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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枝棣萼世无双,未秉鸿钧拥大邦。 [ 注: 1,包含旧作修改稿,重发勿怪。2,图片多为网络图片,无关隐私。]   
【五绝】《雷雨》刀斧手刘兵 [五绝]      文/【湯安】   



《雷雨》刀斧手刘兵



文/湯安



言师上下手

司马路人心
今日蒙人者

常怨受骗深








中国话剧这一百年来如果只选一部戏作为代表,非《雷雨》莫属。由曹禺先生编写的《雷雨》是中国话剧史上不落的太阳,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雷雨》是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雷雨》一发表,就震动了文坛,而当时的曹禺只有22岁。


《雷雨》发表不久,留日学生立即将其搬上日本东京舞台。在国内,中国旅行剧团将其视为保留剧目,在京、津、沪多次演出。郭沫若称它是“一篇难得的力作”。茅盾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誉。《雷雨》剧作完全运用了三一律,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却牵扯出过去的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 狭小的舞台上不仅凸现了伦常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还有个体对于环境、时代强烈不谐调的矛盾,在种种剧烈的冲突中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其实悲剧早已潜伏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伏笔中,只是到最后时分才终于爆发出来,化作一场倾盆雷雨,无比强烈地震撼了每个人的灵魂。



人物关系







周朴园:55岁,某矿业公司的董事长,年轻时曾有一位女仆情人梅侍萍,在家庭压力下抛弃她另娶。

周繁漪:37岁,周朴园之妻。

鲁侍萍:47岁,女仆,原姓梅,周朴园的旧情人。三十多年前和周朴园私生了周萍,生下鲁大海三天后,被周家赶出门,跳河获救,嫁给周家的仆人鲁贵,生下女儿四凤。

周 萍:32岁,周朴园和侍萍的长子,周家少爷,与继母周繁漪、同母异父的妹妹四凤私通。

鲁大海:30岁,周朴园和侍萍的次子,随母亲生活,矿业公司的工人,工运领袖。

周 冲:20岁,周朴园和繁漪的独子,学生,暗恋四凤。

鲁四凤:18岁,鲁贵和侍萍的独女,也是周萍的同母异父妹妹,在周家当女仆,在不知情下与同母异父的哥哥周萍相恋并怀孕。

鲁 贵:48岁,周家仆人,侍萍的丈夫,四凤的亲生父亲。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曹禺以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如刀刃般在人们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颤抖出的余音,至今未息。(http://life.2500sz.com/doc/2019/03/25/4189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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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此,可以知道这部中国经典剧作里面体现的是作品人物所处的困境与压抑,里面的人物不是曹禺当年随便选择和描述的,这些人物是作品的灵魂和血肉。鲁大海是曹禺创作这部剧作时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一个人物,他代表着一种突破和精神,为矛盾和困境重重的作品情节留下的思索方向。鲁大海同时是作品两条线索发展演绎的一条。


与刘兵们的所解释的“删除鲁大海和工人角色可以凸显曹禺的立意”相反,曹禺先生每次谈论这部作品都特别提到创作鲁大海这条线索的立意。这正是伟大文学家之所以伟大高尚,如此割裂历史和原著而又假借原著作者的名义说是为了曹禺而修改之徒之所以渺小猥琐的原因。即使刘兵们借口“曹禺一定会同意”而将原著作者曹禺先生踢出话剧《雷雨》也不会令人奇怪。公知最喜欢把批判文革挂在嘴边,然而检查公知言行总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无一不是文革干将和文革手法,而且上升到高举曹禺反曹禺。


在谈到写作意图时曹禺曾经强调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的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曹禺选集·后记》)


这种反抗和呼喊就是剧中人物鲁大海的声音。曹禺说,“雷”代表天上轰轰隆隆的声音,警醒芸芸众生; “雨”代表来自天上的洪水,把大地冲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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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曹禺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育德中学附近有个铁厂,曹禺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曹禺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





这些活生生的社会变革史,当然带给今天的利益阶层一种自我定位和不安。今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是利益集团极力推行私有化来保障自己的巨额利益的根本内因,虽然社会两极分化极大地造就利益阶层的富裕,造就一些甘肃副省长们,同时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声音和力量,但却不能解除两极分化和新兴利益阶层的内心担忧。


于是,不奇怪刘兵宋亮冯向军们应运而生,茅于斌招摇过市。更不奇怪的是,这类不懂得文化内涵的新自由派公知总以为自己是个人五人六的东西,他们注定会消失在尘土飞扬之中,连一个泡沫都不会留下。




没有了鲁大海的《雷雨》,还剩下了什么?

旧世界与新视界 · 2019-04-25 · 来源:旧世界与新视界
鲁大海诞生于风起云涌的20世纪初,一个革命的年代,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却不幸死在了在告别革命的今天,死在了自己为之奋斗的光明的新中国。

1.

直接上图:


问:没有了鲁大海的《雷雨》,还剩下了什么?

