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曲歌辞】 鉴余英时
文/湯安
毁人易,诹史难。
沟壑不在四顾间,交关难鉴古河川,
—— 英时调遣井成天。
南朝四百八十寺,钩心斗角俱妙椽。
万人吟咏几世禅,今可稽者实几篇?
颠三倒四子删诗,积毁销骨赢坑传。
燕然未勒归无计,燕勒终现逾千年。
余不见,楚灵均,惟见沧浪脍小鲜。
又不见,陈拾遗,悠悠天地泣潸然。
短序与长序
—— 略评批郭沫若者
湯安
文革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以后,在一批文人、大V尤其是海外民运的文章里面,郭沫若成了受到涂污与不公正评价最多的文化名人。这与某些平反之后的文化名人在郭沫若去世后大肆散发个人不能直言的某些怨气,甚至是报远至解放前的个人旧怨之仇不无关系。
好在近代历史不难考证,假话和中伤不会长久存在而不被质疑。本文后面所复制的海外中文维基百科有关郭沫若的词条和近来不少关于郭沫若的研究报道就是例子。之前维基跟着某二位文革之后红得发紫的大师的口径和证据诋毁郭沫若,却终因编造的证据站不住脚,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完善和质疑越来越多而逐渐息声更正。
诗无隐志,文亦如此。即使是文革中遭受折磨的人也不能因此获得编造维持谎言特权。评价历史人物需要严肃认真地依据客观事实历史证据和同行评价来进行,不能靠煽动中伤冷箭把戏和利用群氓运动式地造势,不然与文革、麦卡锡和国民党在解放前跟台湾采用的白色恐怖有何区别。中国尤其具有群氓土壤,因此值得思考警惕文人相斗乃至民运诋毁扰乱人们思维这类充斥于中文环境的现象。
人无完人,历史人物当然可以批评议论,然而评价历史人物只能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进行,并且对历史人物和他们同时代的批判者采用同样客观的标准,——如果这一前提存在,在人格、奉献精神、哲学思想水平和个人文化与文学艺术成就上,少数死咬郭沫若的“单科文体大师”就是捆在一起也无法撼动郭沫若的建树,即使只提与参与北伐革命,南昌起义,或者在白色恐怖冒着人头被悬赏的危险积极投入社会创作了大量作品、和抗战时期抛家弃子奔赴国内以笔为枪炮创作出海量的抗日剧作与学术文章的郭沫若相比,在炒作者刻意制造的泡沫消解之后,对比批判郭的那几位大师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同时期惨白不堪的学术成绩与文化贡献就足以比较修行高下。此为后话,这里不论。
简而言之,宏观上国共两党历史上像郭沫若那样经历丰厚的人绝无仅有,从学习西医出身一路拿到日本大学医科毕业文凭的郭沫若在其它学科里面更是学富五车,文、史、哲、军、政、外交面面俱到,不仅是中华新诗与甲骨文的开路先锋,还在文学、艺术、翻译、剧作、史论诸多方面俱成大家,这些资历即使毛泽东也只有敬佩。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政治漩涡激流如何,经历无数逆境险境低潮追捕的郭沫若始终爱国爱民,站在唯物历史的一边,站在人民大众利益一边,始终坚信人类理想的世界是带来全社会人民幸福的大同世界。仅此一条,就足以让那些在他去世后“勇敢地”出来不遗余力地诋毁污蔑他、指责他抛开家庭去抗日是如何如何“不道德”的那些袖手文人孤立于云泥之下。遑论那些诋毁他的人采用的不少是借刀杀人和割裂歪曲历史的手法,如热衷编造的“鲁迅指出郭沫若是才子+流氓”那样的虚假证据,鲁迅原文是针对两个对立社团之间正酣的笔战,并不是指具体阵营里的某个具体人员。
这类批郭文章无一不是借用鲁迅,胡适,林语堂等名家之口来辱骂郭,或者死无对证的个人生活爆料来进行,然而却不敢全面引用名人文章,所有采取的不过是小聪明地割裂名人文章里面只言片语,再移花接木地把自己的怨气通过鲁迅先生之名撒在郭沫若身上。他们从来不去提供鲁迅或者胡适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的完整过程,以及前者与郭沫若属于早期社团文学之争而非针对某个具体个人的特性,不提包括胡适在内几乎所有和郭沫若发生的笔战都是以握手言欢告终,造势者一味拿鲁迅胡适名字为幌子贩卖自己的隐志跟想骂的话不叫正常批判。同时期与郭沫若和鲁迅先生均有交集的周恩来曾经总结比较过鲁迅与郭沫若并将二人同样推崇为文豪是客观准确的。
随手摘录一段网上铺天盖地甚嚣尘上的借鲁骂郭文章所刻意不提的当时郭沫若创造社与鲁迅未名社之间由互相抨击到合作前进的完整史料:
“......郭沫若认识鲁迅是从接触鲁迅的作品开始,当他读到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时,便由衷地敬佩,“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并为鲁迅的一篇小说发表时排在一篇日本小说的译文后面深感不平。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郭沫若又专门著文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鲁迅也很赏识郭沫若的才华和“奋战忿斗”的精神。1927年在给李霁野的信中特别谈到:“创造社和我们(未名社),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这里面自然包括同郭沫若的关系,不仅是赞赏、关切,而且引为同一战线。
