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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 职 与 艰 辛
—— 感医护舍己奉献
文/湯安
之前方舱诗文提到这次疫情的病毒最早样本不是来自蝙蝠(不代表鼓励吃野生动物的陋习)，越来越多的后续病毒序列分析指向美国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最早发生地和拥有最全新冠肺炎病毒种类国家，美国发生时间是在去年9到10月，中国推测零号病人是在这之后的10月到11月被感染。中国十分迅速地在一月五号之前已经确定武汉肺炎性质为类似萨斯那样的高度传染疫情。天灾本来可以控制，人祸却恰恰发生在这样的时间点：卫健委发布不会发生人传人的疫情通报。十天后全国沦陷。
一个专门挖公有制医疗体系基石的卫健委，机构庞大到难以置信(见文末)，不奇怪尾大不掉的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早在非典时期(当时的卫生部后来改名卫健委)就因造假瞒报疫情病人数目成为争议官员，却一直没有被处理。直到这次疫情发生前还在大力压制公立医院，极力扶持莆田系，瓦解国有医疗体系。
非典时，卫生部为了私有害化谋利，不准中医介入救治，后来是吴 yi副总理亲自批准后，中医才进入治疗的，死亡率马上下降了80％。非典之后卫健委又是大搞不准中医介入常规医院治疗，图的就是中医无利可图，西医名目变换坐地起价，形成群拥而上动辄十万的心脏搭桥满天飞，有的病人被不同医院搭好几个桥的虚假治疗。深圳刚刚爆出的八毛钱开塞露治愈小儿便秘却被深圳医院会诊确定要开肠破肚造瘘接管，而且是数回大手术收费几十万的欺诈治疗方案。医生贪婪到完全不顾一个婴幼儿一生的命运地步，患者猜疑报复医生的中国特有社会风气就这么无形中形成。
渎职和不作为的结果就是疫情一到民众无险可守，大量死伤，社会全面恐慌，国家成万亿损失经济。卫健委专家组接连派到武汉，结果得出没有人传人危险，疫情得以在全国发生，全国停工封门在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事后的推诿解释竟然是武汉市那么大，我们怎么能知道哪里有人传人的事情。不能知道就发布没有人传人，尸位素餐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无怪乎中国在一个病毒坑里两次跌倒，头一次死亡三百人，染病上千，这一回死亡两千多，确诊七万多，而且尚未确定拐点。不妨狠狠对比一下拥有卫健委专家“指导”却至今没有脱离苦海的武汉跟不盲目听从卫健委“狼没来”叫声的上海。能把第一时间检测发现新冠肺炎病毒性质的好牌打成灾难，失职在哪里一目了然。
因此，时间脉络清晰表明新冠疫情一出现中国科研单位就迅速抓住病疫源头是冠状病毒感染并且提供病毒测序证据，卫健委却连忙压制和连番误导，带来防御都耽误、错误信息不断，甚至疫情二级响应一级响应都没有发布效果和力度，发布之后还有官方内部通知禁止民航铁路乘务员戴口罩。管理混乱，渎职争议不断，卫健做不到本职工作，干起推诿甩锅却从不落下它的声音。
失去大量生命和万亿经济损失带来的影响短期难以恢复，接下来就是倒闭与减薪的艰难选择。但愿疫情结束后，立即从重从快罢免卫健委从上到下各级渎职和争议官员，恢复健全可靠的公有制医疗体系，还人民一个真正安全可靠的国家医疗保健体系。
过去的全民医疗体制责任分明，公立医院大包大揽，不管是保障性需求还是改善性需求，全都负责解决。
比如一个数百元成本的阑尾手术，私有化改革之后非要花10000找个副高以上做个腹腔镜；能用200块钱抗凝药物的心肌梗死，成了医院要花50000搞支架的重点欢迎客户，而且盯上你有钱，支架可以装得比高速公路收费站还多。医患矛盾不私有到今天匪夷所思的你死我活地步才怪。
同样是国家卫生部门，非典之后美国满世界研究疫情，各项疫情控制体系和设施随时启用 (这里说的是生物防化，不是全民医保，小规模防化能力不代表美国私有制医疗体制可以造福民众。私有制在哪里都无法解决医疗体系问题，新冠如果真在美国爆发流行，以美国的体制和管理能力防御疫情只能是那句臣妾做不到)。中国疫情爆发在卫健委负责生化危机P4实验室家门口，却被医改破坏到连最基本的口罩防护服都抓瞎，医改私有化医院比例最高的湖北至今死亡率居高不下。卫健委的存在竟然是为了不断削弱国有医院和医疗体系，这样的渎职机构责任人不被追究的话下一次疫情代价更大。勿谓言之不预。
| 美国飞机几百人和新冠患者“混装”撤侨，为何不怕传染？真不是心大... |
| 送交者: 2020年02月22日20:0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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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方面需要有前瞻性。不能看山只是山，看到死亡患者都是老年人，就说儿童和年轻人不易感染，这种幼稚园式的归纳总结，哪有什么科学性，必然会屡屡打脸。而抗击疫情，也不仅仅只是靠勇气和决心，还需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过硬的装备。从火神山、雷神山，到口罩、防护服等应急物资的生产，拼的都是国家战争动员能力，战备能力。而美国这种CBCS系统以及空运模式，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国家生物安全规划不是摆设，需要有超前意识，中国国务院哪怕是亡羊补牢，现在也该立即着手了。
新冠疫情大有全球蔓延的趋势
尤其是日本那艘钻石公主号邮轮可能是引燃疫情的导火索。 原想用这种海上隔离的办法，没想到却造成病毒在船上大范围的扩散。 简直就是人间惨剧，一场灾难。 最终钻石公主号成了名副其实的“病毒邮轮”！ 甚至有不堪忍受的美国游客直接发视频喊话总统，特朗普，救救我们。
现在好了，日本准许游客登岸，于是美国就安排两架747货机决定从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撤侨。 最终有454名美国人选择回国。 我们知道，一旦发现有人感染病毒，最好的办法是立即隔离。 但是，在飞机上如何隔离呢？ 飞机是一个密闭空间，非常容易造成交叉传染。 如果单独为那14名病毒感染者包机的话，那么机组人员就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对于这个难题，山姆干脆来个混装，直接把感染者和其他乘客一起送上了货机。 等等，美国人疯了吗？不怕交叉感染吗？ 这与韩国派出总统专机，还配备医疗队、检疫人员来接韩国公民的待遇，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嗯，真不是山姆浑，而是人家有妙招。 请留意，美国这次是派747货机而非客机来撤侨的。 看下图。
正在往飞机里装载的酷似白色集装箱的家伙，就是美国迷之自信的秘密武器：CBCS集装箱生物控制系统（后简称CBCS）。 标准的集装箱长13.4米，高2.44米。里面划分3个房间，一个容纳4名患者和4名护理人员的治疗区；一个可安全穿脱防护设备的前厅；一个供2名医护人员使用的休息区。 这是具备完整生物防护能力，又能空运的多人医疗运输单元。 嗯，你把CBCS想象成可移动的微型传染病医院也行。