答:乱伦、三角恋、抛妻弃子娶新欢,地地道道的狗血剧。如果好听一点说,是跨代际的真爱,是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是民营企业家的风流倜傥的情爱。好好浪漫哟,好好温馨哟,好好快乐哟,好好……

鲁大海一滚蛋,就“化繁为简”了;鲁大海一滚蛋,“整个剧目就显得更加轻巧、集中”了;鲁大海一滚蛋,就“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了。

原来,《雷雨》从诞生到现在的80多年里,一直很繁琐,整个剧目显得笨重、松散,也没有凸显作者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

好个鲁大海,就是根臭鱼,搅了一锅腥,鲁大海不滚蛋,天理不容!


2.

还是要再问一句,鲁大海是谁?究竟何许人也,竟这么令人害怕必欲除之而后快?

其实他很普通很平凡,就是一个工人,一个煤矿工人。过着朝不保夕甚至不如996的日子,如果真996,也真是福报了,被人当成了兄弟。后不是被开除了都不知道么?

仍清楚地记得当年从高中语文课本上读到《雷雨》的情景,第一次读的时候并不是在高中,还在小学,是从念高中的哥哥的语文课本上读到的。鲁大海的几句台词至今尤为清晰——

鲁大海:好,好。(切齿)你的手段我早明白,只要你能弄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你还——(字从牙缝里逼出来)

鲁大海: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甩开侍萍的手,指着周说)

鲁大海:你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还——(往前挣扎,嘶吼)

铿锵有力,气吞山河,大快人心!连同鲁大海,作者曹禺的名字也记在了幼时心底。

鲁大海这是跟谁说话呢?——周朴园,他的亲爹,一个民营企业家。但此时的鲁大海并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周朴园是资本家,只知道周朴园这个资本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和血管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工人鲁大海终于知道资本家周朴园是亲爹是后来的事。待春天的故事开始叙述之后,周朴园也摇身一变,由万恶的资本家变成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了。

沧海桑田,时移世变,鲁大海也许确实有滚蛋的必要了。不认亲爹还辱骂亲爹,很不子曰诗云很不传统文化。


3.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鲁大海浮沉的背后,是时代的变迁。

张葆莘在《曹禺同志谈剧作》中的记述:曹禺“九一八”后去保定宣传抗日,在火车上遇见的一个工人让他印象很深,这就是鲁大海的原型。

《雷雨》一经面世,好评如潮。鲁大海,一个经典的工人阶级形象,开始矗立在舞台上。鲁迅把曹禺列为左翼作家,给予了很高评价。

作家修改自己作品,也实属正常。但无论曹禺解放前还是建国后17年里的修改,鲁大海这个工人阶级形象没变,而且更加强化了,更加突出了,更加自觉了。比如,鲁大海一开始是“煤矿工头”,后来成为了“煤矿工人”。

事情起了变化是在春天的故事之后,告别革命,躲避崇高,革命成了一个不好的词,一个臭词,人们谈革命色变。

90年代,又是一个春天,春雷滚滚,春风浩荡。放眼神州,华夏大地,国企改制,工人下岗,一代人的悲剧开始。同时也成全了一部分人,“让一部人先富起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现任中国剧协副主席、当时还是个博士生的王晓鹰排演《雷雨》就删掉鲁大海征求还健在的曹禺的意见,据说曹禺表示赞同,认为鲁大海写得不好,罢工内容跟整个戏不大谐调,删得好。——同行的有王晓鹰的博士生导师、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和时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石维坚。


徐晓钟甚至还在人民日报做过旁证:

曹禺的女儿万方的回忆没那么丰富,但至少说明曹禺是赞同的:

但正如生孩子,孩子一经生下来,就不完全是父母的了。父母不能随意生杀予夺,只能好好抚养,使之健康成长。删掉鲁大海,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曹禺说的不算,就算他说的是真心话吧。

画龙点睛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墙壁上的龙不点上眼睛就不飞,点上眼睛就破壁飞走了。鲁大海就是《雷雨》的眼睛,没有了他,《雷雨》就是行尸走肉,抽掉了脊梁骨的腐肉。

为鲁大海写份悼词,一个不朽的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4.

其实早在2006年,刘兵版的《雷雨》就首演了,那时鲁大海就已经被删除。悠悠岁月,13年过去了,21世纪的头20年也就要过去。

不知这是第几波了,红色经典、革命作品正从中小学教材里大面积撤退。《谁是最可爱的人》滚蛋了,《狼牙山五壮士》滚蛋了,《包身工》滚蛋了,鲁迅滚蛋了,这回轮到轮到鲁大海滚蛋了。

一切皆因鲁大海领导工人罢工、闹革命,与资本家的斗争。试想啊,要让资本家有笑脸,要把资本家搞得香香的、壮壮的,出了个鲁大海怎么能行呢?


鲁大海诞生于风起云涌的20世纪初,一个革命的年代,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却不幸死在了在告别革命的今天,死在了自己为之奋斗的光明的新中国。

本来工人阶级掌权了,翻身做了主人,吊诡的是,自己却首先被弑了。与文学史上的弑父行为相对应的,现实版的弑父,也更加残酷。悲哉!

这是谁的悲哀?


5.