鲁迅还多次揭穿反动文人陈源及高长虹之流企图挑拨他与郭沫若的关系的阴谋,使其伎俩不能得逞。于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很珍视同郭沫若的关系。这些都表现了他们共同的革命本质和品格,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同一文化新军的两位主将,两面旗帜;也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得以并立文坛,同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伟人。
鲁迅一直把创造社视为革命文学的团体,对大部分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等都视为革命者或进步作家看待。希望联合起来,造成一条革命文学战线,更猛烈地向旧社会发起进攻。
当时创造社方面,也希望与鲁迅合作,共同发起文学革命,郭沫若他们商议准备创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领衔为特约撰稿人。他们两次派员访问鲁迅商谈此事,鲁迅立即欣然同意。鲁迅还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的革命文学的园地。这就是后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那份《创造周报》复刊广告。这份广告的所列特约撰稿人名单中,第一名鲁迅,第二名郭沫若,笔名麦克昂,这表明鲁迅和郭沫若相互间的联合愿望是共同的。他们各自以不同方式经历了共同的思想发展道路,终于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汇合起来。
郭沫若和鲁迅虽然有些意见分歧,但1936年当他读到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时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深为感动,“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在读完《鲁迅全集》后,加深了对鲁迅的了解。
不久,鲁迅逝世。整个文化界,特别是在郭沫若心灵上,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立即捐弃前嫌,无保留地站到鲁迅的旗帜下,热情地宣传鲁迅。在鲁迅逝世当晚,他虽在日本,立即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勇敢地捍卫和维护鲁迅,揭露反动文人对鲁迅的诽谤和诬蔑;忠实地继承鲁迅的事业,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时刻把鲁迅作为自己的榜样,力求以鲁迅的精神去生活、去斗争。这成为文坛上被人传诵的佳话,显示了郭沫若真诚无私的伟大人格和宽广胸怀。”
以上为短序。
国外和台湾方面,由于纯属反华闹剧,完全不涉及真正的学术人物,倒是值得多提一提,其领军攻击者本身就是人品低劣学术混混的台独政客余英时。这种级别的文棍任何有查证史料和判断能力的人都足以轻松评论和解析。
当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于九十年代(都是只敢在郭沫若过世后精神抖擞出来挑战的主儿。虽然五十年代人在香港的余英时就想发起对郭沫若的类似攻击,无奈毫无学术能力与影响力激不起波纹,等了四十年,终于等到郭沫若过世) 撰起长文再次笔伐郭沫若)。
余各种作品都散发着典型的“学术能力不在行,政治斗狠在行”的海外右翼反华民运,借口招魂鼓吹中国就要崩溃,不论通过歪曲陈寅恪来翻案汪精卫还是高举钱穆先生作品攻击郭沫若,他始终不敢自己研究批判,而是一直擅长靠着搬弄学术大家当棍子为自己打击异己。在他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里面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一文里面自然也是如此。
“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郭,而其所评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围。
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会著文指出这一点,这些人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40年代中期,顾颉刚(正是顾慧眼识才将苏州普通中学的教员钱穆发掘推荐给北大,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 在他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中写到:“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议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胡适的弟子)傅斯年”。(本段引用海外文章《公正评价郭沫若》http://www.millionbook.com/mj/g/guomoruo/xg/003.htm)
事实上,郭、钱两文性质观点和内容都相当不同,而且立场截然有别。强调尊孔和古制的钱穆一直反对康有为郭沫若毛泽东这些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历史观。
