应大公报邀请进行两场演讲,当时英国人进行多种方式阻挠,结果到场却有五六百人之多,会场坐不下,很多人是站着听完的。席上一群年轻的香港作者向鲁迅提问:“香港是文化沙漠吗?” 鲁迅当时的幽默回覆是:“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太颓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莫圆庄在《明报周刊》里说香港多的是小美国人和小英国人;林燕妮说香港人老是忙着对外国人显示自己到过多少外国国家,懂得多少洋东西。林奕华说香港人喜欢投机,就像香港人喜欢韦小宝。“精于卖乖,抛浪头,不学无术,走精面(投机取巧),执生(伺机行事)⋯⋯“。  虬枝,弯曲的怪枝、老枝。泡影,①佛教用以比喻事物的虚幻不实,生灭无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②今多比喻落空的事情或希望。测字,市井算命。 符节,国家命令凭证,外交使节象征,此处同汉节,苏武节。喻家国境界与市井看相之别。末句指不少西化港人徒夸自由,却由于缺乏家国情怀的熏陶修养而自私刚愎,文化沙漠化,这些都有评据。




引用一段《香港折叠:权贵乐土与平民末路》里面的内容:


“大陆一直在给香港输血,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从1961年开始,内地一直向香港供水(包括国家出资输电,修路架桥和优惠供应其他生活物质),每一千加仑(英制容积,约四吨半)饮用水仅仅象征性收1毛钱,不到一根棒冰售价的十分之一。1965年的输水工程动用了两万名民工,3584万元人民币,后来的四次扩建国家累计花费76亿,防护林花费上百亿。

为了保证水源安全,东江沿线的重工业项目迟迟不能动工。而东江大旱时,即便东莞、深圳的水不够用,大陆也一直优先保证香港供给。


而英国人一直压榨压制香港人,直到租界到期才使坏拿出民主价码跟大陆谈判,香港人一直记到今天;大陆拿出最好的东西,真诚以待,却换来了香港如今的情景。


此情此景,倒是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

升米恩,斗米仇。”



展开杂谈,略评一下下面引用的当年香港明报拥有者金庸对陈毅元帅那句就是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所发表的反驳文章,也算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你们要想反对原子弹(对世界的威胁),你们就必须得拥有原子弹。” 这句话是国际著名和平人士、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对中国的忠告。就像美国NASA太空项目主任回复肯尼亚修女那封著名信件,重大科技项目的影响不只是项目本身。两弹一星的成功,使得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与维护国际和平的主要力量,大国工农业体系也全面建立起来,奠定了中国做为今天世界唯一一个具有完全工业体系的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实现这种变化不是别人施舍或者友好赠送就可以实现的,需要远见卓识和筚路蓝缕的艰苦努力,更不是不具备文化风骨的金庸龙应台这类思维殖民化文人的视野所能企及。遑论把持明报报业的金庸故意把陈毅元帅用来表示决心的比喻给曲解为中国真的靠当铺当掉国民身上的裤子来换钱搞国防。不说当掉一国国民的几亿条裤子,就是拿一条普通人的裤子去当,金庸也清楚知道这世界找不出经营当裤子的店铺。


当时还报道了林彪元帅所说的“就是用柴火烧,也要烧响中国的原子弹”,所幸金庸没有以为两弹是靠木材烧响的,再发一篇指责中国两弹项目让国民没有了烧饭用的柴火,六七亿人只能生吃大米的驳斥文章。不过,公知偷梁换柱的老毛病历来不改,—— 今天某些软骨华人自由派不就把辱骂所有中国人都是猪的恶劣现象当做精日仇华者的所谓“合法权利”来维护了。


生活在银行多当铺多的香港的金庸最熟悉不过的是丛林法则,这个法则换句话说就是食用与被食用的法则。五十和六十年代美苏分别对华发出核灭威胁,面对这样的生死攸关的局势,首先需要的当然不是改善第二天的衣服行头或者一顿饭菜,而是主动防御,是深挖洞广积粮和尽快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战略核威慑力量与工农业经济基础,以确保对方不敢投放核武器,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国民跟子孙后代的长远生存权。


这样肤浅的道理连非洲平头哥蜜獾都知道,金庸龙应台们自然一样非常清楚,他们反对大国根基家国情怀是因为立场不同,站到了国民的对立面,这是公知频频借口「只要小民利益」来忽悠民众去瓦解民众自身利益的根本所在。


