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词是否系岳飞所作？

张秀平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作《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第一个对此提出怀疑的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

.... 略去中间评论其他质疑岳飞所作的类似讨论)

对于这类质疑，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

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

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

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秦桧杀不杀，真的很重要

送交者: 2023年01月29日16: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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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20:14

今年春节档的满江红，可能不少人都看过了。这部片子如何，见仁见智。但其中最终不杀秦桧这件事，确实让不少人觉得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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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杀人诛心，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懂这个。诛心的同时是不能忘杀人的，闭上他的鸟嘴，剪尽他的党羽，这才能诛的彻底，诛的安稳。因此，自古以来，得罪了读书人，那得死两次，第一次用刀杀，第二次用笔杀。你看孔夫子杀少正卯，不但要杀，还要明正典刑，杀了之后，再从容揭发其隐恶，踩一万只脚让他永不翻身，使后人引以为戒，这就是好榜样。

那么到了秦相爷身上呢？要按一般老百姓的观点，那真是千刀万剐都不解恨。想当年，秦相爷尸骨未寒，民间就传说他进了地狱，阴司还特意给家里送信，给那位贤内助王夫人提个醒，谁也别想跑。

但到了当代某些“文化人”的故事里就很微妙了，实际上，在历史上也很微妙。倒不如说，二者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要不说，咱们的“文化人”那是真懂历史。

当然，电影是电影，哪怕是个架空故事。历史上秦桧可是寿终正寝，备极哀荣，也许创作者觉得没法转过去这个弯，就干脆只诛心，不杀人。反正，我们已经让他出够了丑，至于他之后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继续残害忠良，直到寿终正寝并造福子孙。这都是故事之外的事了，你跟故事较真干嘛？再说，秦相爷虽然做尽了坏事，难道不是已经出乖弄丑，被诛心了吗？一干无知百姓想干什么？今天诛了秦相爷，明天你们想干什么，简直不能想象。

说起来，尤其自近代以来，我国的知识分子们搞谈杀人诛心的时候并不少。但有时，他们又确实宽大无边，不要说杀人，最好连诛心也不要。羞羞面皮，鞠个躬，这就够了，充满了先进的躬匠精神。与之相对的，千载之后，近代以来，秦相爷也不时能遇到一些知己，时不时的，隐隐有点要站起来的味道。

秦桧作为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奸恶之徒，生平也广为人知，倒也算遗臭万年。但细看秦桧的身前身后事，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秦桧一生最臭名昭著的，当然是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民族英雄岳飞。而这件事，使人痛切之外，也常会有人会洗地说，秦桧杀岳飞，执行投降路线不过是宋高宗的走狗帮凶而已，不该都归罪于秦桧。这种看法看似通透，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秦桧和宋高宗这对君臣，也应该说叫有如此君，有如此臣，相互成就，同恶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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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岳飞的冤案是带有一定复杂性的。没有宋高宗这样无耻的君主，自然是不能成的，赵老九不能撇清责任。岳飞案最终造成了“臣飞死，臣浚喜，臣浚无言世忠靡，桧书夜报四太子，臣构再拜从此始”的局面。在这个冤案里，秦桧也绝不被动的，他是十分积极主动的主导者。当秦桧死后，宋高宗说，从此可以免靴中藏刀，也可见在这对君臣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上下服从的关系。

秦桧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颇为异数的奸臣。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挟洋自重的权相，在广播党羽之外，他权力的最大依仗不是君主的宠信，而是作为投降路线的象征，一个外国代理人的身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身份，秦桧在杀害岳飞这件事上是十分主动，而不绝仅仅是高宗投降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那么简单。

宋朝最终亡于异族入侵，而自宋以后，妥协投降，如抱薪救火，已经深入人心地臭名昭著，秦桧夫妻也跪了千年。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后，还真陆续出现了给秦桧翻案的声音，乃至当代也不时耳闻。