单从这一点对比,钱穆先生的历史“革命观”停留在商朝灭夏的汤武革命之上,而郭沫若的社会革命史观是立足于研究后来封建社会中不断发生又为钱穆先生所深深厌恶的农民起义革命的社会背景与影响,二者范围视野与立场大为不同。
「汤武革命」一词里面的“汤”指的中国远古历史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者——商汤天乙。他领导商部族和其他诸侯反抗夏王朝统治者桀的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最终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武”是指周武王,他领导商王朝的诸侯国西周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西周。史家因此将这两次最早的王朝更迭合称为“汤武革命”。汤武革命与农民起义革命除了都有革命二字,性质内容和历史背景截然不同。
因此除了都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钱穆的诸子系年与郭沫若十批判书所写的主题,所持的社会发展观并不一致。就是跟陈寅恪与辩证唯物史观殊途同归的断代史观相比钱穆先生的观点也距离甚远。钱穆先生学风认真扎实,然而如果从社会进化角度来看待历史,钱先生所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高度恐怕是近代中国四大历史学家里面站得最低洼的一位(做为现代史学家钱穆先生特立独行地在台湾公开赞成中国实行独裁统治,因此被人批判为拿了蒋家王朝的赏替蒋介石高压统治张目的文人,——这一指控同样属于不了解钱穆先生的史观)。
对比可知,只要不是不学无术和别有用心,余英时应该发现一直以正统儒家捍卫者出现、反对农民革命的钱穆在论点上不可能跟有着狂飙突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弘扬者郭沫若的历史评论发生混淆,后者早已说过自己读到过钱穆的书,既然两篇文章的主题结论与论证观点截然不同,余英时几十年比较下来的抄袭说就不难理解为学术界以乌龙纠缠看待。
可惜余英时既没有钱穆的历史修养又没有郭沫若的哲学水平。哪怕只是一名中学生,只要略有文化历史哲学基础,读过史书看过郭沫若1944年发表的辩证史观雄文《甲申三百年祭》,也决不会犯下余英时这种错误。与这样的“学术水平”对应,余英时当然会奇葩地年年预测中国马上就会崩溃,第二年接着艰难进行自圆其说,如此这般几十年念念叨叨中国马上就要崩溃,马上可见崩溃,最后发现中国好得很,自己却愈发垂丝风烛接近崩溃。
在中国历来总有一些人不去建设,却嗜好空谈,批评不是为了事实和正义,而是为了私愤与绞杀,尤其是他们夹带造假诽谤和戾气的造势行为,借一篇流传甚广的网文来说就是:
“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学了一些理学讲义,却从不联系实际。对于这种人,古人称之为“小人之儒”,“怏怏者”而已。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除了以上海外海内在郭沫若离世后反郭的几个文人,剩下对郭指责的恐怕就剩下连历史哲学以及郭沫若作品都懒得去查证阅读的一群网民构成的群氓。
群氓不同于人民,前者随波逐流,后者则能够推动历史。关于群氓,鲁迅先生关于“吃人历史”与“人血馒头”的刻画深刻而且到位,从文革中被批斗的知识分子自杀到不久前四川泳池事件中德阳女医生被网民人肉攻击不堪受辱的自杀,那种不属造谣诽谤,但是从社会效果恐怕远比造谣诽谤更加丑陋可怕的,恰恰是这样不学无术却自以为正确和仗着人数众多而“勇敢”的无灵魂爱热闹庸俗群氓。人血馒头们是余英时这类伪学者得以舶来生根而且滋生恶果的农家肥,而且他们祸害的正是自己赖以生存受到保护的社会保障与进步。
此为长序。
再 读 郭 沫 若
文/湯安
风雨飘摇北伐戎
披荆开路史诗同
蜡烛燃烬谗言起
宇宙锋因矢志宏
注释: 伐字音出,专有名词不改。《宇宙锋》,全本剧名《一口剑》、《六义图》。借指郭沫若一生坚持奋斗理想。剧情:秦二世时,赵高、匡洪一殿为臣且是儿女亲家。赵高专权,匡洪不满。赵高遣人盗匡家所藏“宇宙锋”宝剑,后持剑行刺二世以嫁祸。二世震怒,抄斩匡门。匡洪子匡扶逃,其妻赵艳容回赵家独居。秦二世胡亥见艳容貌美,欲立为嫔妃。艳容既恨父亲诬陷匡家,又恨二世荒淫无道,断然拒绝。在使女哑奴(有剧为哑乳娘)的帮助下,赵艳容假装疯癫,坚持不懈反抗强暴。
解析余英时
文/湯安
倚傍哲学不解诗
嘶声崩溃老垂丝
毁人总道钱宾四
做致招魂岁计支
注释:做致,造势。招魂,余英时粉饰自己反华辱华支持台独为“为中华民国招魂”。岁计支,获取生计支出的赏钱。
[外一首] 网 络 诽 谤
文/湯安
筒箭嗖将去,钩镰掳冠军。
狼烟晨肆岗,狄火夜烧云。
养寿剽劫史,佥谋厩牧群。
乌孙多益善,策我庙堂勋。
郭沫若北伐时已经身为中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军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四一二大屠杀前夕,郭沫若不惧生命危险率先大量发文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和人民的杀人本性。大屠杀之后坚定站在处于最危险最低潮的共产党工农革命一边,不惜顶着白色恐怖政权十年间出价五万大洋的悬赏他的人头告示四处逃亡。若是以一己私利为念,不去唤醒和救助成千上万中共同志和国民革命军左派,郭沫若只需闭口不发文揭露和反对蒋介石积极筹划的大屠杀活动,如此,继续坐它几十年中央行政院副院长位置没有丝毫问题,但他没有放弃原则与奋斗主张,而是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安危。郭沫若一生都崇尚正义和不息的奋斗,一生站在国家和人民一边。