即使到了今天,国际环境早已大大改善,可是没有两弹一星的战略安全保障,中国成为叙利亚乌克兰之流的悲惨国家依旧会是旦夕之间的事,而且中国民众连叙利亚乌克兰那样去当难民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是死路一条。一个国家如果连国民生存权都无法保障,何来保障金庸口中的民众尊严? 不奇怪在中国勒紧裤腰带争分夺秒完成两弹项目一事上史学泰斗陈寅恪的赞誉鼓励与当年殖民地文人金庸们的讥讽攻击云泥之别,这是有没有民族风骨的本质区别。


金庸至少还有许多文化贡献,是爱港爱国人士,与香港自由派有着本质的不同。香港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势力,包括操纵香港法庭肆意偏袒暴徒的香港外籍法官,自由派港独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导致香港动乱不断。香港自由派文人连日常言词都习惯于动辄歧视大陆华人歧视香港弱势群体,“北姑”,“表叔”,“蝗虫”,“老鼠”,“猪猡”是他们肆意辱骂大陆人的口头禅,辱骂之外,他们殴打攻击大陆游客的事情也频频发生,无辜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却得不到香港至今存在的殖民地法官的维护。实在不知一些大陆自由派华人是通过什么样的病态来觉得这些辱骂和伤害跟安徽某女肆意辱骂全体中国人是猪的漫画一样,可以属于施暴者的“合法权利”。


辱骂攻击到哪里都是非法行为,某些华人宵小极力把它描绘成合法行为的原因还是立场问题,只不过再加上自由派一贯人格猥琐矮人一等的受虐心理问题。不知如果有一些人天天在他们家楼外“合法公共地带”专门辱骂他家父母子女是猪猡是不是能够让自由派受虐狂们感觉很合法很受用。这样歧视华人和弱势群体的港独和自由派在蛊惑民众上街闹事时又总是会摇身一变,以关心民生利益为借口进行煽风点火。这种在互联网上搅浑水的公知,鼓励了自由派的虚伪,助长了香港暴徒的暴戾残忍。我的一个乐观建议是让香港暴徒专门殴打这些不识好歹的大陆自由派,打到他们屁滚尿流为止。


香港有许多风骨俊烁的真正知识分子和爱国者,只是香港自由派里面连自称“金大侠”的查良庸当年的见识都如此不堪,那些上街闹事错别字满天飞的大学生公务员和参与打砸抢的黑帮反华暴徒就更加败事有余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暴力打砸的正是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希望,不知道英国一次次支持他们搞乱香港的同时又一次次声明不会给港独分子英国国籍待遇。事实上除了中国,这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会接受他们这样的暴力犯罪分子。


在香港台湾,谁最反对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 答案令人吃惊,正是活得艰辛不已的普通民众阶层自己: 他们自私乖张,仅仅因为生活略微强过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就极力踩踏比他们更穷的底层民众,以维护自己已经低人数等但他们却似乎以为高过最底层群体一分半分的自私荒谬病态感觉。香港人里面极力拒绝解除居住不公的恰恰是被居住不公和李嘉诚们不断提高的暴利按揭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些最没有希望的房奴阶层,他们只为一旦香港房子多了房价降到合理程度了就会影响他们当初购买高价房的岐形市价,因而绑架港府极力反对董建华努力推行多年却不能通过的安居工程项目。自私短视让他们坚持阻扰香港安居工程,坚持把占香港70%的建筑面积土地空置荒弃,不许港府投资建筑更宽敞更现代化的住宅区和居民楼房。以免自己因为错过机会而“吃了亏”。这样的卑鄙龌龊鼠目寸光,自然看不到一旦兴建新的居住区解决香港居住面积,李嘉诚们自然不敢肆意维持垄断房价,勒在他们脖子上的绳套自然可以通过政府对垄断寡头的管理而解开,他们的生活环境将因为整个香港社会的改善而大大不同。


自由,在世界别处是一条鱼儿越过鱼篓跳进大海,在香港台湾则是鱼篓里面一堆螃蟹你我互相钳制着进入厨房炉火上的热锅。—— 民粹自由派的病态逻辑是凭什么要让其他人获得生存希望而不是一起跟我沉沦,在坟墓里为我垫背。


香港现状与未来情形如何?只能用悲观二字形容。引用一段金桥智库《失落的香港》分析文章:



华西村民的人均工资收入在2004年达到了12.26万元,比香港人均收入中位数要低数万元,但是华西村民的生活水平绝对是香港中等收入家庭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华西村民民家家户住的都是400-600平米的别墅里面,拥有一到三辆小汽车,家家户户都有存款,从数百万到数千万不等。而且华西村民基本的生活资料都是免费的,米面、水电、上学和医疗等等,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香港居民呢?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住在40-60平米的笼子屋里,还要背上数十万到数百万的房贷(这是香港工薪阶层家庭不吃不喝工作二三十年才能购买的居住条件),然而一出门就要花钱,一斤猪肉几十块甚至上百块,一碗面、一份盒饭五十块起步,坐个地铁十几块,打个的一百多。整个香港700多万人,只有80万辆汽车,不到北京的六分之一。