虽然外形和普通集装箱差不多，但它是个密闭结构。 自带通风和消毒系统，里面保持负压，进气和排气都要经过HEPA过滤，能自供16小时氧气（避免飞行中气压降低带来的患者病情恶化）。 配有通讯和监视系统，方便内外进行交流；携带有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食品和饮水等，甚至还有一个小卫生间。 为了方便运输，CBCS还强化了抗冲撞能力，不仅可以减少病毒等泄露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可以快速净化、重复使用。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CBCS的好处就是适用性非常强，一个集装箱，运输便捷，无论是卡车、火车、轮船还是飞机，只要能装上，就能运到需要的地方。 所以，美国派出两架货机，经过简单改装，带上两个CBCS就能保障患者完全隔离，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员不会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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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聚”
江世娥是湖北十堰郧西县的一名护士
从正月初二开始她一直奋战在一线。2月19日是江世娥离家的第25天，她因工作路过家楼下，然而，根据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她无法回家，也不能和家人接触。当家人端给她煮好的饺子，她只能蹲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因着急下楼而来不及换衣服的丈夫搂着9个月大的孩子蹲在地上远远地看着她。
致敬不计个人得失坚持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 愿所有的别离都会有胜利之后的家庭大团圆！
经过多方打探，2月19日晚9点，记者终于采访到了正在上晚班的照片中的主人翁——江世娥。
“由于走得匆忙，婆婆和老公给我带的零食和换洗衣服也没有拿上。也就是那张照片中黄色的袋子。”江世娥介绍说。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防疫战场上，好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比我们还辛苦，我做的都是份内的事。”江世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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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测序公司:湖北卫健委通知销毁病例样本 不得对外透露
发表时间：29/02/2020 - 16:50
新冠状病毒 Photo : wuhan 作者： 古莉
中国财新网2月27日刊出长篇调查 “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这个报道2月29日打开链接时显示 “404”。后来被人移到谷歌刊出。该报道透露，去年底至少有9个病例样本采集送检。一个基金测序公司表示，他们在元旦接到通话，被要求销毁样本，不得公开。
一个承接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的通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最初的武汉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在12月27日出炉：那是12月15日在武汉中心医院住院的65岁男子的肺泡灌洗液的样本。此人12月18日被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收治入院，12月22日病情加重，进入ICU，用各种抗生素治疗无效。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赵苏教授告诉财新记者，12月24日，呼吸内科一名副主任医师将这位病人的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NGS检测，希望找出病原体。
广州微远基因实验室当天组装出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同时也共享给了中国医科院病原所。“基本可以确认这个患者的样本里面确实有一个跟Bat SARS like coronavirus类似的新型病毒。” 该公司领导在12月27日、28日跟医院、疾控部门通话沟通，29日、30日亲自去武汉跟医院、疾控中心领导当面交流所有分析结果。
12月27日，一名41岁陈姓男子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就诊。他没有去过汉口的华南海鲜市场，大概在12月16日开始发热，最高体温39.5°C，伴有心悸、胸闷、活动后呼吸困难，体力明显下降，12月22日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没好转，27日转到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12月27日傍晚，患者在该院呼吸科ICU做支气管镜取样，这次的样本送往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12月30日将送检报告反馈给了医生，检测结果是SARS冠状病毒。
正是这份犯了小错误的检测报告引起武汉医生们注意，当晚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武汉市红会医院神内科医生刘文，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生谢琳卡先后在同学同事群发文透露信息提醒大家注意防护——这3位医生此后都遭到警方训诫。
据《湖北日报》报道，12月30日这天，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带领大家采集了该院最早收治的7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并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该病毒所随后在一封公开的报告《武汉病毒所全力开展新冠病毒肺炎科研攻关》中称，12月30日晚病毒所收到金银潭医院送来的不明肺炎样本，72小时攻关后，于2020年1月2日确定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月11日上传至GISAID上。
1月3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教授团队收到来自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样本。1月5日凌晨，从样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并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冠状病毒。上海公卫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
