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观看慕尼黑国际车展报道，一些德国读者震撼于中国汽车占据慕尼黑车展主角，感慨今后是中国的舞台。一位德国读者评论道：欧洲如果能像中国这样拥有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就好了，那样还有希望奋斗一个欧洲崛起什么的，可惜欧洲永远整合不起来，只能受大国欺负。
陈寅恪先生研究证实历史上蛮族不断侵华，然而之后不论胜负都发觉中华文化更好，于是都抛弃自己的文化皈依加入中华文化，无一例外。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分析，欧美体制是所谓民主选票体制，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选举人再优秀也是死对头，连带背后的资本相互对立，我要当选就得你的选票少。中国体制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也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选举于是成了选拔最能够实现社会利益发展的领导者，或者说选拔的是政绩和前瞻能力。对应于古代文化关系，西方古代城堡体量相似才能共存，之间的关系于形成期待对方先垮掉的关系，你好就是我的灭顶之灾，你不好才有我吞并你的机会。
东方古代不是亨廷顿那样的文化冲突论，而是文化选拔论。欧洲城堡国家才存在文化冲突论，而且中世纪以来始终冲突不断，动不动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谁也感召不了谁，野蛮文化并不向往进步文化，进步文化在道德上不比野蛮文化高尚。
法国的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在代表作《悠悠岁月 "for the courage and clinical acuity with which she uncovers the roots, estrangements and collective restraints of personal memory" 》里就深刻地咒骂美国，说它“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希望”，原因就是美国即使一家独大，也不愿改变崩溃他国吞并弱小的传统。这位温文尔雅的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女作家的小说值得推荐，她以《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细腻悠长的意识流思绪和延展技巧将复杂混乱的社会环境在娓娓道来中解析出来。
安妮所鞭笞的美国的零和行为战争疯狂这不是近代才有的，而是从史前就不断上演的欧洲杀戮模式：
前1200-前1190：特洛伊战争
前736-前461：麦西尼亚战争
（前736-约前716：第一次麦西尼亚战争；前650-约前630：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前464-前461：第三次麦西尼亚战争）
前499-前449：希波战争
前431-前404：伯罗奔尼撒战争...
英法百年大战从133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453年结束，打了116年，英吉利海峡根本阻隔不了两国基因里跳跃着的仇杀裂变。硬是打成了进化论。
在这116年的时间里双方一边打打打一边升级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战争体制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以前的战争中，骑士的作用至关重要，骑士都是由且地位崇高的贵族担任，一旦开战，他们就是军团将帅，骑士的表现直接关乎士兵的士气。但是历史走到从百年战争开始时期骑士的作用已经受到战争规模的影响，到了中后期欧洲流行下马群斗，再加上平民出身的圣女贞德带领步兵取得胜利，更是削弱了贵族骑士的地位和作用。英国的杀手锏是维京海盗们使用的威尔士长弓，（有点类似我国宋代时期的床子弩，穿透力和杀伤性极强，一旦中箭，基本上就是被活活钉死），有了它骑兵在步兵面前优势不再，这种武器也是削弱骑士的原因之一，威尔士长弓称雄长达三百年。直到板甲出现，威尔士长弓穿不透板甲，结果到了战争末期，双方都开始大规模使用火炮。百年战争改变了两国的兵役制度，贵族兵源制跟不上战争的需要，就改为雇佣兵，直接撼动了双方贵族统治阶层的地位。
结果和平成了欧洲历史中最不受待见的选择，占领对方家园才能出现的短瞬时光。自然导致就是欧洲人到哪里都是策划围堵杀戮。
航海技术一兴起，地球上欧洲之外繁荣灿烂的非欧洲文化的惨遭屠杀消灭。
华为突破芯片封锁之后美国出现企业与政府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边是高通立刻明白手机市场半壁江山被华为切走的后果，果断宣布接受鸿蒙系统，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宣布继续制裁控制高端芯片，利文对华为突破美国制裁产出mate60pro称将继续小院高墙，加拉格尔号召美国对华为和中芯进行全面封杀和制裁，发起更大更细密全面的围堵制裁措施。前者可以理解，不仅仅是高通，欧美26家芯片企业都离不开中国市场，因此集体宣布反对美国继续维持毫无意义的芯片封锁。后者如果不了解欧美历史就完全难以理解了，应对已经完全失败的围堵制裁要用更加失败的围堵制裁措施？换成人话就是宣布要用更大的失败应对已有的失败。
这就是维京海盗身上流淌的零和基因，正常思维中的道义和道理不起作用。越战早期基辛格用那句 ”成为美国的敌人可能是危险的，但成为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 " 规劝尼克松不要抛弃盟友越南阮文绍政权，如果阮文绍遭遇与吴庭艳一样被抛弃的命运，世界各国将确信美国总是背信弃义。阮文绍还是美国丢弃了，在南越覆灭的整个过程中，美国背弃诺言，袖手旁观，坐视北越军队南下。结果美军也狼狈覆灭撤离越南，上演了著名的西贡大溃逃（然后在阿富汗重演抛弃和溃逃这一切）。