而且在香港,很多企业是没有法定的加班费的,在香港,周末有一种特殊的称呼,叫公司福利,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周末,得看公司,直接点说,得看老板,要靠老板发善心。还有香港居然没有养老金制度,所以香港平民的老年人生活是最悲惨的,有个集装厢住住都算是幸福晚年了。




港回归以后,GDP增加了70%,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加,但是物价涨了七八倍。而推动物价上涨的就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因为他们从房地产赚了钱以后,不是用来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而是用来并购垄断性强的水电煤气等公用产业。 李嘉诚们把公用产业私营化,可不是像中国的国企一样,造福老百姓,而是民生开销年年涨价。现在国内的公知一直都在攻击国企垄断,效率低,利润少什么的,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中国铁路客运自从90年代以来就没有涨过价,我们小时候坐的火车车票多少,现在还是多少,小时候电费多少,现在减半。就这样你还要去攻击国有资源,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



鉴古知今以史明智。


当年金庸明报算命失败,梦归罗布泊原子弹氢弹的蘑菇云;龙应台到港贩卖台湾鸡汤杂曲,迎面而来的是潮汐一般经久不衰的上甘岭经典主题歌曲《我的祖国》。现在港独台独一样与他们的命运八字不合,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反华公知和黑衣暴徒注定被遗弃在希望幻灭毫无前途与出路的穷困窘迫境况之中。


香港民众的真正希望在于积极融入大陆经济体,融入国家兴旺发达的大业,通过一国两制或者一制来限制吸血的垄断阶层肆意控制香港民生,那样的香港立刻就会焕然一新,充满希望和安居乐业。今天那些极力捣毁香港发展根基的港独暴乱行为与他们背后的殖民地公知的立场言行最多只是害己,沙里觅金白费功夫。


不少文章说香港局势到了多么严峻程度,这是从关心港民日常生活角度来说的。从国家和国际角度,香港虽然看上去打砸抢烧破坏国旗浊浪滔滔,人神共愤,实际影响范围不过几条马路,根本触及不到深圳的任何口岸,茶壶里的风波而已。闹事者害怕一国两制,却不知台独、外部势力和基金会恰恰被死死钳制于一国两智(制)之下,就是因为“两智”划下的圈圈,香港怎么也闹不出花样来,黑衣暴徒就算用尽洪荒之力,最多切腹剁手自残表演,要不然国门耸立在那里,不论是肥佬黎陈方安生还是黑衣暴徒,他们没有一个敢去越境入瓮送中的。因此,只能闹自己的家门口,最终闹烂的就是港独自己,搅不起多大的水泡。这些猥琐如鼠声嘶力竭的蒙面豆芽杆儿不久就会成为过往云烟。



诗思感兴一首:





外一首    云   烟



文/湯安




翻卷波澜抢地天,机关密布小街前。
话前话后风加雨,云锁云开雾与烟。
已汇诗篇融景物,未闻锅鼎煮瑶川。
迢迢槛外思无际,嗅到吴山庙会边。



瑶川,冰雪覆盖的河流山川,冰川。









摘引:



对一位香港著名公知言论的反思




1



先讲一段历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一句“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的话,在海外引起掀然大波,一个香港著名文人就撰文对陈毅元帅的言论提出尖锐的批评,原文如下: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这段言辞表面上看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慷慨激昂的建言,是对当时中国中央政策一个重大决策的质疑。其实很多观点都站不住脚的,甚至可以说,存在大量的常识性的错误。


首先,中国为什么要造原子弹?


很简单,造原子弹不是去炸美苏,而是为了打破别人的核讹诈,为了给中国人民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这层意思在电影《横空出世》中,李雪健扮演的军官就讲得非常清楚:


其次,陈毅元帅说的“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只是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经常说“这个目标我们用牙齿啃也要啃下来”。事实上当时中国造原子弹的花费与国民经济相比并不大——1964年中国GDP大致在1500亿左右,造原子弹每年只投入2—3亿元。


最重要的是,这位文人不清楚,有些时候军工与民生并非是对立的两个领域。比如,高能炸药与合成氨技术就在科技树的同一条分枝上!知道合成氨技术是干什么的吗?是生产化肥的。


化肥工厂一个是需要合成氨技术,一个是需要合金钢技术(化肥生产中产生的高温高压对设备材料要求很高)——前者与原子弹在科学树的一条分枝上,后者呢?与核潜艇的要求基本一致——你能造出核潜艇,就能造出化肥厂的设备!