鲁大海终于滚蛋了,其乐融融,好个和谐盛世新时代。似乎听到远处传来了甜美的小夜曲:

“沉闷的雷雨之夜偶然吹过的一缕清风,让观众透一口气领悟到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憧憬。”

写到这,忽然想到,编剧也是不灵通,干嘛让鲁大海滚蛋呢?让他认了亲爹做个阔少爷,岂不是更好?岂不是更符合“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需求”?




【转载】工人领袖鲁大海缺席新改编《雷雨》,原作者曹禺授权开除?





这几天,曹禺先生的《雷雨》成为热搜词,很多读者在中学课本上就认识了周朴园一家,却发现最新的剧本里少了一个重要人物,周朴园的儿子鲁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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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查了一下,诸多订票网站都有新剧的详细介绍,倒也不讳言修改原因:

目前这一版本 ,则是导演刘兵先生根据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需求重新改编后的崭新呈现

让老一代戏剧观众在重温经典的同时, 发现原著作中穿越时代的情感与意蕴

在戏份取舍上,刘兵导演的新版《雷雨》对原剧结构进行了大胆而巧妙的调整,将原著中的鲁大海这条人物线索以及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斗争情节全部删除,化繁为简使整个剧目显得更加轻巧、集中,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

导演把剧中两个最为纯粹、干净、圣洁、善良的理想化人物四凤和周冲,作为全剧的首尾呼应,平衡了原剧中无处不在的闭闷与绝望气息,就像沉闷的雷雨之夜偶然吹过的一缕清风,让观众透一口气领悟到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憧憬 ,是我们挣脱"狭之笼" 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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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最亮的一句是:“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可是曹老先生逝世于1996年,修改者如何揣度原作者的心思?

1事出有因

对于“原作者授权”问题,修改方的确有一番说辞,这次引发争议的《雷雨》版本也不是第一次上演。早在2006年,这部《雷雨》已经将鲁大海这条人物线索全部删掉。当时的报道中对此做过解释——这让年轻的观众更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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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修改的原因,有人翻出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回忆:

最让我为难的是要就删掉鲁大海这个人物征得曹禺先生的同意,这关系到我对未来演出的整体解释和整体处理,但这毕竟是在大师的传世名篇上动土,而且动得还不小。当我吞吞吐吐地说出我的想法时,曹禺先生竟然没有意外之感:“我在《雷雨》里写一个鲁大海就是为了要进步一点,要革命一点,其实我哪里知道什么工人啊!所以在整个戏里这个人物最嫩,最不成熟,删掉他很好,很大胆,我赞同。不过有些人的脑袋瓜子可不像你我这么想,将来有批评骂你,你要沉得住气,就说当时你和作家商量好的,作家同意的,就拿我来当挡箭牌。”

……

此时曹禺谈兴正浓,就像在课堂上一样对我娓娓道来:“删掉鲁大海,罢工这条线就没有了,这很好,道理就是罢工这个内容跟整个戏是不大谐调的,你细想一想他就不那么谐调,其他的冲突都和这个没什么大关系,把这条线抽掉,对剧本没有伤筋动骨的影响。这样我觉得有味道点了,你说要有诗意,这也就容易出了。我由此有一个想法就是年轻人还是行啊,年轻人就是这点好,有新路子,敢于创新。”

自述者是现中国剧协副主席、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博的王晓鹰,同行的还有他的博士生导师徐晓钟、时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石维坚等人。

徐晓钟甚至还在人民日报上做过旁证:

1993年2月我带着博士生王晓鹰去看曹禺同志,晓鹰正在准备排演《雷雨》,他打算删去鲁大海这个人物,忐忑不安地想征求曹禺同志的意见。晓鹰结结巴巴不无紧张地说:“我有一个斗胆的想法,想把鲁大海删掉……”曹禺同志先是一愣,然后兴奋地说:“删掉,好,赞同!”他大笑地说:“我告诉你,有些人的脑袋瓜子可不像你我这么想,你删掉后会有人批评你、骂你,你要沉住气。你可以说‘当时我和作家商量过,作家同意了’,你可拿我做挡箭牌。好,我同意了!”(《人民日报》1997年3月19日第12版  )

曹禺女儿万方的回忆没有那么丰富,但至少说明曹禺是赞同的:

及至曹禺的晚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王晓鹰在人的引见下找到了北京医院,提出想要重排《雷雨》。这个年轻人有个大胆的设想,要把鲁大海这个角色拿掉。“我爸爸一听,马上说‘好呀’。我当时在场,想这多少实现了他未了却的夙愿,有种自我否定的快感。”(《我的父亲曹禺》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26期)

这个删掉鲁大海的版本1993年就上演了,曹禺还亲自观看过首演,给出了赞许的评价。

所以,最近为新版雷雨辩解的文章敢于声称这才是作者本意,字里行间还总要暗示曹禺当年增加罢工情节是被时代“裹挟”的结果,当代的修改则被赋予“拨乱反正”的意义。

2让曹禺多说几句

然而,曹禺活了86岁,留下的言论不少,抓住他老人家去世前3年的一句“好呀”当凭据,就说这是作者本意,证据链还是太弱了一点,最好还是看看曹禺这一生对自己的代表作都说过什么话。