甲申三百年祭》:20世纪留给后人的“醒世恒言”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王建国 王建强
时间:2019-03-11
导语:1944年3月19日,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撰写的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在当时中国政坛和文化思想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甲申三百年祭》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崇祯皇帝、李自成、李岩三个人物勾画出当时的历史事变。郭沫若先生放下他正在进行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以思考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为缘由写成《甲申三百年祭》,向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打响了重重一炮。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责郭沫若先生出于“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把“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进而也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可是,郭沫若先生究竟为什么写作《甲申三百年祭》?论文的主旨究竟是什么?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甲申》是郭沫若创作有关
李岩“史剧”的初期成果
一般认为,郭沫若应《新华日报》之约写作了《甲申》。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据郭沫若夫人于立群介绍,郭沫若把《甲申》送交董必武审阅,没有想到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全文连载了[1]。如果是应约写作,就不应该存在“没有想到……”的问题,《甲申》也不应该刊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
1944年2月8日,郭沫若致函翦伯赞:“近于友人处得一乾隆年间之抄本《剿闯小史》写李自成事颇详,甚引起趣味。有李信一名李岩者,乃河南举人,参加当时活动。此人尤有意思。关于此时期之史料,兄谅知之甚悉。除《明亡述略》曾略见李信外,它尚有所见否?乞示一二……”[2]1945年5月5日,郭沫若写道:“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运动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吸引)我的注意力……”[3]由此看来,郭沫若因为偶然得到《剿闯小史》手抄本,觉得李岩“此人尤有意思”,才进行有关史料收集的。
1944年4月21日,郭沫若致信费正清:“近几个月来,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历史,读了古书,打算把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运动写成剧本……”[4]1945年5月5日,郭沫若这样写道:“恰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5]1946年2月12日,郭沫若在《关于李岩》一文中写道:“我自己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6]4月3日,郭沫若再次强调:“我对于张献忠、李自成下了一番工夫,所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的考证文章。我曾经想把这段史实写成一件艺术品……”[7]1947年7月21日,郭沫若再次谈起《甲申》:“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是写成剧本,或是写成小说。……但有的创作流产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如象《万常宝》、《甲申三百年祭》都是。”[8]“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的,但没有成功。已经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了……”[9]由此看来,郭沫若原本确实打算写作一部关于李岩与红娘子的“史剧”。
郭沫若的说法相当可靠。只要用心阅读,我们就不难发现《甲申》确实具有明显的“史剧”风格。换言之,《甲申》实际上是郭沫若的李岩与红娘子“史剧”创作的初期成果。那么,《甲申》的写作主旨又是什么?
