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的出格与出律》文/友谊之花
     现在的人们评论旧体诗歌，很容易地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以是否出格、出律为评介一首诗歌好坏的标准，其实是不确的。 
     首先，律严未必是好诗，好诗未必死扣律。据王力先生研究，律诗在唐朝中唐之前，无所谓平仄一定要对，一联与一联间一定要粘。这是中唐以后渐严起来的，宋人还有犯拗的，包括苏东坡都有犯拗不合律的，律诗不许犯出律犯拗，是从宋以后的科举考试才严起来，要求不准有失粘失对的，于是粘对成为金科玉律了。
    可见，律诗不许犯出律犯拗只是宋以后的标准，且不说这个标准是不是合理，单就以宋人的标准来评价唐诗，那么在唐人诗句里“失沾、出律”之处那也是比拾皆是的，但又有谁能以此标准说唐人的诗不是诗呢。
     王维的名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在原诗中就是平仄犯错的，上句第二字用“路”仄声音，按律下句第二字“翠”该是平声音。五律里，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犯在这第二个字上平仄错误。在魏明伦看来，是绝不应该的，但王维偏这样写了，你能说他写的不是诗吗？
    大诗人韦应物，也写过不少“失对”的句子：“润树含朝雨，山鸟弄余春。”（《简卢陟》）第二字都用了平声字。“两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方用忧人瘼，况自抱微疴。”（《新秋夜》）这首诗共八句，作为对来说，分为四对，倒有三对犯了“失对”，“地”、“望”都是仄声字，“梧”“斋”都是仄声，“用”“自”又都是仄声。按照现在的魏明伦之类的诗评家看来，又该如何评介这些诗呢？
     即使被称为律诗大师的杜甫与中唐的刘禹锡也有“失对”的例子，如杜工部那首有名的《忆弟》：“且喜山河定，不问邺城围。”“喜”与“问”都是仄声音；刘禹锡的“失对”例子，如“雨频催发色，云轻不作阴。”（《春有情篇》）这里“频”与“轻”都是平声，“从此洛阳社，吟咏属书生”（《送河南皇甫少尹》，也是第二字“此”与“咏”用了两仄声。
     又如王维写有名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首，首句“中岁颇好道，”除第一字为平声外，连犯四个仄声字，这是律诗中最忌的犯“孤平”的句子，后句“晚家南山陲”则是五字只有一个仄声字“晚”字，余皆为平声字。第三句又是犯孤平“兴来每独往”唯“来”字为平声字，余皆仄声字。最后结尾的“谈笑无还期”则是一个仄声字“笑”，余皆平声字。又如杜甫有《白帝城最高楼》：“扶桑西枝对断日”句，“扶桑西枝”是四个仄声字连用，完全破了律诗平仄相错的规矩。这些诗，在魏明伦看来，也都是“平仄错乱的”。
     在古诗名家中，以上类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汪涌豪、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诗学》第四卷，有专节论“拗体”、“拗律”、“拗绝”。
     只是可笑的是，后世旧体诗研究者无法解释和接受杜甫、王维、刘禹锡等伟大的诗人在格律诗中还有“失对”、“失粘”这类现象，于是创造了这么一个理论，说在中国律诗中本存在有“拗体律诗”一派，字还是五言或七言，但平仄并不讲究要相对。这是一种为“哲人讳”的心理，也是一种“削履适足”的自欺欺人的诗歌评论方法。哲以为是后世诗歌研究和创作者走进了一个误区，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诗歌创作的本质，目光只停留在宋诗的基础上，将“粘对”奉为金科玉律，偏重于诗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律诗不许犯出律犯拗只是有宋一代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并不应该成为诗创作的普遍标准，在诗歌创作上“以今轨古，以古轨今”都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科学的。
      因此必须还原出评介律诗的标准，绝不应该将有宋一代的律诗标准作为诗创作的普遍真理。格律作为一种形式美的追求，主要是为了音调的和谐与变化优美，如果过分追求，倒真如主席与人论诗所说的是“谬种流传”。闻一多先生把写格律诗说成是“戴着镣铐跳舞”，这个比喻很是形象。哲以前也曾经说过，就是“舞要跳的好，还得把脚镣给忘了”。不然时时想着"脚镣"，舞还能跳的好吗？
     应该说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其形式都是为内容所服务。形式再好，内容糟糕，依然是一堆垃圾。反之，内容若佳品，形式就可以为之改变。否则，只会被形式所束缚，做了形式的奴隶。联系到诗词创作，我们应该牢记《红楼梦》中林妹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若真得了奇句，便是平仄虚实不合，也是使得的。”古人尚能见识如此，况于今人？

          2018.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