一切没落都有因缘，英国所有经济政治政策都对美国亦步亦趋，拜登宣称美国经济复苏向好数据喜人，英国首相苏纳克也立即宣称英国经济向好数据喜人。结果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应声倒地宣布破产。苏纳克精得跟猴子似的，他能从坚定反华和极力推行围困中国的南海军舰示威日本北约东扩到突然猴急访华就说明英国经济有多么危于累卵。美国经济数据好不好也就被苏纳克给出卖了。恰似《后汉书·申屠刚传》："国家危弱，姦谋不禁；六极之效，危於累卵”。
英国华人评论说伯明翰市政府财政其实不属于英国最差的。除了伯明翰，还有20来个市政府都面临类似的财政问题。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贪腐到无法解决的地步，连政府管理的校车运营也虚报五倍支出，整个体系烂到底了。接下来注定是被转嫁到头上的民众起来罢工，就像美国新闻里面天天报道的那样。
华为手机重返舞台中心说明不论是冷战热战贸易战脱钩战去风险战，中美霸主之争占据主场比各种空洞无物的舆论表演要重要得多，美国狠话多，不懂博弈布局的各种小动作也多，中国行动胜于语言，结果除了芯片和5G手机反败为胜之外，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航空涡轮发动机、盾构机、燃气轮机、高铁、大型FLNG船、硅钢、大型客机、航母、工业机器人……等等都掌握了主场。这样的局势让旁观国家如何站队？仅仅美国棱镜门的手机监听监控一项就能把大多数国家推向选择不去加害拿捏自己的中国。
道义怎么走，中美关系就会怎么走，美国的没落说明世界只有一条路可走。
诗。
阵人误尽夸争霸，
资本离心信未输。
纵带骄横驰汗漫，
药通脉络在葫芦。
千年繁盛因开卷，
一意孤行果末途。
供应虚脱频见访，
方遒宇宙汰溃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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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学者：西方为什么害怕“中国加入”？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古扬·辛格，乔恒译
-2023-09/0515:08
印度《商业标准报》9月4日文章，原题：西方为何害怕中国 克里·布朗（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编者注）是研究中国的多产作家。他在《中国加入：中国是第一时的世界政治》一书里简明扼要地解释了西方面对中国崛起方面的主要问题。
布朗认为，西方的问题不在于中国取得了成功，而在于中国在没有采纳西方价值观的情况下就取得成功。北京的行为被认为是对以华盛顿为旗手的西方自由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
西方决定欢迎中国加入国际阵营时，我们凭什么相信他们是出于好意呢？难道不是因为西方希望中国成为西式民主国家的同时，还能从庞大的中国市场中获益吗？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中国走上了一条异于西方的道路。北京证明，西式民主并不是成为强大经济力量的先决条件。
西方倾向于将中国信仰体系的核心定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布朗反驳说,“当代中国的信仰体系、信念和价值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他说，问题不在于被观察的人，而在于观察的人。布朗的结论是，“问题在于西方觉得自己在衰落，并为此害怕，因为它看到自己的霸主地位渐渐丧失，并竭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不论是与谁竞争”。
布朗认为，即使中国向西方价值观靠拢，也不会被当作一个平等伙伴接纳，西方也会像今天一样对这种变化不安和不满，因为西方不愿放弃其主导地位。同时，北京也不会接受维持现状，因为这将中国置于次要地位。
该书是一本重要读物，因为它摒弃了当前的那套说法——即假定中国是“坏孩子”，否定了西方的期望，并利用美国和欧盟的“善心”取得经济成就。布朗先生成功地论证了西方不是好孩子，中国也不是坏人。他们是共生关系，这对他们有利。
读完此书，人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正在走向这样一个世界：中国将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各国看到中国的成功，因而相信他们不必遵循西式自由民主的理想。布朗写道：“这将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但却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多层次的”世界也许指日可待，但它必须是一个中美相互对话的世界，而且接受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秩序的世界。
（作者古扬·辛格，乔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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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专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世界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归功中国
2021-05-14 11:25:08
来源： 环球时报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
“世界将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中国打交道，而中国不会允许自己被西方压制在万里长城之内，被告知‘只能停留在附属的地位’。”作为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近来多次提出，欧美应敞开心扉，不要总是教别人做事，实际上应向中国等国多学习。近日，布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都与过去完全不同。谈到中国面对的未来挑战，他分析说，中国对外主要是要找到合适的国际发展空间，对内则是继续保持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速度。