《甲申》主旨之一:敦促国民党彻底改革
《甲申》这样写道:“在一般的史学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10]如此漫不经心的表述显然缺乏“祭祀”应有的“庄重”。
接着,郭沫若这样“祭”崇祯:
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措。对于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11]
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刮),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12]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者。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抑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13]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与蒋介石从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到甲申恰好17年巧合。至于“剿寇”的十年,恰好与国共十年内战的时间吻合。文中刻意强调“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则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寄予的希望。《甲申》刻意强调“无论是饥荒或是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这显然是在督促执政当局认真反思政策的严重失误。
再请看他对崇祯十年闰四月大旱《罪己诏》的评价: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14]
郭沫若指桑骂槐地“祭”崇祯,实际上是在向执政当局呐喊:“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这可以在他致费正清的信中找到佐证:“我们中国应该改革的事情尤其是多到无以复加,政治的民主化与产业的现代化必须同时进行,这实在是很艰巨的工作……我们多少还是在做着清道夫的工作。”[15]由此可见,郭沫若并不是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开炮”。他之所以批判国民党,出发点还是为了敦促国民党当局汲取崇祯教训,进行彻底改革。
《甲申》主旨之二:告诫革命者不忘初心
郭沫若写道:“甲申年总不失为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16]强调崇祯的统治是“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显然是为农民革命寻找合理的证据。
毫无疑问,李自成是《甲申》“祭”的对象。郭沫若这样评价:“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17]在重庆政府的话语体系中,刘邦、朱元璋等是让人称颂的英雄,而李自成则是典型的“流寇”。郭沫若将李自成与刘邦、朱元璋并列可谓石破天惊。
郭沫若对李自成赞赏有加: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他的军法也很严……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自成自己更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绝不是偶然的了。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18]
郭沫若为李自成占领北京后的骄傲轻敌深感痛惜: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想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19]
郭沫若极为痛心地引述《剿闯小史》:“岩……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民心。闯贼毫不介意。”[20]引述《北略》:“制将军李岩上书谏贼四事……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21]
当描写到李自成听信谗言杀害李岩时,郭沫若满腔悲愤:
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是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的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的没有道理。[22]
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李自成有同情,有抱怨,也有谴责。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革命的象征,郭沫若批评时明显留有余地。《甲申》强调:“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不过,这样的表述本身就说明李自成已经变得刚愎自用了。郭沫若强调:“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23]实际上,这种评价难以自圆其说。既然“很能纳人善言”,为什么一再拒绝李岩的宝贵建议?可见,此时“民主式的合议制”已徒具形式。牛金星也只不过说李岩不愿久居人下而已,李自成便下令将李岩处死。遮蔽在表象背后的历史真相,是大顺政权正在由农民政权迅速地向封建政权转变。虽然衣着依旧朴素,但李自成骨子里却迅速由农民领袖向封建帝王转变。也许正因为如此,郭沫若才会酸楚地说:“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
在《甲申》最后部分,郭沫若仰天长叹: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为对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那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宰制的命运了吗?[24]
郭沫若怀着复杂的情感“祭”李自成,为李自成没有能够采纳李岩的建议而惋惜,为李自成自身的变化而痛心。《甲申》中那一连串的“假使”,实际上就是“假使李自成不忘初心该有多好”。不难看出,郭沫若真诚期待李自成那样的革命者牢记宗旨,不忘初心。
《甲申三百年祭》主旨之三:在中国确立“人民本位”
李岩是郭沫若极为推崇的人物。郭沫若甚至说:“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25]郭沫若特别赞赏李岩的才能: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披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26]
郭沫若刻意强调:“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其中的一个。”[27]李岩曾向李自成提出四条建议,“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28]在郭沫若的笔下,李岩是《甲申》中唯一没有任何过错的人。郭沫若悲愤交加:“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29]《甲申》在用三分之二的内容论述李岩之后,以“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30]作为全文的结尾,充分说明《甲申》真正“祭”的就是李岩。
郭沫若为什么重点“祭”李岩?请看1947年7月21日郭沫若为《历史人物》所写的序言:
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我就在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31]《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关于李岩,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是在还叙述得不够……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它是主张‘均田’的,惟其这样,所以他能够与李自成合伙,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32]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应该把他看成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33]