比如吕思勉在1923年的《白话本国史》里公开说绍兴议和，秦桧主和是有识力，肯负责之处，而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是大言语壮语无用。由此引起舆论界的轩然大波，而胡适也给吕思勉站台，在《南宋初年的军费》中说“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 （日本侵华时胡适的出发点也是是先保全国家再抗击日寇，这与他后来转变成抗日派相印证。但胡适看不清议和并不能阻止侵略，鲁迅因此撰文讽刺胡适说：“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 吕和胡对秦桧的评价错在不能辨明秦桧投降议和不是为了抗击侵略，而是处心积虑地毁灭岳飞等一大片抗敌保国的官员将士为大宋争取的胜利机会）。直到当代，文人中有再为秦桧翻案的，不过是捡这二位余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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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文人爱卖弄，标新立异的地方。像后来有人为吕思勉辩解，也不过说，这其实是他在借古讽今，影射二十年代的军阀割据，本意是主张要寻求和平环境。倒是吕思勉自己，虽说不曾表示悔意，也承认今则予说亦多变矣，不再说如此怪话了。我们往好里想，毕竟那时候还没有低调俱乐部，大概胡博士也是这么个借古讽今的态度吧。

像绍兴和议，本质上说，确实存在金强宋弱的大局势。岳飞等人经过艰苦奋战，在北方沦陷区军民的呼应下，也只能说有望扭转，形成更有利继续抗战的局面。这千万人浴血争来的机会，被秦桧破坏了，则不能不使人痛心。但时局发展到了所复郡县得而复失，国计民生难以支撑，诸将权威太重，使以兵变得天下的赵家天子难以心安的地步。绍兴和议在不得已中，无论是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还是从稳定南宋政权的角度，确实有一种合理性，我们不否认。但要说秦桧有功劳，实在是强词夺理匪夷所思。

其实，秦桧到底坏在哪里，明末王夫之早就说的很清楚的。所谓“杀人宗族，尽解诸帅之兵，大坏军政，粉饰治平，延及孝宗而终莫能振。”说到底，秦桧的真正罪恶，是不但配合宋高宗苟合，而且利用手中权力，长期破坏国家建设，最终和高宗一起从根子上造成了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种开国的格局一旦形成，就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能在短期内改变的。

日后，宋孝宗等后辈想有所作为，却面临军政长期败坏，积重难返的局面。结果就是，南宋的历次北伐都不免虎头蛇尾，长期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偶有振作，也难改积弊，直到灭亡。

这种死而后已的长期破坏，及其造成国家一路沉沦的不可挽回局面，才是秦桧的大罪恶。不过从秦桧的角度说，越是祸国殃民，南宋的军政力量被破坏的越严重，越需要依靠讨好外敌来维持局面，他的权力就越稳固。他虽然是南宋的宰相，其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却是完全对立的。

秦桧是金人间谍之说，未必是真的，但在破坏抗战的这个问题，甚至秦桧要比求一心苟安的赵构还要主动和恶劣，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王夫之说，“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是很有见地的。

［注：秦桧之所以被认为是间谍历史上的来自两方的记录还是很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秦桧本来是作为议和使者去金营，结果被抓起来的。秦桧被俘后，并没有像同行的张叔夜、何栗、孙傅、司马朴、陈过庭等人那样，宁死不屈。而是迅速就表示投降，也因此获得金国的信任，金国统帅粘罕还赏赐他钱万贯、绢万匹。同时他还充当了宋徽宗和粘罕之间的使者的作用。后来他又到了挞懒手下，担任了挞懒的参谋军师。

二是秦桧回来得很突然。回来以后，他告诉别人，他是杀掉监视他的金国士兵，抢了一条船回来的。而且他带着他的一堆家眷个个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这因此就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在金军重点进攻大宋的重兵把守的边境要逃回来多不容易。就算是逃回来，肯定很狼狈，为何秦桧还这么带着家眷，轻轻松松毫发无损大摇大摆地回来呢？

三是秦桧回来后，便极力主和，变本加厉地反对抗战北伐，杀掉主张抗战的岳飞。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秦桧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立场，肯定是他当了金国的间谍，否则也不会这样。

四是金国与宋朝在和议的时候，特别交代，不准宋朝撤换秦桧，要让秦桧当一辈子宰相。如果秦桧不是金国的间谍，金国为什么要极力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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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不复杂，前人说的很透，而像吕思勉、胡适肯定也是懂的。不外乎是中国的文人，由于过去社会教育的不普及，长期有一种众生愚昧，唯我独醒的莫名自信。有时候竟到了不顾是非黑白，甚至刻意和社会的一般常识对着干，以显得自己高明。这种做派，实在是一种未开化时代的积习，自以为高，其实落后的要命。