欧洲不应总是习惯当老师
环球时报：能讲讲您是如何研究中国问题的吗？您所在的中国研究院有多少研究人员？
布朗：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91年，也就是30年前。1992年，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始学习汉语，然后攻读研究生学位。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目前有6名全职研究人员。我们还有30个博士生，通常每年有40名左右的硕士生。目前，我正在精选和解读从马可·波罗时代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欧洲主要思想家有关中国的重要论述。这些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莱布尼茨、马克思、黑格尔、韦伯、罗素、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我这本著述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
环球时报：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曾表示，“英中合作有利于英国经济发展，那些要求与中国搞冷战的言论非常错误”。约翰逊首相的父亲斯坦利·约翰逊也公开表示，英国脱欧后继续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他呼吁儿子“站出来”，对抗保守党内寻求与中国“新冷战”的鹰派，因为试图与中国对抗“毫无意义”。在您看来，在英国，反对或担心英中陷入“新冷战”的人是否占到多数？
布朗：从历史上看，英国公众关于中国的舆论有些不温不火，没有特别热烈，也没有特别敌对。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大多数英国人可能都没有太多考虑过中国以及中国在他们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疫情暴发以来，围绕病毒传播、疫情管控等方面的争论，让中国成为政治家、评论家和不同人群的热议对象。对中国有更广泛的兴趣是好事，但现实中往往是那些持极端看法、缺乏真实经验却又喜欢瞎嚷嚷的人充斥着有关讨论中国的平台。我有时会怀念中国在英国不那么“热门”的时代。
环球时报：您最近表示，“美欧总是教中国做事，实际上美欧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
布朗：显然，中国在提升公民生活质量、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中国可以，而且一直在向一些国家传授这方面的经验。我的观点是，欧洲人总是习惯性地想成为“解释者”和老师（我承认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有类似的倾向）！但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是的，欧洲在许多领域例如知识生产方面依然强大，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可以向欧洲传授一些东西——环境科学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需要敞开心扉，对此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中国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有过“黄金期”或“蜜月期”，但这些年在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或所谓“人权”问题时，英国等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出现反复？为什么西方国家很难做到认真“倾听中国”？
布朗：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收集和研究欧洲历史上那些重要思想家对中国持什么观点的原因，比如莱布尼茨和伏尔泰，比如黑格尔和马克思。从很多方面来看，通过他们的对华认知，我们今天仍能看出西方在对华态度上仍存在各种结构性问题。广义来说，莱布尼茨学派在寻求一种“客观性”——试图抛开我们自己的信念和倾向，“科学地”看待中国。而对于伏尔泰来说，他对中国的态度几近于崇拜，而这一态度源于他对远方国度的一知半解和理想主义，中间掺杂更多的是对18世纪欧洲政治的幻灭。而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消极的——专制和落后。从很多方面来看，今天的欧洲在对华认知上，仍然存在类似的各种分歧。
“中国谜一样的崛起给自身和世界都带来挑战”
环球时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您怎么看过去100年中国的变化？
布朗：中国100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人们往往容易忘记，无论从预期寿命、健康水平还是公共生活水平来衡量，当下的中国与100年前的中国都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欧洲人很容易觉得2021年世界似乎变得更糟，但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指标上，例如减少贫困、疾病，增加福利等方面，世界都在取得进步，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中国的成就，以及印度和整个非洲的发展。
环球时报：未来五年，也就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国力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同时又会面临哪些挑战？