《雷雨》剧本首次发表于在1934年第1卷第3期的《文学季刊》,首次演出则由中华话剧同好会1935年4月在东京完成。演出前,导演吴天、杜宜等人写信给曹禺,说因为太长把序幕和尾声删去了。曹禺为此回信,信件后以《< 雷雨> 的写作》为题发表在《杂文》月刊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谈《雷雨》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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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说: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 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 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因为几时曾有人说“我要写一首问题诗”,因为这是诗,我可以随便应用我的幻想, 因为同时又是剧的形式, 所以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把这件事推翻, 到非常辽远的时候, 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 听故事似的, 来看我这个剧, 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

曹禺认为《雷雨》虽然涉及到了像工人罢工之类的社会问题, 但并非社会问题剧。从另一个角度看,“罢工”情节被特意拿出来说,似乎也不是想删就删的枝节内容。

1936年1月《雷雨》单行本出版, 曹禺写了序言。明确指出剧本的总色调是表达全社会(阶层)的绝望:

《雷雨》所显示的, 并不是因果, 并不是报应, 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篇戏…… 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

在《雷雨》里, 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 落在里面, 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但《雷雨》一登舞台,客观效果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出现了偏差。观众、导演、演员、评论家几乎都把它当作社会问题剧。《杂文》在刊登《< 雷雨> 的写作》时,编者按说“就这回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觉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

之后,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都把《雷雨》定义为社会剧,鲁迅把曹禺列为左翼作家,并因此对曹禺及《雷雨》给予较高评价。

面对一片赞扬,曹禺老老实实地说:

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雄自己的见地, 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慈,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而当许多人认为《雷雨》的主题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时,曹禺表示对这种观点可以追认——文学界当着原作者的面做阅读理解,被认为是正确的。

1977年出版《曹禺选集》时, 他声称到《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 或许是一声呼喊,《日出》是“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1979年应《收获》之约谈,提到《雷雨》时曹禺说“来在文学界引起的反响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评论家们说我写这个剧本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指导着我, 我当时还不大领会”。他说“说实在的, 那时候我对阶级呀,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呀这样一些概念并不很清楚”。可见,虽然《雷雨》上演后得到左翼文化圈的好评,但写作时原作者完全是处于个人经验来创作,绝无被“裹挟”的可能。

说到被“裹挟”,历史上倒是也有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迎合新时代,突出阶段斗争,1951年开明书店要求原作者修改《雷雨》《日出》《北京人》。曹禺领会时代精神,增强了人物的阶级特征:侍萍由原来忍辱负重、呼天抢地的宿命论者改为敢于同周朴园直面斗争的劳动妇女;鲁大海成了一个“有团结有组织的”有着“应有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的罢工领导人。

但强行拔高的结果不是“比原来接近于真实”,而是相反。周恩来后来曾评价, 《雷雨》之所以“站得住”,就是因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也“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他说“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总理都这么评价,50年代的修改算是费力不讨好。实际上,解放以后历次上演《雷雨》,从未采用过1951年修改本。以“拨乱反正”的名义去删除罢工戏分,这靶子竖的很虚。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 1979年到1980年,思想理论界被要求集中批判了封建主义,同时在事实上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时曹禺对《雷雨》主题的解释也变了,1980年10月他在杭州讲学时,说“写《雷雨》是为了反封建”,构思时“只有一个反封建的思想”,“我心中反封建主题思想是十分明确、清晰的”。

这一说法又和曹禺自陈的当年构思《雷雨》时只是想表现天地间的“残忍”相矛盾,因为他“暴露大家庭的罪恶”(反封建)是朦胧的。”可见曹老先生是个不和时代力量作对的聪明人。

时隔一年多,风头过去,曹禺又换了个说法,他对中青年话剧作者说:“我写《雷雨》时, 并没有明确要通过这个戏去反封建, 评论家后来说这里有反封建的深刻主题,我承认他们说得很对, 但我写作时不是从反封建主题出发的。”

转了一圈,曹禺又回到了1936年《雷雨·序》中的立场。

所谓“不忘初心”,我私下揣度一下,无论是谁,如果在26岁就写出影响整个华语世界的名作,最初的写作动机一定是他最看重的东西,是他一有机会就要反复强调的东西。

3悲剧源于现实

“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这是周恩来对《雷雨》的定性。进步作家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

曹禺本名万家宝,他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末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是阎锡山的同学,1909年初回国,当过黎元洪的秘书。民国成立后,万德尊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论出身,曹禺怎么也算得上二等权贵。

不过,曹禺的生母薛氏是妾,出身商人家庭,生下曹禺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薛氏的胞妹薛泳南为了照顾曹禺来到万家,后来也被万德尊收入房中。姨母兼养母变成了继母,但她和万德尊感情不错,也始终把曹禺看作自己的亲生骨肉,终身未生育。曹禺喜欢戏剧,很大程度上是受继母的影响。

