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论

       夫国士者，国之梁柱、器能之士也。遴于高才，位列人杰，仅次圣贤。然圣贤之出，千秋难遇，故国之富强，民之安乐，脊梁者，国士也。
       所谓国士者，德如梅莲，才若金玉，德才兼备，缺一不可。而有才无德者，乃谓国佞，德才俱无而主政者，谓之国贼。二者，国之大患也。国士主国则国盛，国佞掌政则国衰，国贼当朝则国亡。 汉有萧何、张良、韩信而立，唐出房玄龄、魏征、李靖而昌。若国士不存，佞贼为相，则汉亡于王（莽）、董（卓），唐衰于李（林甫）、杨（国忠）。然，群臣之任，全在于君王。若国士君臣，则君明臣力，为上，国乃大治，名达四方，例有贞观。倘唯君国士，但能心广如海，善用众长，或能立伟业，平八荒，例如刘秀。若君非国士，而能信用、重用国士者，亦或可成大事，建社稷，比如刘邦。故君臣若一为国士，为中，或可立业，守成以固庙堂。而君平臣庸，为下，国难长享。若君致昏淫，臣多佞贼，则不足论也，指日国丧。
       是故国士主国，为君则明，为臣则力，国始富强。然，千才易得，一士难求，千士易取，国士难得，各域分之（政、经、军、科、教、文、社），更为鲜矣。治国之士，尤是如此。国之有国士，若金玉来于深山，其光华非百炼不生，非千琢难扬，似红梅开于寒冬而不失其幽香，白莲出自淤泥而仍有其洁光，非百花可并赏。故国有国士，必累先祖之遗传，经深厚文蕴之酝酿，择天时、地利、人和而生长。
       然，国士有之，非为用之，用之，非为尽之。而君无明目，朝无明制，以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史见多矣。春秋战国，魏初图强，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而民福国昌，后却逐吴起，刑孙膑，拒商鞅，弃张仪，害范雎，疑公子无忌，自毁干城，遂致国破家亡。赵始胡服骑射，兵强马壮，而后祸起萧墙，虽有平原君、蔺相如，中兴一时，旋信谗言，罢廉颇，诛李牧，失贤良，以致长平惨败，招致灭国之殃。反观于秦，位处荒僻，邻于戎狄，地贫人稀。然，穆公重百里奚，取由余，臣百戎，扩地千里之广；孝公信商鞅，变国法，励耕战，富国强兵，获楚魏之师，威震八 荒；惠文王纳张仪之谋，连横以破合纵，受司马错之计，并巴蜀，得固后方；昭襄王收范雎，定远交近攻之略，破例拔白起，遂吞敌百万如狼；始皇纳李斯之言，而收逐客之令，信王剪，以倾国之兵，终毁强楚之庙堂，秦乃旋平六国，终有天下。深思之，其锁钥者，国士也，非受命于上苍。
       国内如此，国外同样。俄初制于蒙古，经彼得大帝图变，而有江山万里之广；德意志始为散沙，以俾斯麦为相，即一统而列上邦；近邻日本，国小地贫，制本封建，明治维新，遂称雄东方；美国原属殖民之地，立国不过十三州，然有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终成今日之强。反视当年之清廷，泱泱大国，亿数之众，万里之疆，虽有忠能之臣，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然君王平庸，贼佞满朝，故而先有南京、北京两约之耻，后有甲午、辛丑双败之伤，下列卑位，仰人鼻息，举国动荡，苟延残喘，终致覆亡，何也？君无其明，臣失其力，怀私误国，陈腐思想，以致朝失其和，廷失其制，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自视金汤，妄自尊大，不思大变也！
       以此观之，国不患弱，而患无国士，国不危小，而危失国士。国有国士，避短扬长，能尽其才，善始善终，国小可渐大，国弱能渐强。国无国士、失国士或用而不尽、不终，国强将渐弱，国大会渐小，此乃天理寻常。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此天律、天命也，不可违抗。
       然，国士之出之用，必先有肥沃之土壤，蓝天白云，甘霖普降，方能有国之栋梁。昔之六国，何以先成后败，国运难长？一在国士后继无人，不行法治，人亡政息，不接青黄，二在私欲熏心，鼠目寸光，国无明制，祸起萧墙，终致覆巢之下，皆伤俱亡。
       呜呼！昭昭此理，知之易，悟之、行之、尽之则难。物竞天择，强者生存。人不自强，岂能安身！国不自强，何能立世！人强始于好学，国强赖于国士。人不好学，国无国士，以致刀俎鱼肉，虎口羔羊，方捶胸顿足，呜呜而泣，始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