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样本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健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至于哪些机构属于“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文件未提。有病毒学家透露，甚至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
该报道说，1月11日，停止更新多日的武汉卫健委通报首次将“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称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冠肺炎病例41例。同一天，湖北“两会”召开。至1月17日湖北“两会”结束，感染数字“没有增加”。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以来，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不怕牺牲，在抗击肺炎、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伟大战役中积极行动。截至二月十九日，已经取得了湖北以外地区现有确诊数目“五连降”、湖北地区新增确诊数目“六连降”的瞩目成绩。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全国人民一定会赢得这场伟大战役的全面胜利。
然而，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种种值得反思和警醒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由于疾控机构人员不足、财政紧张，在动员和组织大规模疫情防控上发生了很大困难;公立医院数量和医护人员无法满足需要，难以在第一时间检测和收治病人;部分非公有制企业不仅不协助疫情防控，反而乘机哄抬价格，大发“国难财”，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支援和国家的果断措施下得到缓解，但是已经造成的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问题是不能不反思的。
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已经指出，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公有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医疗、教育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度膨胀和国家监管的匮乏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甚至于颠覆社会稳定。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绍光指出：“防疫部门无法得到足够的财政拨款”，“有偿服务逐步演变为疾控机构主要的筹资渠道”。同时，“我国疾控机构队伍不稳定，高端人才流失严重，全国疾控队伍规模缺口巨大。... 我国疾控人员数、疾控人员占医疗卫生人员比重、每万人疾控人员数等均处于持续下滑状态。目前，我国国内疾控人员不到19万人，比非典时期下降2万多人，跌幅超过10%。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每万人疾控中心人数仅为1.35人，低于国家规定的1.75人核定值，更远低于美国的9.3人和俄罗斯的13.8人。”公立疾控机构的萎缩使得疾病预防能力大为下降，在重大疫情来袭之时， 必将“付出沉重代价”。(王绍光，“中国疾控体系的四次危机及其教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指出：“医疗是一个市场几乎完全失灵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随着国有企业改制，政附税收不断削减，政附在医疗上的投入也逐年下降。1978 年政附投入占总的卫生投入 30% 以上，再加上企业投入，个人的医疗负担平均不到 20%。但是到了 2002 年，政附投入下降到 17%，这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个人医疗费用比例高达 60% 以上，也是世界上很高的。”
近年来，随着新医改的推进，政附对医疗卫生领域投入不足等问题有所缓解，但是医改的根本方向还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李玲指出：“这些年改革最大的力度是基本医保全覆盖，但是这没有改变市场化条件下医院的性质。只要医院逐利创收的机制不变，国家医保投多少钱都无济于事。人类社会探索到今天，要么实行全民医疗制度，就是国家办医院;要么是全民医保制度，国家通过医保管控医院。我们现在公立医院国家基本不给钱，然后用大量的财政资金办医保，把钱‘分给’千家万户;再让医院从医保里收费，去挣这个钱。... 本来国家直接把钱投给医院，同时积极加以监管，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国家把钱投给个人，医院一转手就给挣走了，给多少都挣走了。而且给的越多，挣走越多，所以水涨船高，看病越来越贵。”(李玲，“新中国的医疗模式与新时代健康中国之路”，玛雅的博雅轩)
生物制药专家徐实指出：“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正面抗击疫情的完全是公立医院系统。全国各省市确定的定点收治医院，都是大型公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质收治病人，要么干脆不愿收治病人。”在征调各省医疗骨干驰援湖北的问题上，“参与对口支援的各省市也很清楚，在这种关键时刻，私营医院既指挥不动，也指望不上，只有自己经营的公立医院系统才是可靠的力量。”“而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私营医院258家，私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私营医院占比64%。”(徐实，“救治新冠肺炎的多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去哪儿了”，观察者网)
人民不会忘记在一线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的伟大牺牲，也不会忘记千余名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同胞的惨痛悲剧，更不会忘记这次疫情给我国医疗和其他领域带来的重大教训。