1964年我们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然后就掌握了合成氨技术,1970年我们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我们又掌握了合成金的技术,然后就是我们大规模建设化肥厂——化肥产量开始飙升,1965年中国化肥产量不过区区173万吨,1970年过后就开始迅猛飙升——到了1979年就达到1068万吨,几乎增长了十倍!化肥产量飙升带来的就是粮食产量飙升。



500

历年化肥产量



500

历年粮食产量


为什么80年代后中国人突然就能吃饱肚子?仅仅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没有上千万吨化肥产量为后盾,你就是神仙也变不出让十亿国人吃饱肚子的粮食!


所以,当时搞原子弹不但是为了打破别人的核讹诈,而且也是改善民生——呃,可能有人拿北韩来抬杠了,请注意化肥生产的两个条件,北韩就算是搞出原子弹,没有合金工业,也建不了化肥厂!直到现在影响北韩农业产量最大的因素就是缺乏化肥!


最搞笑的是,还预言“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这个就不用驳斥了吧?


还有一点也很无知——“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这位作家永远也不知道核弹小型化是多大的技术难题,直到今天除了5常外,能够实现核弹小型化的一个巴掌都没有!而且他也不会知道,核弹小型化才有实战的价值(才能上核潜艇,才能上洲际导弹)——才能建立真正全球化核威慑!


你看看,一个文人仅仅是因为无知,发表一番言论却能因为他个人的影响力造成很坏的影响,除了添乱还能有啥积极作用?


这个香港文人叫查良庸,笔名金庸。


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明报,题目就是《要裤子不要原子弹》——这个标题就很有公知风格,普通人很容易就被带歪了节奏。


上个月金庸去世,现在我来挖这样的“黑历史”好像很不厚道。其实,我的本意是对事不对人,我个人也是金老的粉丝,他的武侠小说对我的青春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引述这段历史我只是想讲一个观点——即使某个人在某个领域取得非常高的成就,他对于其他领域同样是无知的——说实话,金老这番言论对于国家战略的理解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2



很多人经常会问我——为什么你容不得公知对于国家公共政策的批评?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难道不对吗?


现在我就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对国家公共决策进行批评——前提是你得懂。


不是你的专业就不要信口雌黄指手画脚,这不叫“不同的批评的声音”,这是制造恐慌情绪,是带歪舆论节奏,给国家决策施加不必要的压力。


看看我们一票公知都干了些什么?


律师在指点经济政策,文科生在批评理工科的科学研究,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在教训管理层怎么执政,个个自我感学良好,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智力不如班长,自恃却超过省长。

...

(以下的部分主要评论中美议题,与金庸关系不大,在此省略)



鲁迅:谈一谈我视为“畏途”的香港
送交者:  2019年09月04日17:48:01 



  •  【导读:鲁迅与香港有过三次接触。第一次是1927年1月17日,他由厦门赴广州路过香港,停泊一夜。第二次是同年2月中旬,18日至20日,他应邀在香港做两次讲演:18日讲题为《无声的中国》;19日的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由原是广东人而又深刻理解鲁迅讲话神韵的许广平担任翻译,把鲁迅浓重的浙江口音传神地译成粤语,吸引了大批听众。

                    对鲁迅的到来,港英当局千方百计地限制其影响,“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对这次经历,鲁迅写下《略谈香港》,说“香港总是一个畏途”。同年,9月27日,鲁迅乘“山东轮”离开广州,前往上海,28日又一次路过香港。这次,他遭到洋人与同胞“查关”的百般刁难,各类人等百态尽露。鲁迅以小见大,窥见“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

                    愤懑的鲁迅第二天在海上便写就了《再谈香港》,最初发表在11月19日出版的《语丝》周刊155期上。】

                    (文/ 鲁迅)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

                    “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可以不看么?”我低声说。

                    “给我十块钱。”他也低声说。他懂得我的话的。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

                    “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殖民地时期的香港,英军升旗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

                    “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不是恶意。即使议价,也须在小小乱七八糟之后,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犹言如此凌乱,可见已经检查过。王独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当收款之际,先看门外者大约就为此。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这一位主人翁。

                   

                   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两名乘坐人力黄包车的“洋人”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

                    “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本文选自《中国精神读本》。《中国精神读本》由著名作家王蒙主编,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王绍光任执行主编,收录了自1839年开始到改革开放一百四十年来,一百多名政治家、文学家、革命家、诗人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都曾经影响了时代、启发了人民、指引了方向,记录了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道路,照耀了历史的天空。该书已于2019年9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首发。为庆祝祖国70华诞,感谢各位读者对观察者网的支持,观察者网近期将面向全体观察员免费赠送这本书,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传承中国精神,详情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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