曹禺6岁的时候,万德尊把和原配妻子生的一儿一女接到身边来。曹禺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原来还有兄弟姐妹,这让他觉得有哥哥姐姐作伴是件很开心的事。

原本父亲和继母都将出生三天就丧母这件事瞒着曹禺,准备等他长大后再说。但万德尊一个随身马弁的妻子,同时也是家里的奶妈,因受到薛咏南的教训怀恨在心,将曹禺生母去世的情况告诉了他,挑拨曹禺母子关系。

这对曹禺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成年后每当他同别人谈起自己生下三天便丧母这件事,便极其悲痛。他说:“我从小失去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曹禺回忆过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和流氓;《雷雨》、《日出》、《北就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很多了,有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明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写他们说的话、做的事。那时我对阶级,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这样一些概念并不清楚。比较准确地反映我的思想,是这样一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旧社会制度和统治者,我痛恨,什么时候你们灭亡了,我跟着一起死掉都心甘情愿。统治者,是周朴园、金八、潘经理,甚至曾皓,这样一些腐败、专制的人物和寄生虫们。这三部作品里写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很少有正面人物。当时我很少接触正面人物;不是完全没有接触,但的确了解很少。

知道点资产阶级的生活、历史,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人了解,旧社会是一种如何复杂的社会。《雷雨》我写得出,因为我对这种生活熟悉了。

生活在类似《雷雨》中周公馆的封建家庭中,曹禺认为“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 十分可怕”。类似剧中的人和事他也见了不少。“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最先浮现在作者头脑中是繁漪的形象,她的原型是曹禺同学的堂嫂。这个女人漂亮聪明,会唱昆曲,然而丈夫比她大十多岁,又呆板,于是她与丈夫的堂弟关系暖昧。从封建伦理看,她是不规矩的, 然而曹禺同情她、了解她,经过塑造, 让她成为《雷雨》中最先定型的人物。

总之,曹禺的创作冲动源于他耳闻目睹的封建大家庭,源于封建家庭的罪恶。但他在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个人感受时,表达的是单纯的个人观感,并非受到某种思潮的“裹挟”。

4鲁大海从何而来

《雷雨》是一部家庭剧,并没有直接反应社会阶层斗争,曹禺为什么要塑造鲁大海,为什么要谈劳资斗争?

首先要看时代背景,曹禺写作的1933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斗争还在,“劳工神圣”仍然是响亮的口号。剧中周朴园就嘲笑周冲:“现在一般青年人, 跟工人谈谈, 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另外是曹禺参加过五卅运动(1925年)。当时曹禺是初中生,加入南开新剧团不久,参与了大戏《织工》的演出。这个戏是19世纪剧作家霍普曼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原型创作的。剧中工人同政府派来镇压的军队搏斗,结尾是最后一个不愿参加斗争的老织工被流弹打死,织工们终于击退了敌人、欢呼胜利,这给曹禺留下深刻印象。

还有一个原因是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戏剧《争强》,那个戏就是写了一个资本家和一个罢工代表的斗争。

归根结底,鲁大海出场的原因还得听作者自己说:

旧的必然要灭亡, 新的会是什么样子? 谁又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呢? 我当时不能回答得很好。但一也并非全然没有希望, 没有寄托。在《雷雨》里我写了一个鲁大海, 这是一个工人,当然写得很不象样子、很不成熟, 但我是同情这个人, 甚至佩服这个人的。

5同人到底不是原著

纵观曹禺一生,八十六年间,他从来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行动上始终不与时代的“主流”唱反调。解放前几十年,尽管左翼文化圈对他评价极高,曹禺却并不积极“接近组织”;解放后当了北京人艺院长,曹禺也不坚守“民主人士”的身份,于1956年顺理成章地入党。上面提到,1977年,组织要他谈反封建,他就说自己的作品反封建。等风头过了,他再把自己原来的说法拿出来。

理解曹禺的行事方式后,再看“赞同删掉鲁大海”的说法,别有一番滋味——1993年的王晓鹰固然只是个博士生,但他上门“请教”,一同前往的还有自己的导师——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石维坚。看在这两个人压阵的份上,曹禺无论真实想法是什么,都不太可能驳面子说“不行”,当然会做一个积极的表态“年轻人加油!”。

所谓“曹禺支持删掉鲁大海”,其实不过如此。

归根结底,曹禺写作《雷雨》时只是个在校大学生,如果不写他身边的真实社会,不塑造他耳濡目染的真实人物,怎么可能打动整个文化圈,影响全中国?而每当政治压力有所放松,曹禺总会重申《雷雨》的基本色调是绝望,唯一得到“希望”评价的角色就是鲁大海。

当然,《雷雨》是属于20世纪中国的时代剧,中国人为了迎合21世纪的需求做一番修改并无不可。但是,一面删掉原作者唯一赋予“希望”的人物,一面声称自己在绝望中发掘了希望,这和原作者的设定是不是差的有点大?