若想要痛定思痛，就必须寻本溯源。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这次疫情发生和防控的历史教训来看，这一主要矛盾的焦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公有制经济的过度萎缩，严重损害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严重削弱了国民经济在重大社会危机考验中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严重制约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为人民服务本质的体现。所以，公有制经济的过分削弱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领域过度膨胀就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最突出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对我国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如果对此不加重视，该问题也势必干扰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克服，必然带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和各种其他矛盾尖锐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和经济成份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我国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有党的领导，因而存在着克服或者抑制上述矛盾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用国家指导下的公有制经济克服非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必然出现的两极分化以及生产的无政附状态，克服非公有制经济的短视性和逐利性等先天弊端，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服务。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看，非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在满足了一系列苛刻的假设条件以后可以通过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价格信号的引导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然而，当今中国面临着宏观、微观、国际、国内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机遇，其现实条件显然无法满足有关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过分膨胀势必导致一系列的“水土不服”。首先，非公有制经济无法自发消除垄断企业和垄断行为，价格信号受到垄断势力的扭曲，不能正确地反映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成本，从而不能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第二，非公有制经济无法自行克服外部性问题，即无法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的问题。第三，非公有制经济也无法解决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此外，不受调控的、非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还面临着其他一些严重的市场失败问题。
具体而言，外部性问题在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特别突出。信息不对称则一方面干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另一方面也在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性行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全国动员抗击疫情的紧急关头，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在医疗器械、救灾物资乃至基本生活用品上的垄断使它们有能力哄抬价格、干扰资源调度，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这些市场失败是非公有制经济过度膨胀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那么最应攻之坚，最应克之难，就是这些触目惊心的市场失败。为了克服各种市场失败给抗击疫情、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根据习近平主席“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指示，当务之急，是正确理解中央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精神，首先遏制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持续下降的危险趋势;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巩固和提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影响力，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应该保证国有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步地恢复和发展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公有制单位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要恢复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医疗卫生领域的公益性质。建议中央和国务院在认真研究以及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撤销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2019年发布的、以限制公立医院发展为目的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
其次，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对于尚未取消事业编制的单位和个人，不再进行取消事业编制的改革。
第三，借鉴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应该坚持公立医院为主、私立医院和社会办医为辅、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基本医疗卫生需要服务的方针。为此目的，应逐步增加公立医院的数量并且改变目前公立医院自负盈亏、以利润为导向、收入与医药挂钩的过度市场化状况。
