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回忆:

    1959年4月中下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庐山会议前期，纠“左”。彭德怀意见书印发以后，纠“左”中断了，来了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本来的困难没有克服，经过这么一搞，更加困难了。从我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和材料来看，有多种因素。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他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加上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联系起来看，可是不一般呀。

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造成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