善良的理想化人物四凤和周冲,作为全剧的首尾呼应,平衡了原剧中无处不在的闭闷与绝望气息,就像沉闷的雷雨之夜偶然吹过的一缕清风,让观众透一口气领悟到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憧憬 ,是我们挣脱"狭之笼" 的可能途径。

写同人作品是你的爱好,但自称比作者更理解作者意图,实在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最后,为新版《雷雨》辩护的文章有一点没错,剧本修改不是新闻,而是2006年的旧闻,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但有意思的是,之前几次删掉鲁大海的戏份,只在学界引发了有限的讨论,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响。这次全社会关注剧本修改,原因除了互联网的普及,恐怕还和最近的“996”话题有关系吧。

要我说,真打算体现“当今的时代精神”,还是留着鲁大海的戏份好,不妨让周朴园跟他讲讲“福报”,再讲讲“混日子的不是我兄弟”。

本文自马前卒工作室

作者:豆农





曹禺谈 《雷雨》
我对剧中人和事熟悉

《雷雨》、《日出》、《北京人》这三个剧本,都是我青年时期写的。我为什么能够写出呢?毛主席说: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我说的生活,是我那时接触、了解到的生活。我写到的人和事,是熟悉的。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和流氓;《雷雨》、《日出》、《北就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很多了,有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明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写他们说的话、做的事。那时我对阶级,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这样一些概念并不清楚。比较准确地反映我的思想,是这样一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旧社会制度和统治者,我痛恨,什么时候你们灭亡了,我跟着一起死掉都心甘情愿。统治者,是周朴园、金八、潘经理,甚至曾皓,这样一些腐败****的人物和寄生虫们。这三部作品里写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很少有正面人物。当时我很少接触正面人物;不是完全没有接触,但的确了解很少。

不劳动者不得食是我的主导思想


旧的必然要灭亡,谁代表新生的力量呢?我当时不能回答。但也并非全然没有寓意。在《雷雨》里我写了鲁大海,一个工人,当然写得很不成熟,但我同情他,佩服他。《日出》里我写了一群幕后的打夯工人。——黎明后太阳升起时,黑暗必将逝去,在黑暗里生活的“动物”们,也必将随之消灭,而这些打夯工人,却在为建设新的大厦打基础。他们边劳动边唱着夯歌:“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吃饭就得做工。”——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感觉,是我的思想。我在这些剧本里所抨击的,是那群不劳而食、不劳而获,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的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以及依附于他们,过着寄生生活的“帮闲”们。“五四”以来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总希望找到一个出路,但出路是什么,不明确。在我的作品里,虽然也有看见一点光明前途的人物,但基本上仅仅是体现了这么一种倾向。

我和戏剧的接近

我写《雷雨》用了半年时间,写作之前,构思了五年。写这个剧本的想法,是早在十九岁的时候。我用了较长时间构思剧本和人物。酝酿得成熟些,可以写得集中些,不想写写改改。幼年我喜欢阅读文艺作品。我开始接近戏剧是在十五六岁。那时刚上中学,我参加了“南开新剧团”,距现在半个多世纪了。那时我们演了德国作家霍普特曼(Hauptman )的一个戏,《织工》,写工人罢工,最后失败了。这个戏给了我影响。以后还演过易卜生、莫里哀等人的戏,也常常演“南开新剧团”自己编的戏。一直到我二十几岁以前,每年都参加演戏,从未间断。这些演出活动对我有好处。使我晓得了观众喜欢看什么,不喜欢看什么,需要看什么,不需要看什么。戏剧要教育观众。但演戏、写戏的人首先要懂得观众、了解观众。戏剧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光喊口号,是不行的。要使人从作品反映的生活中悟出道理来。生活是无比的丰富,尊重生活、深入生活,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真实的人,就会发现鲜明的人物性格,才能塑造出典型来。譬如周朴园,并非真的有那么一个人,但生活中确实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周朴园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周朴园自己从不认为自己是恶人。他在社会上是“名流”、“贤达”,他认为他的家庭也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理想家庭”,他教育的儿子周萍,也是“健全的子弟”。三十年前,周朴园为了和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结婚,把为他生了两个孩子的丫头侍萍,在大年三十晚上,从家里赶出来。大儿子他的母亲留下来了,这就是周府大少爷周萍;二儿子才生下三天,病得奄奄一息,就让侍萍抱走了。走投无路的侍萍投河不死,孩子也被救起,这就是后来的鲁大海。周萍和鲁大海,同父同母的亲兄弟,由于社会、阶级地位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鲁大海对周朴园,怀着强烈的憎恨。那时常常闹罢工。我听过一件真事,一个资本家在哈尔滨修一座江桥,他故意让江桥出险,使几千个工人丧生。他是承包商,从每个工人身上扣二百块钱。周朴园就是这样发了一笔血腥财,从此他才富起来。他觉得自己崇高,又“多情”,那个被他遗弃的丫头,被他说成为“前妻”了,连生了孩子的那间房子里的摆设,他都留着,保持原样,不准动一动。他自以为是好丈夫、好父亲,正人君子,永远是正确的。三十年后,侍萍又来到他家见到周萍时,他让周萍跪下,说:不要以为她出身低下,她却是你生身之母,不要忘了人伦天性……他没有一点自愧自疚。他对待萍的怀念,是真的。他自和侍萍分别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个阔家小姐,抑郁而死;第二次就是和繁漪。两次婚姻都不如意。他从来没尝到什么家庭幸福。回想起来,还是和侍萍相处的日子,多少给他留下了些美好的记忆。他对侍萍的思恋、怀念,成了他后半生用来自欺欺人、经常萦怀的情感了。这既可填补他那空虚的心灵,又可显示他的多情、高贵。