建议中央和国务院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考虑从下一个五年规划开始，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进行公立医院公益化改革的试点，恢复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性质，对这些医院实行财政全额拨款，医护人员收入与药价脱钩。成功后，再逐步推广到全国。
许准：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陈瀛：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李钟瑾：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经济系助理教授
程瀚：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
四位青年留美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建议
送交者: 2020年02月23日21:02:59
反思“严控公立医院规模”
杜建国
原编者按：武汉封城行将一月，近日总算传出了“武汉出现明显床等人”的好消息。与封城初期的“一床难求”相比，在此次疫情中，正是我国的公立医院系统为武汉及整个湖北解了燃眉之急。自2月10日起，由19个省抽调地方公立医院组成的医疗团队，成建制地开往湖北除武汉之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相比之下，平日里被舆论与资本热捧的民营医院在此次抗疫战争中，不仅提供不了与其体量相称的训练有素的医生护士，其如武汉仁爱医院等莆田系之流甚至占用一线医护宝贵的医疗物资。在此背景下，作者提出我们必须反思所谓“严控公立医院规模”的舆论与实践。
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战场武汉，一线战斗堡垒定点医院几乎全部由公立医院构成。连日来，医护人员迎险而上日夜奋战，其医术与医德令全国人民钦佩敬服；另一方面，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床难求”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也常常令医护人员有心无力望之兴叹。好在国家与湖北方面都在努力增加床位供给，包括新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及对现有医院迅速改造扩容。
大型公立医院在抗疫关键时刻“一床难求”的现象或教训，提醒我们：应该对近年来“严控公立医院规模，为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的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甚至检讨了。
- 1 -
规模与数量被严控
公立医院遭受压制
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再加上经过长期经济高速增长与大规模城市化，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越来越高。多年来，舆论一直抱怨看病难住院难，突出表现就是住院床位紧张，一号难求一床难求。看病难或住院床位紧张的问题，其解决方向本来是很清晰很明确的，缺什么补什么，需求的增加只能通过供给的增加来解决，以此类推，医院床位紧张，患者需求得不到满足，自然应该加大医护人员与床位的供给。
作为中国医疗事业的主力军，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进行扩张，增大医院的规模，增加医生数量、病床数量，以及相关检测治疗设备的数量，毫无疑问会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本来，这应该是生活常识，是经济学常识，以及医疗领域的常识，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十几年前开始，中国主流舆论却一直对公立医院的规模扩张持强烈的反对与批评态度，且愈演愈烈。
在这种强大舆论的引导下，大致自七八年前开始，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卫计委、卫健委）频繁地出台有关禁止公立医院扩大规模的文件与政策，“严控公立医院规模，为民营医院腾出发展空间”由舆论落实为政策实践。
如2014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要求：
“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保基本的职能，优化结构布局，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和建设标准”，同时，“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2014年6月，卫计委下发了《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称：
“近年来，我国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部分医院单位规模过大，存在追求床位规模、竞相购置大型设备、忽视医院内部管理和机制建设等粗放式发展的问题（这从何说起？——作者注），提高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挤压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非公立医院的发展空间……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床位审批；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建设标准；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大型医用设备配臵；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
2015年05月17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强调：
“从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备，对超出规模标准的公立医院，要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压缩床位。……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和超标准装修。”“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办医，扩大卫生资源总量。”
2015年06月15日《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要求：