其实，我们说历史上的秦桧，很值得注意的是秦桧身后的一些事。在民间故事里的，秦桧就像我们说的，臭名远扬，死后被编排了无数报应故事。像聊斋里，就说青州冯孔博家杀猪，发现身上写着是秦桧七世身，连猪肉都是臭的，蒲松龄则痛斥，秦桧的肉，只怕连狗都不吃。秦桧转世为变猪狗，或者在冥界受苦行，一直是传统笔记小说的常见题材。这些报应故事，一方面体现老百姓朴素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其中不少则含有所谓教化的成分，是刻意说给老百姓听的。

然而在真实历史上，就像我们一开始就说的，秦桧本人在主导了绍兴和议后，作为妥协派的代表人物，一直执掌相权。直到秦桧死前，都还在疯狂迫害主战派的大臣，试图兴大狱，斩草除根，幸亏秦桧无寿及时病死才作罢。就生平来说，秦桧真担得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古语。

和民间喜欢的报应故事不同，秦桧本人不但享尽荣华富贵，还造福子孙。秦桧本人据说极度惧内而无后，连私生子都不敢认，明面上的子孙是抱养的妻侄秦熺。秦桧妻王氏，也就是后来也陪着他一起跪在岳庙前面那位。这位王氏出身是宰相王圭一族，据说本人也颇有小聪明，才能和秦桧狼狈为奸，一起遗臭万年。秦桧虽然是进士及第，但家世颇为寒微，只怕需要用到王氏一族的地方也不少，秦桧惧内竟不惜以王氏族人为后，未必没有其他原因。

在秦桧生前，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势，使自己的养子秦熺成为宰辅一级的高官，长孙秦埙也在他的庇护下，高中探花，科举入仕，并火箭提拔为尚书一级的中央大员。在秦桧死后，秦熺父子也随之失势，被迫退休，由此秦家逐步衰落。

那么，秦家到底衰落到什么程度呢。秦桧死后二十多年，陆游拜访了当年和他一起考科举的同年秦埙，秦氏一族已经分家而居，但还是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只是，大家都说秦家已经衰落了，不时甚至要典当来维持局面，陆游特意留了一笔感慨，“岁收不过十万斛米”。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极有红楼梦贾府的那股子衰落劲。当然，秦埙的儿子不是贾宝玉，他长子秦钜名列宋史忠义传。在南宋嘉定十四年，他任蕲州通判，坚决抵抗金兵入侵，最后和两个儿子一起以身殉国。秦钜的故事，这些年来讲的人不少，毕竟秦桧的子孙最后抗金而死，这样戏剧性的转折也颇为吸引人。

但很少有人提，那就是秦钜这个通判只怕和秦桧卖国也有不小关系。嘉定这个年号，始于嘉定和议。南宋权臣韩侂胄发起开禧北伐，结果将帅乏人，惨败收场，本人更被斩首献给金人乞和。韩侂胄在开禧北伐前为振作人心，追封岳飞为鄂王，削掉秦桧追封的一切官爵，剥夺原本忠献谥号改为缪丑。这些称谓，一直影响到后世，以后的文人常常尊称岳飞都称为鄂王，斥秦桧为缪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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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开禧北伐终究是失败了，南宋在新一代投降派领袖史弥远的主导下，献头和议，签订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议。相对应的，秦桧也跟着恢复一切荣誉，而身为秦家嫡派子孙的秦钜，在曾祖父死后半个多世纪，恐怕又沾上了这位老祖宗的光。

其实，无论是孝宗年间的隆兴北伐，还是宁宗年间的开禧北伐。之所以失败，都和秦桧留下的余毒始终无法清理，造成了南宋积贫积弱，军政混乱是有关系的。但偏偏是这样的局面，又导致南宋无法彻底清理像秦桧所象征的投降路线。反过来，这种总路线的往复动摇，又庇佑了秦家人，甚至是他们几十年后还能沾上老祖宗的光，始终荣华不衰。说的不客气点，虽然后来岳飞平反，秦桧追夺，秦氏子孙在南宋所享受的富贵，恐怕还是胜过了岳家子孙的。

说秦桧身后，当然不是想说苍天无眼之类的牢骚话。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的读书人当然不会和老百姓谈这些，但他们心中又是始终了解这些的。在了解这些的读书人的心中，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心中，恐怕洗地秦桧的形象是颇为复杂的。