许多矛盾在第一幕里揭开

在第一幕,许多矛盾冲突聚拢一起,发展起来。在第二幕,侍萍见了周朴园没有马上就走,因为自己受了近三十年的苦,阴差阳错今天到了这个家,碰到了这个人。她想看看这个人的心原是自然的。周朴园错把她当成了家里新来的仆人。当他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竟然就是他三十年来一直标榜着自己念念不忘的侍萍时,他惊呆了,脱口而出的话是:“你来干什么?”和“谁指使你来的?那欺人的怀念、眷恋、悼念之情,全都无影无踪。”命,那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这话出在侍萍身上,是自然的,旧社会她这样一个妇女,怎么能没有一点宿命论思想?”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此时的周朴园再装不像了!”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他开了一张支票;他是那么冷酷无情。他感到幻灭:当初那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今天怎么老成了这个样子;成了对他的社会地位的一种严重威胁。把她赶走,他的本能使他没有任何考虑,马上做出这种决断。周朴园生气了:”你还要怎么样?“”我就是想看看我的孩子。“

鲁大海来了,周萍来了,鲁妈在这儿,碰到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变成了资产阶级少爷,一个成了罢工工人的代表,正在反对他的父亲——外国煤矿的资方代表。鲁大海把周朴园最丑的事兜了出来。周萍这个“孝子”打了大海。

侍萍再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场面,自己的儿子竟成了这样一个人,她连一声“萍儿”都叫不出口了:“你就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母子、兄弟,成了这样阶级对立的关系。为了把事情掩盖起来,周朴园立刻解雇四凤、鲁贵,和他们断绝一切关系。到第四幕,他还要寄钱给鲁妈,不是为了慈悲,而是为他不放心。鲁妈有骨气,钱她不收,她信命、认命。

另一个人物是繁漪生的二少爷周冲。他很天真,是同情鲁大海的小知识分子,受过高中教育,受到过“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看过一些进步刊物。这是“周府”里比较可爱的人物。但他毕竟出身在这样家庭里,第三幕鲁大海从家里撵他出门时,他说了:我没想到我父亲说的话,还是对的。不但老大说他父亲的话是对的,连老二这个开明的知识分子,遇到阶级跟阶级对立的当口,他也想不明白。我不懂工人阶级,我觉得工人们干净,剥削者的钱,全是血腥气的。这帮人伪善,他们吃素,念佛,因为坑人、害人、杀人太多了;要拯救灵魂,死后升天堂。

“三一律”和巧合

“三一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雷雨》发生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时间和地点的统一,可以写得集中。同时进行一个动作,动作在统一的结构里头,可以显得清楚,这是“三一律”的好处。后来我感到,写戏,下一个要和上一个不一样。《日出》和《雷雨》写法不一样,《北京人》又力求从写法、结构、人物种种,有所不同。

一部《雷雨》都是巧合。明明是巧合,要人看不出是巧合,相信生活本是这样,该是这样,要写出生活逻辑的依据以及人物性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必然性来。拿周朴园与鲁妈相见一场说,他们的语言、行动、反应,要有必然性。

重视舞台气氛

关于《雷雨》的舞台气氛。我们把自然界的现象,和剧情的发展联系起来,用以表现人物仍人与人之间关系,可以起烘托作用。《雷雨》的第一幕里的几个人都放在雷雨之前的令人窒息的空气里,闷,热,一丝风都没有。鲁贵满脸油汗地絮叨着客厅“闹鬼”,向女儿勒索钱用;四凤为母亲的即将到来而烦躁,显得心不在焉,繁漪出场后非要打开窗户,她实在忍受不下,非透一口气不可;周朴园则依然君临一切地逼着关窗户,当众逼着繁漪吃药。在同一种闷热的气氛里各人有各自的心情、性格。认识这个家庭的种种矛盾和混乱,危机即将爆发。沉闷、压抑、窒息、紧张,有时滚过天边的一串闷雷,有时瓢泼大雨。侍萍逼着四凤起誓:今后再不和周家人来往。猛地一声撕魂裂魄的炸雷。

写戏有个大纲好

写戏有个大纲好,五年中反复想这些人物性格,想他们的历史,使他们在规定情景下动作。不把这一切想好,很容易返工。写作中常发生非推翻原来结构不可的事情。写着写着把当初没想到的地方想清楚了,把人物心灵深处的东西挖出来了,情节再这么搞不行了,不像那个人了;结构非改动不可。事先尽量想好,有个大纲,把一切想深想透,是不是一定要从头写起呢?回想起来,我最先写的是第三幕周萍和四凤推窗户的一段戏,再就是第一幕吃药的那一段,而不是按原来的大纲的顺序写的。那时在清华大学读书,我躲在图书馆一个专门搁外国杂志的大厅里,从早到晚不停地写。把结构搞好了,人物在脑子里活了,他们的一切都清楚了,这时写戏是一种快乐。一切部署好了,剩下的仅是人物性格有时要改一改,结构多少变一变,大架子不再动了。创作是非常艰苦的事,但也是一种愉快,而不能是受罪。