“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规范公立医院改制。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规模适度的原则，合理控制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拓展社会办医发展空间。”
严控公立医院规模的政策，一直持续保持高压，直至现在未见松动。如2019年6月，十个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
强调：
“加大政附支持社会办医力度”，“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该通知与该意见的上述内容在网络上自发地引起了较大反响与质疑。
由上可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的数量和规模，既是中国舆论界的主流意见，也是属于政附的重要医疗政策实践，这是中国的基本现实。
- 2 -
严控公立医院规模 给民营医院留出市场
——违背市场原则
为何为什么要严禁公立医院扩大规模呢？很明显，是为了“给民营医院腾出发展空间”、“留足发展空间”，如前所引。
“严禁公立医院扩大规模，给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这种倡议与实践，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或公平竞争的原则吗？
毫无疑问，这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这根本不是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什么是公平合理的医疗市场秩序？
市场经济就是要讲究充分竞争平等竞争，不管哪种类型的、哪种所有制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应该得到政附额外的帮扶或打压。具体到医疗领域来说，就是不论大医院小医院、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政附不该抬一个压一个，而是应该一碗水端平，让各类医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决定自己如何发展壮大，让患者在他们中间自由选择，最终实现优胜劣汰，良币驱逐劣币，促进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进步。
中国目前的医疗体制下，无论公立还是非公立的，都是自负盈亏的，都是合格的市场参与主体。公立三甲医院跟民营医院一样面临着生存压力，其收到的财政拨款数额已经很少了，占医院总支出的比重很低，具体数字因每家医院的规模与具体情况而不同，据报道，有的三甲医院，各类财政拨款仅占其支出的3%。医院与医院之间，都是竞争关系，患者选择了A医院，就不去B医院，即使是公立医院之间，也是如此。单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医疗领域本来已经处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状态了。
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通过严禁公立医院扩大规模来给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的做法，是严重背离市场公平原则的。
近几年，除了严控公立医院规模之外，还新诞生了一个政策概念“规划布局”，猛一听很高端。那么其实际内容是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在城市一定区域一定人口内，对公立医院的数量与规模进行硬性的规定，不许超标，理由之一是不能资源浪费。可是，与此同时，却又明文规定“政附不再对社会办医的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作规划限制，对社会办医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实行告知承诺制，取消床位规模要求。”（《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十部委联合下发）
▲2015年，江苏宿迁政附在“mai4光”医院十多年后，
全资18亿重建公立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
另外，牺牲公立医院为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的政策，并不仅限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这一方面，下面试举一例。
我们都知道，决定医院好坏的各个条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无好的医生。好的医生，需要进行长期的培养，公立医院由于长期积累和自身努力，培养出了中国最丰富的优秀医生资源。与之相对，民营医院因自身实力经营思路等问题，一直未能大量培养出优秀医生人才来。毫无疑问，从公立医院挖现成的医生，乃是私立医院扩大自身优质医生资源的捷径。不过，目前绝大多数医生并不愿意从公立医院辞职去私立医院就业，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政策帮助。这几年，推行了一个政策，让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或“自由执业”，就是来实现这个目的的。
我们都知道，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企业培养一个优秀人才，是耗费很多心血的，从来没听说过，华为可以允许自己的员工“多点执业”“自由执业”，一面在华为拿工资一面去中兴挣外快的，也从来没听说过京东的员工同时可以去阿里兼差并把自己的客户也带过去的。可是，偏偏在医疗领域，近年来就公开大力推行这样的政策，强令公立医院的好医生减少在自己单位的上班出诊时间，损害公立医院与患者的利益，去莆田帮医院那里出诊。
公立医院医生正规收入偏低，现在又要取消事业编制，再加上推行“多点执业”，这都是在帮助私立医院更多地无偿利用公立医院医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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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在竞争中胜过民营医院
——医疗领域的基本事实
尽管几十年来，一如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公立医院因为姓“公”一直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普遍被视为类似于国企那样的保守落后事物，缺乏发展前景；再加上近些年来，又一直受到政策压制（如本文讨论的“严禁公立医院扩大规模、给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依旧能够冲破这种种障碍，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凭其高超的医疗水平、优秀的医生、规范的管理、可靠的声誉而始终保有中国绝大多数患者的认可。