其实看宋人笔记中的秦桧，里面就写了不少秦桧颇有智谋的段子。比如说南宋初年，经济凋敝，货币紧张。当时用的是铜钱，但朝廷的铸造能力有限，经济不好，发行的新钱铜含量不高。于是，老百姓不但不喜欢新钱，还把质量更好的旧钱收藏起来，不愿意使用。注意到这点后，秦桧故意叫街上的剃头匠到府里给他剃头，然后称赞剃头匠活儿干得好，随手抓了一大把旧钱给他。眼看剃头匠受宠若惊，又装作无意说，抓紧花掉，过几天朝廷就要强行兑换新钱，旧钱就没用了。结果，剃头匠到街上一传，很快钱荒就缓解了。

这是秦桧很有名的一个典故。秦桧当然很有才能，他本身进士及第，是状元之才，是顶尖的读书人。但编排这样的故事，与其说在客观记录秦桧这个人，倒不说体现了一种微妙的心态。子贡就说过，桀纣没有那么坏，只是大家都厌恶他们，于是各种罪恶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么秦桧这样的一个大恶人，却在不少宋朝文人的笔记里是颇为立体的，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看秦桧的身后情形，特别使人遗憾不是苍天无眼，而是我们一旦放眼近代，似乎秦桧这类情形并不少见。除了像吕思勉之类标新立异的旧文人，还有很多人，只怕是真心和他惺惺相惜的。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秦桧最特殊，最要命的特点，是他身为一个外国代理人主导了南宋的政治。其实在古代，虽然勾结番邦，吃里扒外的戏台大反派从来不少，但中国人对外国代理人的认识还真不多。要到1840年后，甚至要到来清末民初，秦相爷一流人物才算真正抖起来。

近代以来，长期外强中弱，一边倒的局面，造成了一种外国即先进的烙印，是深深打进很多人心里的。这就使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了外国代理人，甚至从单纯的挟洋自重，发展到了全面尊洋鄙华的程度。前所未有的，他们站在了一种道德的高度，以先进启蒙，高等人自居。

不但如此，他们也确实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旧中国，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水平，并利用自己和外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掌握生产资料，垄断了知识、财富，彼此互通声息。最终，形成了买办，政客，学阀一个个紧密相连，又深具影响力的一个个圈子，牢牢把控着旧中国。

这种现象，尤其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是颇为普遍的。而这种现象发展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发展到其中一些人，哪怕是越线了，比如说直接落水做了汉奸，又或者出卖了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失。他们也能得到心安理得，顺理成章的得到各种宽容和优待。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秦桧的子孙一样，他们的败落，在他们看来叫败落了，退出核心圈子，不能再指点江山了。但在一般人看来，那叫人上人，根本和普罗大众不是生活在一个层次的。

这种情形，甚至在新中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虽然新中国的建立基本消灭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但由于旧中国遗留的家底过于薄弱，过于畸形，内外的环境过于恶劣，必须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结果就是，新政权在很多方面也只能以捂着鼻子忍耐。

就像张东荪之流，稍微假以颜色，结果捅了多大的篓子。然后，也不过是送回书斋，时不时诛心一番，对他的肉体可是优待的很。今天的不少文革徒子徒孙痛哭家史，好像他们在前三十年受了多大委屈。挨批斗，下农村是一回事，但下放的老教授们，敢不敢告诉工人农民，自己领的工资有多高呢？

甚至，像买办之流，虽然在建国初该走的走，该镇压的镇压了。但随着国门重新打开，一切为招商引资让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大潮，他们又重新抖起来了。甚至，过去那些替外国做代理人而被打倒的老家伙及其徒子徒孙，还以此为功，以此为媒，在国内国外得到了不少补偿，攀上了新的门路，俨然像当年秦家子孙享受到老祖宗恩典一般。

可以这样说，近百年来，对这样一个圈子，对这类人，不要说杀人，连诛心都诛不得。这种情形，这些年来，随着国家的发展无疑已经得到了扭转。无论是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也好，中外实力对比也好，大环境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年深日久，他们子孙相传，盘根错节，在我们整个社会中，依然占据着不少位置，有着不小的能量。他们时不时就要露出那种刑不上大夫的旧习气，理所当然，仿佛天不变道亦不变一般。而我们要想真正从近代的阴影中走出来，便要彻底和这种旧时代的余毒告别。

像秦桧这样的人物，是一种象征。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再有秦桧这样的神奸巨恶。但在一些人的心底，秦桧可不是跪着的，而是高高在上，在用向他们招手展现着美好的未来。

诛恶务尽，罪有应得，在社会的客观发展中，像秦桧之流，能不能得到他应有的下场，则确实一个事关人间正气，乃至家国兴衰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