郭沫若将李岩作为核心人物进行写作,就是因为李岩有“人民思想”。由此看来,《甲申》与其说祭明朝,不如说祭明末农民起义;与其说祭明末农民起义,不如说祭李岩;与其说祭李岩,不如说祭“人民思想”、祭“人民思想”未能付诸实践的遗恨。郭沫若批判崇祯、责备李自成、歌颂李岩,根本原因就是他要倡导“人民本位”,歌颂“人民思想”。郭沫若之所以认为李岩完美无缺,就是因为李岩是“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
《甲申》成为中国共产党整风文件
《甲申》发表后,遭到了国民党的疯狂“围剿”。陶希圣这样写道:“民国三十四(三)年是甲申年。郭沫若发表一篇文章,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将明末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他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斥亡国主义》为题,加以抨击……那篇社论的火气很大……”[34]陶希圣自鸣得意地回忆:“我们称郭沫若为‘郭沫诺夫’。因为他外形虽是中国人,内心却是苏俄人。他的‘甲申’论文,充分证明了他的那颗心是附属苏俄的。”[35]
著名戏剧家阳翰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44年3月25日,“读到了《中央日报》《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全文是针对郭老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而发的。这篇社论并不是在作学术性的研讨,完全是一种借题发挥的谩骂。”[36]26日,“访郭老。我问他读了《中央日报》那天的社论有什么意见?他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好置之不理!是的,这年月谁还跟你讲理呢!我也想,只好置之不理。”[37]一个拒绝改革的政权最终只能葬身于革命风暴,拒绝任何改革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只能重蹈崇祯皇帝的覆辙。
与国民党截然相反,毛泽东一向高度关注李自成起义的教训。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写道:“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38]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这样致信《永昌演义》作者李建侯: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建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扬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39]
毛泽东对《永昌演义》中的观点并不赞同,但依然“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不难看出,毛泽东期待一部有份量的关于李自成的著作问世。《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报纸,应该说,延安并无销售点。如果不是《中央日报》的高调批判,毛泽东很难注意到《新华日报》副刊上的《甲申》。《甲申》中的论述与自己的观点高度契合,毛泽东大喜过望,立即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多次在公开场合隆重推荐。出乎郭沫若意料之外,毛泽东特地致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是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不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40]经过毛泽东的大力推荐,《甲申》由史学家的一篇“纪念史学”论文成功转化为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党的文献”。
结语
《甲申》看似剖析崇祯、李自成、李岩的悲剧,实际上是希望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希望革命者不忘初心,始终把“人民思想”放在首位,进而在中国确立“人民本位的标准”。研究《甲申》,既要看到防骄、反腐的要求,又要看到对改革的呼唤,更要看到“人民本位”的诉求。共产党人不仅要注意汲取李自成骄傲的教训,更要注意李自成忘却初心的致命错误。学习《甲申》,不仅要从革命者的角度汲取李自成的教训,而且要从执政者的角度汲取崇祯的教训。唯其如此,才能算得上真正读懂了《甲申》。唯其如此,才能算得上汲取了《甲申》所总结的教训。《甲申》堪称20世纪留给后人的“醒世恒言”。
注释:
[1][4][15]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第113页,第114页。
[2]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6页。
[3][5]《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17页,第417页。
[6][8][9][10][11][12][13][14][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第3页,第6页,第176页,第177页,第182页,第178—179页,第179页,第176页,第182—183页,第193—194页,第195页,第196页,第196—197页,第203—204页,第201页,第203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5页,第197页,第192页,第204页,第3页,第5页,第6页。
[7]王讯昭等:《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
[34][35]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212页,第214页。
[36][37]《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第254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39][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第241页。■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鹿野:关于郭沫若,你恐怕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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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28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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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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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公知们否定郭沫若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如果有一天他们“推墙”成功了,很可能就会像俄罗斯公知对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把他和革命切割开来后高度肯定其文学成就。当然,笔者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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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学者陆续发表文章纪念,很大程度上澄清了长期以来流传的关于郭沫若的种种谣言。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郭沫若文学地位到底如何。