布朗：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如何找到合适的国际发展空间。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态度，这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以及崛起的速度有关。中国谜一样的崛起给自身和外界都带来很多挑战：中国想要什么样的发展空间？世界想从中国获得什么？中国和世界如何才能尽可能好地创建一个既能应对各种压力、包容不同处事方式，又能保持平衡和可持续性的发展体系？
就国内发展而言，中国最主要的挑战是以可持续方式保持当前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的速度。这种方式将持续满足人们的期望，而且即便在出现停顿或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也不会给人们带来挫败感和不满。中国需要处理大量的环境问题，而中国也正在与更广泛的世界一起努力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很好的事情。
环球时报：您去过中国相对落后的地区吗？中国的减贫工作给您留下哪些印象？
布朗：在国外评论中国时，很多人往往会攻击说“这人只是偶尔访问中国，而且是访问中国发达地区，住有舒适空调的酒店”，因此评论也是空洞和臆想的。这样的攻击实在是肤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从1994年开始，我去过内蒙古很多农村地区。1995年，我在新疆待了6个星期——的确，当时作为一名外交官，我也常常会去相当偏远的地方。即便那时，中国农村欠发展、落后的局面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些自称是农村的地方，看起来更像是小城镇或城市。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做过一个关于乡村民主的项目，调研河北的一个村庄，那时这个北京附近的村庄也在明显转型。中国现在与过去已经非常不一样。
环球时报：中国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大关不久，同时也在避免像一些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媒体、智库和政要都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布朗：有关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讨论，更多体现出人们的一种心理——这将意味着，在未来十年的某一天，我们在美国经济总量位居首位的世界中沉睡，但第二天，当我们醒来时，这个世界变成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代美国。即使届时美国在其他很多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但至少在这一衡量标准上，中国将拥有一席之地，而且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中国不会被西方压制在万里长城之内”
环球时报：您怎么对比中国和欧美国家各自采取的防疫举措？
布朗：当然，中国采取防疫的措施是有效的。但欧洲各国政府官员评估认为，在欧洲实施这些措施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太高，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手段，而结果却是混乱得多。一些欧洲人对他们的政府应对疫情时拥有的庞大权力感到不满，并希望在疫情消退后尽快清除政府的这些权力。世界各地如何评估和应对疫情，以及各国公众容忍程度如何，我们都有所了解。不过，想要得出结论并不容易。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学习过程。此时此刻，我们所有人都要保持敬畏之心。
环球时报：在后疫情时代，您认为国际秩序会发生哪些变化？中国如何应对西方政客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
布朗：有些人谈论与中国“脱钩”，我不认为经济上或地缘政治上的“脱钩”会起作用。对于新冠大流行后的国际秩序，世界需要更多有关如何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知识共享，并在这方面进行更多投入。中国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如果各方因政治动因而停止这种非常必要的合作，那将是非常可惜的。
环球时报：您对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是悲观多一些还是更乐观一些？
布朗：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事实是，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没有人会改变这一点。我知道，这会带来很多挑战和问题。这也许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即便是20年前人们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们必须接受和对待这一事实。世界将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中国打交道。中国不会允许自己被西方压制在万里长城之内，被告知“只能停留在附属的地位”。中国政府也不能告诉（本国）人民这样做。我们（指西方国家）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将头埋在沙子里，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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