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名场面梅开七度，彰显了大国气息，实乃大国雄杰也。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孙奕、许可）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指出，两天来，我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就今后一个时期两国关系发展达成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我们的会晤是建设性的，取得了丰硕成果。中美两国的发展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中美各自的成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美两个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拥有共同利益更多了，肩负责任更大了，合作空间更广了。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我和特朗普总统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充分用好中美外交安全、全面经济、社会和人文、执法及网络安全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共同努力推动对话机制取得更多成果。双方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交往和对话，加强执法及网络安全领域合作。
特朗普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我此次访华，在中国的访问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欣欣向荣的文化。中国人民为自己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愿再次祝贺中共十九大成功举行。美中两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机遇加强双边关系，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增进双边合作。我们共同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双方致力于制止恐怖主义活动。美方愿同中方发展公平、互惠、强劲的经贸关系。我们两国肩负着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重要责任。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越南岘港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指出，中日是近邻，也是亚洲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对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影响。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双方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通过坚持不懈努力，积累有利条件，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向好发展。
安倍晋三表示，祝贺中共十九大成功召开，祝贺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以明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日方希望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深化旅游、文化、青少年等交流。日中将于2020年和2022年相继举办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日方愿就此同中方开展交流合作。
朝日新闻11日消息：
安倍晋三首相は１１日、訪問先のベトナム・ダナンで中国の習近平（シーチンピン）国家主席と約４５分間会談した。東京での日中韓首脳会談の早期開催をめざすことで合意。習氏は「日中関係の新たなスタートになる会談だ」と述べ、両首脳は両国の関係改善に向けた外交を本格化させる方向で一致した。北朝鮮による核・ミサイル問題には連携して対応することも確認した。
首相は会談後、記者団に「友好的な雰囲気の中で、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った」と述べた。日中韓首脳会談の早期開催について合意したほか、首相から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４０周年にあたる来年に相互訪問を実現することを提案。習氏は「ハイレベルの往来を重視する」と応じたという。
译：安倍晋三首相11日，在越南舰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45分钟的会谈。东京已为日中韩首脑会谈的召开达到一致意见。习近平指出，这是日中关系新起点的会见。两国首脑对于关系改善的大致方向一致。确认对于北朝鲜核问题进行连携关系。
安倍首相事后向记者团说，会见是在友好的氛围下进行，直率地交换了意见。除了提出早日开始日中韩首脑会谈，安倍首相还提出早日双边互访。习近平指出，向来重视高层往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越南岘港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习近平指出，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天然合作伙伴。建交25年来，友好交流、合作共赢始终是中韩关系主旋律。中韩两国在促进各自经济社会进步、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方面有着广泛共同利益。良好的中韩关系符合历史和时代大势，也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中方重视同韩国的关系，愿意同韩方一道，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文在寅祝贺中共十九大成功召开，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习主席在十九大上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文在寅表示，希望韩中双方共同努力，尽早恢复两国高层交往和各领域交流合作。韩方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韩方重视中方在“萨徳”问题上关切，无意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指出，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真诚希望半岛好，鼓励韩方同朝方重启接触对话，恢复和解合作。我们也愿同韩方就半岛维稳防战、劝和促谈保持沟通。文在寅表示，韩方赞赏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和协调，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维护半岛和平。
同水一衣舞凤，
徒步桃园深洞。
和泪别金时，
赴宴酒深烟重。
相送，相送，
应是此生无痛。
《爱国青年王亚樵锄奸真相》 转自腾讯网短史记 作者 谌旭彬 2015年4月22日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史称“局部抗战期”。此一时期，当局对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对内致力于军备、财政之整顿，其总体政略，可概括为“以对日有底线之妥协换取备战时间”。①