卫健委《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公立医院数量为12000家左右，民营医院数量为21000家左右；2018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为30.5亿，占医院总诊疗人数的85.2%，而民营医院5.3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14.8%。这还是经过数年民营医院“爆发式增长”后的数字，在前些年，比如2012年，民营医院的就诊人数，有的资料说只有勉强接近10%。
从病床数与利用率也反映出同样的特征。所有床位数中，公立医院床位占73.7%，民营医院占26.3%。2018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84.2％，其中，公立医院为91.1%，民营医院只有63.2%。公立三甲医院的病床利用率，不用看统计我们也都知道，长期以来一直在100%以上，否则就不会“一床难求”了。
▲图/《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可见，看病去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是中国绝大多数患者的首选。尤其是经过数年来的公立医院收到持续压制、民营医院得到持续帮扶之后，公立医院在就诊人数、病床利用率方面依旧能够遥遥领先于民营医院，这更能说明公立医院的实力。
在全国尤其是武汉的新冠肺炎阻击战中，一线战斗几乎完全由公立医院及其医护人员与各地驰援的医护人员来支撑。大型公立医院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总体来看，都是其它医院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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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
——以莆田系为代表的中国民营医院
提起中国的民营医院，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莆田系。长期以来，莆田系医院在中国民营医院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有资料认为，2012年之前，莆田系医院的数量为民营医院总数量的80%。近年来，莆田系之外的各路资本纷纷参与到医院建立与改制当中，非莆田系的民营医院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不过，莆田系依旧牢牢占据民营医院主力的位置，光“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旗下会员医院数量就有8000余家，至于非会员的“莆田系”医院，数量不详，不过肯定不低。
至于莆田系的水准，有目共睹。
自诞生之日起，莆田系体内就缺乏“勤劳致富”“规范致富”的基因。莆田系最初只是一些江湖游医，电线杆上与厕所里的广告、所谓的“退休老军医”，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留给我们的记忆，后来得以逐渐做大，并不是靠医术，而是靠各种“营销”。
▲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小纸片广告
“营销”，并不是我的话，而是2015年4月4日莆田（中国）健康产业商会宣布暂停和百度竞价推广合作的公告里面的用语，是莆田系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以营销为主导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行业的发展……总会将积极协助会员单位构建以品牌建设为中心的新型运营模式，响应国家号召，以民生为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吸纳高端医疗人才、引进先进诊疗设备、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中来，促进民营医疗行业走向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新时代，真正做到让政附放心、群众满意，同行认可。”（2015年4月4日莆田健康产业商会宣布暂停和百度竞价推广合作的公告）
“营销”，莆田健康产业协会对自己的这一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无论是三十年前张贴在电线杆、厕所里的各类小纸片广告，还是进入21世纪后的百度竞价排名，“营销”的形式变了，但实质没有改变。
靠“营销”而不是靠优秀的医生、先进的医疗设备、高超的医疗技术，可见，莆田系占据主流的民营医院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公立医院的竞争，而是自身的先天性缺陷或顽疾。
很遗憾，“暂停”真的只是暂停，与百度的广告合作继续进行。2016年，魏则西事件爆发，数十年来一直低调行事、回避大众舆论莆田系首次成为舆论焦点。
莆田系的“营销”手段走到极端，甚至会成为黑恶暴力犯罪。2019年4月25日，深圳龙岗警方公开披露打掉一起涉医诈骗犯罪团伙案件，该案中“莆田系医院”、“网络医托”、“网上竞价”等三方联手榨干病患的血汗钱，一时舆论大哗。
4月27日，莆田健康产业总会就此事件发声明称：
“我会全体会员务必以此为戒，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立即安排自查自纠；全体会员务必共同推动民营医疗品牌的树立，配合国家医改的全面成功，让患者认可、让政附放心！”
该声明还坦承：
“民营医疗行业至今仍存在一定比例的不法经营者，虚假宣传、过度医疗、医疗欺诈等违规违法现象客观存在，部分患者因之蒙受经济损失、人身和心理损害。”
4月28日莆田健康产业总会秘书长吴曦东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说：
“民营医院有能力也有勇气与‘不法’切割。但是，民营医院也需要公众给予一定的宽容性。”
话音刚落，甘肃、宁夏、福建等地也相继通报了类似案件，大批打着医院幌子的莆田系黑恶势力分子被刑拘。如甘肃临夏警方通报称，6家涉案莆田系医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夸大患者病情、虚增医疗项目、肆意加价收费、篡改医疗数据、超范围或者无医疗资质人员从事治疗等非法经营活动，以及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诈骗、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共批捕25人。而银川莆田系欧亚男健医院，一个医院就被批捕了35人。莆田系与“不法”的“切割”，不知何时才能完成。你自己积极与“不法”“切割”，如何让公众“宽容”你？
山水存真（曾）
飞文染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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