人物和人物关系的复杂性

繁漪这个人物从第一幕到第四幕,是发展的,未停止过。她是资产阶级的太太,有些观众觉得她又恶又狠,但她基本上是个受害者;她是她那个阶级的人物,她没有自由,渴望自由。现在的观众很难理解这种人,我见到过许多这类事:旧社会的女人没有机会同男人接触,有钱人家后娘和前妻之子发生暖昧关系的事,实在多。繁漪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一员,但在周宅这座牢狱里,又是个受囚禁者。她对侍萍的态度,完全是个官太太。她要把四凤撵走,说得却巧妙。她在四凤面前、侍萍面前,在周朴园面前、周萍面前以及在自己的儿子周冲面前,表现出各种复杂的心情和态度仍她和周萍的关系,第一幕她表现为不在意的样子,第二幕对周萍就带威胁性了:“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大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第三幕可以说是非常狠的报复。第四幕在她刚刚亲眼看到周萍与四凤密约之后,她又转而恳求他所鄙视的周萍,把她也带走。繁漪这个人有不能令人容忍处,也有值得同情处,其他人物也都是在发展中,流动中。

有人说周萍这个人物坏。演这个人,对他的“坏”让观众慢慢想一想。这个家里“闹鬼”,是他主动勾引繁漪,家里搅了这么乱七八糟,明天要走了,还跑到四凤家去见面。但他爱四凤,内心却有许多矛盾,四凤是个纯洁天真的少女,常年在周家帮工,慢慢也沾染上了这个家里的习惯和趣味,多少沾染上了“奴仆习性”。四凤对周冲这个年轻孩子并不欣赏,他不懂得爱情,觉得周萍衣着、风度、神态,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周萍荒唐的生活正是他父亲过去经历过的,周朴园留学回来,变成典型的“慈父”和“模范家长”。周朴园这样一个刚愎险恶的人,也会感到寂寞和幻灭。第四幕一开始,已是深夜两点,周朴园忽然孤独得要命,找谁也找不到。家里,妻子不喜欢他,谁也不亲近他,他忽然希望得到点家庭的温暖,感觉到人生无常。特别是经历了白天的事情,怎么也摆脱不了空虚幻灭。他一反常态地对周冲表示:“你找我么?”“快活么?”白天周冲早已尝够了他的味道,再不肯说什么。繁漪回来了,浑身水淋淋的。“你上哪儿去了?”繁漪望着他,“在你的家里!……在花园赏雨。”这刺痛他,使他感到这个家也是森森然的。

知道点资产阶级的生活、历史,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人了解,旧社会是一种如何复杂的社会。《雷雨》我写得出,因为我对这种生活熟悉了。周萍自杀了,其实周萍是不会轻易自杀的。尽管他已经是个活厌了的人,如果这么多事不凑在一起,他也不会自杀。周萍、周冲都软弱,都继承不了他父亲的事业。这是个必然灭亡的阶级。

从生活中挖出来

写戏的人接受前人的经验很重要,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读外国剧本、中国剧本,真有好处。人们常说“千古文章一大抄”,这是糊涂话。“读书心得”绝不是人家怎样说你怎样说,而要把它“化”了,变成你从生活中印证出来的东西。借鉴与抄袭的界限就在于此。譬如后母与前妻之子发生暧昧,或是女人遭遗弃而复仇的故事,从古希腊起,一直为各种戏剧一再袭用。凡是写了这样的事件就是抄袭吗?要看写的题材,事件,人物等等,是从生活中挖出来的,还是从书上抄下来的。作品的主题是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中流露出来的,体会出来的。它反映作者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写《雷雨》可能多少代表时代的脉搏和精神吧。还是那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要把这个社会毁掉,《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这个旧社会要动,要变,再不变不得了。至于变成什么,我说不出来。提出问题容易,开方子很难。现在常有人找我,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论证剧本。当时我并没想到这些。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生在那种环境里,就写出戏来。我的话,不一定正确。今天我所说的,已经不完全是当时所想的了,可能已经在合理化,在掩饰当时一些不对的地方了。我的话,并不都是有道理的。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

我认为剧本跟小说不一样。小说可以定稿,剧本总是定不了稿,它的生命在于演出。剧作家的创作,仅是戏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此外,它还需要导演、演员、观众共同完成。剧本的修改,应该是演出之后的修改。演员改、导演改、观众改,使它慢慢好起来。只要这个剧本还在演出,还有生命力,它就可以不断创造,不断地改。我的剧本,大家可以演,可以改。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抢时间,尽可能把所有的力量拿出来,多写几个戏,为“四个现代化”贡献点力量。

( 王育生记录整理)

( 原载《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


本文发表于 2019-04-18 23:59:56 ,被阅读过 3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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