一、三个能够说明郭沫若在民国时地位的案例
首先,笔者想说几个鲜为人知的事实。
第一是郭沫若是最早对国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五四新文学作家。最早翻译五四新文学的国家是日本。1922年日本东亚公司作为《支那丛书第一编》,出版了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与白话新诗》。该书所选郭沫若的作品有:诗论《诗论二扎》、诗作《三个泛神论者》、《地球,我的母亲》、《夜》、《司健康的女神》、《上海印象》、《春蚕》等7首,占了该诗集的第一位。
相比之下,日本译介鲁迅著作的最早时间应是1924年:1924年1—11月,《北京周报》第97—137期,连载了丸山昏迷译《中国小说史略》。但是这并不是文学作品,鲁迅最早的文学作品输出到国外应该是在1925年。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工作的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 鲁迅为其撰写了《著者自叙传略》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这要比郭沫若晚了好几年。
(以上可参见宋绍香著《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
第二是在三十年代对左翼的文化围剿当中,国民党对于郭沫若作品的查禁之严厉是不亚于鲁迅的。鲁迅在多篇杂文当中都批判了国民党的禁书政策,主要举的例子就是“1934年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149种”。而在这个禁书目录当中,郭沫若的作品不仅排在最前面,而且被查禁的数量也多达11种,仅次于鲁迅。鲁迅的排名在郭沫若之后,不过被查禁的数量多达12种,是最多的。(该禁书目录可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
第三是在抗战前期,郭沫若刚刚回国不久就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这是一个主管全国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职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国民党比较亲近的胡适仅仅被任命为和文化工作完全无关的驻美大使,沈从文更是没有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胡适和沈从文这些所谓的“民国大师”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并不像今天的人吹捧的那么高,如果让他们管理文化工作是根本不可能服众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很多影响极大的文坛巨匠只佩服郭沫若一人。比如说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即使在国民党逃往台湾以后,也仍然称其为“戏剧界的十项全能选手”,认为其成就极大。田汉也自视很高,鲁迅活着的时候对鲁迅都不太服气,却很尊敬郭沫若。在鲁迅已经逝世的情况下,更是只有让郭沫若出来主管文化才能服众。
这当然不是说郭沫若的成就就超过了鲁迅,个人认为鲁迅的成就还是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至少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当中可以看出,今天郭沫若的地位被大大低估了,在民国时他和鲁迅的影响力是相差无几的。
二、郭沫若的艺术手法在当代文学中的传承
除了上面几点,笔者还想重点强调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也就是郭沫若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开创者。
现在一般把郭沫若定性为浪漫主义,其实在民国时代浪漫主义和今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当时的人们认为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属于浪漫主义的一部分,将其称之为“新浪漫主义”。个人认为这种划分不无道理。因为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主要区别就是审美观反传统,而现代主义产生前的浪漫主义也有少数作家持反传统的审美观。比如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霍夫曼就是反传统的,和20世纪现代主义中表现主义流派的代表卡夫卡的作品也很相似。
而郭沫若在早年就比较欣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德语世界的表现主义,因此他的作品中颇有几分现代主义那种怪诞、疯狂、阴森恐怖的味道,和屈原与李白那种虽然奇幻,但仍然属于常规审美的古典浪漫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著名汉学家杜博妮在《中国现代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就强调:“新文学作家里面,最热烈地响应先锋派召唤的是郭沫若。”
今天很多人觉得郭沫若的作品写得很别扭,其实也主要是因为评判的标准是使用的古典浪漫主义,出现了阅读标准与创作标准的错位。如果摘掉有色眼镜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许多当代名家和郭沫若的艺术手法其实是具有一致性的。
比如说,郭沫若的早年小说当中的代表作《曼陀罗华》当中就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母亲在孩子死后反而感到很高兴,因为她可以借此向家里勒索丧葬费来挥霍。为突出当时社会的残酷性,作品还极为细腻地刻画了解剖孩子尸体的情况:
【小小的尸首睡在解剖室中的大理石的解剖台上。死后已经两天,脸上带着惨戚的土色,蒙着白雾的眼儿仍然微微开着,鼻孔里塞着两团棉花。身体各部已经现着紫色的尸斑,脚手的惨白如象羊脂玉一样了。
R立在尸的右边,在胸腹上开刀了,把脏腑挨次取出,检查大小形状色泽切面等,一一用德语口说,一位助手在西窗下誊写。尸的左边还有一位校役秤量各种脏器的分两。】
而在60多年后的1987年,余华写下了被不少专家视为划时代的先锋文学代表作《现实一种》。其和郭沫若的《曼陀罗华》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即同样是通过浓墨重彩的描写尸体解剖,来批判社会的压抑与残酷:
【这时站在一旁的几个医生全上去了。没在右边挤上位置的两个人走到了左侧,可在左侧够不到,于是这俩人就爬到乒乓桌上去,蹲在桌上瓜分山岗,那个胸外科医生在山岗胸筋交间处两边切断软骨,将左右胸膛打开,于是肺便暴露出来,而在腹部的医生只是刮除了脂肪组织和切除肌肉后,他们需要的胃、肝、肾脏便历历在目了。眼科医生此刻已经取出了山岗一只眼球。口腔科医生用手术剪刀将山岗的脸和嘴剪得稀烂后,上额骨和下额骨全部出现。】
甚至在郭沫若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艺术手法上仍然明显的保留了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色彩,比如说,其抗战时期戏剧的代表作《屈原》当中,集中称赞的英雄人物屈原就是一个有一点儿神经质,动不动就揪着头发大喊“我要爆炸”的人。这种审美观显然是现代而非古典的。
另外一位当代使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代表人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今年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在早年的时候就看过很多郭沫若的剧本:
【1978年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先写的话剧。那时候有一个叫《于无声处》的话剧,非常火爆,写“四五”运动的,我受这个启发,后来也借到曹禺、郭沫若、莎士比亚的书,看了很多剧本。
对话“剧作家”莫言:戏剧流派没准也是风水轮流转_文化_腾讯网
http://cul.qq.com/a/20180130/010253.htm】