但此种政略，既不能对外公开宣传，更难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时期，民间针对“亲日”高层政要的刺杀案，此起彼伏。自蒋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卫、张群等辈，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杀。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如下三者：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5年12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1936年10月）。
毫无疑问，具体执行上述暗杀的刺客，均满怀爱国之心，不惜身死。如孙凤鸣向汪精卫开枪后（第一刺杀目标其实是蒋介石，但蒋未出现），即“服下大量鸦片丸，已濒临死亡”，抢救回来后受审，被问及幕后主使，仍“不置一词，只说他不懂党派，作为一个中国人，杀卖国贼是良心主使。”②刺杀唐有壬的凶手刘镇南、裘积玉等人，也都是“报国有心，苦于无门的热血方刚的爱国者”。③刺杀杨永泰的凶手谭戎轩，则在被捕受审时“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军统审讯的结果，判断“凶杀一定受人愚弄”，换言之，认可谭戎轩此举乃是源自爱国情切。④
显然，作为最基层的暗杀执行者，上述诸人，并不了解他们所刺杀的“卖国贼”，在“亲日”的表象之下，同时也是诸多积极对日备战政策的推动者与执行者。譬如，杨永泰虽然对中日交战前景心存悲观，但自蒋介石确定以四川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之后——1935年10月，蒋在成都公开演讲：“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这可以说是蒋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最明确的表态；而杨永泰，即被蒋委以统一川政之要务；而杨也不负厚望，自军阀口中将川省财政“和平”收归中央。⑤
至于汪（兼外交部长）、唐（外交部次长）二人，虽在1935年前后致力于推动“中日亲善”，但此种政策，乃是权宜之计，旨在缓和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此，日军谍报人员洞若观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称：“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事实上，确如日方判断，汪此一时期的内部讲话，聚焦于“我们要趁此时机竭力准备，使我在国际上有狼的作用，则两虎（日俄）相争时，吾等之作用大矣”；蒋则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吾人惟在争得时间，望其略为缓和可。”反对南京的西南军阀领袖胡汉民，更公开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⑥
这些暗杀背后所隐匿的军阀、政客私利，爱国青年们却并不了解。底层爱国青年，难以洞悉高层外交布局，自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暗杀，尚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其一，所谓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几乎介入了1930年代所有针对南京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其二，王亚樵背后，更有李济琛等失意旧军阀为政治背景。如孙凤鸣刺汪精卫，行动的具体组织者，乃华克之、陈惘子等人所创办之“晨光通讯社”。华克之、陈惘子等人，与王亚樵关系极深；王亚樵则与桂、粤两系军阀关系密切。据王亚樵暗杀集团骨干朱大刚回忆，刺杀蒋、汪之事，是王亚樵在香港召集“锄奸团骨干密议”后决定的，由华克之等人执行；而据华克之披露，此次行动，曾通过王亚樵，得到蛰居香港的失意旧军阀李济琛的资助。⑦
按陈恭澍的说法，王亚樵是上海的“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卖杀人，被戴笠牵了盘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揽些生意”。其实，王亚樵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远非“兜揽些生意”如此简单。1933年末，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另组政权时，王亚樵即参与其事，专门负责肃反工作。“福建事变”失败后，王又随李济琛等一同赴港。据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间，王的生活费用，“由西南政务会（笔者注：西南军阀奉胡汉民为首以对抗南京的政治组织）月支三千元。王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向英国驻港总督勃郎介绍他反蒋是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并非刑事犯，请予照顾。是以他在港比较安全。”⑧
王亚樵的暗杀组织，据其骨干朱大刚披露，“上层人员有老同盟会会员柏烈武、王乐平、思克巴图、常藩侯，以及国民党中委刘芦隐（笔者注：胡汉民亲信，杨永泰遇刺，与其有密切关系）等。下层共有几百人。其组织最秘密的有三部，一是华克之部，二是龚春浦部，三是谢文达部。我当时分在谢部。三部互不联系，单线由王亚樵指挥。……外围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需要补充的是，据事后对孙凤鸣等基层暗杀人员的审讯显示，这些“铁血锄奸团”成员，实际上并不清楚组织的上层政治背景。⑨
其实，王亚樵暗杀集团刺杀的对象，并不止于国府政要。刺杀在华日本人，以制造中日冲突，进而颠覆南京政府，也是其主要“业务”。譬如，“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曾“派王铁民、许志远、蔡克强和我（笔者注：朱大刚）一道回沪锄杀日军。到沪我同许志远、张××为一个小组，两次杀死三个日军。”此类事件中，造成影响最大者，当数1935年10月9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案”。此案执行者叶海生，系十九路军留沪代表，福建事变时，“受命设置秘密机关，搅乱南京政府军的后方，暗杀政府要人。”事变失败后，赴港与王亚樵合流。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陷入全面混乱。⑩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通过暗杀日本人，来将南京政权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军阀内部，相当流行。据桂系骨干刘斐披露，1936年夏，“那时两广为了反蒋，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当时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殺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11）
正因为王亚樵暗杀集团，有着如此深的政治背景，且如此活跃，南京政府不得不命军统局倾注全力以解决之。1936年，王亚樵及其暗杀集团骨干，应李济琛之邀，自香港转移至李的老家广西梧州隐匿，军统获悉后，派人秘密潜入梧州，将其击毙。惟王亚樵虽死，充当底层刺客之爱国青年，其拳拳之心，已付诸军阀私利，良可慨叹。
爱上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