如果要是我们看一下莫言近年来的代表作《我们的荆轲》,就会发现其和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不仅都以战国时代作为历史背景,同时又把历史和现实巧妙的糅合在了一起,而且主人公都有一点病态的神经质。
当然,郭沫若和莫言、余华等当代作家在思想倾向上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批判的是旧社会,后者则把矛头主要指向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但是至少从艺术手法上来看,郭沫若的创作风格的确在当代得到了传承,甚至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五四新文学作家。
三、从俄苏对马雅可夫斯基评价的变迁看郭沫若
其实,在苏联的文学史上,也有一个和郭沫若类似的人物,这就是著名诗人和剧作家马雅可夫斯基。苏联方面长期把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认为郭沫若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比高尔基更激进,在十月革命之后就高呼这是“我的革命”。也因为这个缘故,在苏联后期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反共的公知们对高尔基的否定还略有保留,马雅可夫斯基则受到了最多的攻击和谩骂:
【有人竭力贬低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大谈高尔基的“悲剧”。他们赞扬写《不合时宜的思想》时期的高尔基而否定侨居国外后回国的高尔基。
那个提出要改变文学史“整个建筑设计”的萨尔诺夫首先想要“缩短”马雅可夫斯基的身材,因为他认为这位身高一米八九的巨人般的人物“遮住了视野”,使得人们看不见其他诗人。这种“缩短”工作一直未停,在某些人的努力下,马雅可夫斯基几乎变成“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报刊上经常出现一些讽刺嘲笑他的诗文。】
张捷著,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05月第1版,第252页
但是到了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反共的公知们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他们的文艺理论是强调文学要“去政治化”,单纯以艺术手法来判断作品价值的高低,而马雅可夫斯基则是20世纪俄国先锋主义文学(也叫未来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和他大体同时的反共文人首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以及苏联后期的自由派作家首脑,被中国诗人北岛奉为老师的叶甫图申科在艺术手法上都是效法马雅可夫斯基的。如果要是否定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成就,也就很难肯定这些被反共人士视为“文坛骄傲”的作家们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公知们不得不一方面高度肯定马雅可夫斯基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把马雅可夫斯基和十月革命切割开来,重点渲染他的最后自杀。于是,今天马雅可夫斯基成了少数自由派和爱国派一致肯定的作家,和鲁迅一样主要采取现实主义手法的高尔基反而被自由派彻底排斥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自由派公知设计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闭幕式上有一个向俄国文学大师致敬的节目,其中没有高尔基,肖洛霍夫也只是以肖像的形式在空中飘浮的片刻,马雅可夫斯基却与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一起在体育场中间的书房里作为重点致敬的对象。(可参见刘亚丁《近十年俄罗斯肖洛霍夫学回顾》,《俄罗斯文艺》2015年第3期)
而且严格说起来,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要比马雅可夫斯基在俄苏文学史上的地位更高。因为在马雅可夫斯基之前,俄罗斯已经出现了以勃洛克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这一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和马雅可夫斯基大体同时,俄罗斯还有以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高峰主义(也被音译为阿克梅主义)这一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而在郭沫若之前则很难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找出现代主义的色彩,后世所有的现代主义文艺都可以追溯到郭沫若。
因此,今天公知们否定郭沫若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如果有一天他们“推墙”成功了,很可能就会像俄罗斯公知对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把他和革命切割开来后高度肯定其文学成就。当然,笔者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以下一字不动地复制现今维基百科关于郭沫若的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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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http://wikipedia.org/
人物生平
1906 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0]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0]
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
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11]
1926年7月,郭沫若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11]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2]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缉,随即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11]
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11]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11]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11]
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13][14]
人物作品
甲骨学
诗歌
参考资料来源:[16]
文学
历史剧本
专著
参考资料来源:[17]
翻译书目
参考资料来源:[18]
著作书目
参考资料来源:[19]
书法
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不凡,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
附:归国杂吟
郭沫若
1937. 10. 24
之 二
又当投笔请缨时,
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
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
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
之 三
此来拼得全家哭,
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
鸿毛泰岱早安排。
之 七
炸裂横空走迅霆,
春申江上血风腥。
清晨我自向天祝:
成得炮灰恨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