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诗人(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

十大诗人（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
（评委推荐理由以投票时间先后为序）

1、北岛

代表作品：《回答》《宣告——献给遇罗克》《白日梦》《履历》《结局或开始》《彗星》《一切》《零度以上的风景》《钟声》《黑色地图》《在黎明的铜镜中》《触电》《午夜歌手》等。

敬文东：北岛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象征符号。在最需要诗歌英雄的年代，北岛横空出世，他的诗作启迪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北岛的诗坚定、忧郁、紧皱眉头，直扑人性中最晦暗的部分，因而不具备任何形式的幽默感。他用自己的写作深入反思了一段荒唐的、人妖颠倒的历史，因而他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注定将被后人反复打量。

耿占春：北岛无疑是新诗三十年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无论排几大诗人，想到北岛不需要犹豫，也几乎不需要评价。他启蒙了一代人的诗歌观念。在1970年代末，在官方诗歌的意识形态话语夺去了表述内心语言的时候，他为没有个人抒情话语的几代人提供了愤怒的歌哭。我至今犹记得在校园路灯下在寒风中阅读北岛诗歌的那份激动。虽然那时已读过浪漫主义和某些西方现代诗，也读过了艾青、闻一多等，但北岛把诗歌的可能性置于我们自己的身边。他再次提供了一个开端。正是缘于对北岛和他所编辑的《今天》的解读，我从幻想做一个诗人开始走向诗歌批评。

张学昕：北岛主宰了一代人的诗歌记忆。他领衔的《今天》派诗人，开启了现代汉语诗歌新的历史。他早期的诗作，冷峻、庄严，带着强烈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异质性回声。他也因此被诗歌史写作经典化，成为后来者膜拜或者“打倒”的对象。但实际上，北岛的意义早已溢出了“朦胧诗”的边界。他到海外以后的写作，从音势到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涯孤旅、去国怀乡的经验，以及历史和人生的荒诞感，贯透在他的写作中，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平静内敛的忧郁。北岛曾说，在海外生活，母语成了他“惟一的现实”。而他的写作又何尝不是为母语增加了一种“现实”？总之，北岛为现代汉语诗歌提供的独异经验足以构成“影响的焦虑”，成为诗歌写作者不断重临的起点。也许，在未来一代人的文学憧憬中，他诗歌的时间的玫瑰，会继续绽放在一种深邃记忆的沟壑中。

何平：准确地说，北岛的成名和他最具有公众认知度的诗歌《回答》、《宣告》等都是在1979年之前。北岛和他的诗歌是沉沦时代普通公民精神自救的象征。历史成就了北岛以抵抗专制为核心的政治诗学，但这不是北岛的全部。进入1980年代，北岛对于他抗议和控诉的时代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履历》和《白日梦》就是这样的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岛在当代诗歌阅读史上，是一个被充分注意到，同时他的某些部分又是被不恰当漠视的诗人。不只是普通读者，就是专业读者对于北岛去国之后的诗歌写作状况并不很了解。“中文是唯一的行李。”1990年代之后，北岛的诗歌最重要的母题是“漂泊”和“回归”。北岛2002年在接受《书城》杂志采访时说，“一切从头开始——作为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不只是在政治抗议的尺度上，北岛的诗歌如何获得诗学辨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燎原：作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北岛的诗歌艺术行程，直接呼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他以非凡的艺术诚勇，犀利的思想精神启蒙，开创了中国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先河。亘贯在他诗歌中尖锐的现代质疑精神，点化精微的冷峻诗艺，形成了与既有主流诗歌传统的峻厉质对，由此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方向。从北岛秉持的艺术立场上溯，是先行者鲁迅清晰的背影。

陈超：北岛的诗一直以其冷峻的怀疑主义和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深刻的悲剧风格与荒诞感的扭结，揭示出生存和生命经验，更新了一代人的情感。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一个“有方向写作”的诗人。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境遇，人的宿命，人对有限生命的超越，以及诗人与语言艺术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展开。他的诗中持续表现出的孤独感、焦虑感、荒诞感、悲剧感，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都可以聚焦式地在对“人”和“语言”的关注这两个层面上得到纵深的解释。令人赞许的是，这些沉痛而丰富的情感经验，都是经由对严谨而奇妙结构中的细小而神奇的“语象”纹理的雕刻，从而显豁地呈现出来的，而非被动地依赖于“本事”细节。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北岛的诗既有写作发生学或动力源意义上的真实，又有“元诗”意义上的精密感和高度的专业精神；既能有效地表达个人心灵，又为读者提供了某种超验性引申的机会。

沈奇：简约而精美的形式，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缜密而统一的风格；对精神现象之独到的省视，对词语历险之特殊的专注，对独立的非面具化非类型化之写者立场持久而孤傲的坚守——由代言到内省到深入语言的奇境，汉语诗歌的抒情传统之现代性转换，在北岛艰卓而富于艺术自律的创作中，得以历史性的过渡，从而成为有号召性与影响力的、勾勒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品质之轮廓与基质的第一人。前期作品，以其正义与自由的呼吸，推开被黑暗锁闭的门窗，传播人的尊严和美的信念，在纠正生活方向的同时也纠正了诗的方向，影响及整个时代的良知与美感；后期作品，于独白的抒写中，建构与世界相通的诗意与诗境，并将修辞行为提升到一个同人生经验和人类意识和谐共生而更趋完美的境界，为跨越世纪的当代汉语诗歌，贡献了更为精湛的技艺资源和超凡脱俗的精神源泉。

黄礼孩：北岛的诗歌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符号，他的诗歌在这个时期的影响是普遍和深刻的。跟新诗歌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着十分的相似，“文革”后的新诗几乎是从空白中爆发出来的，北岛在这个时候英雄地站出来了，以他为代表的被冠以“朦胧”之名的诗歌，震醒了新时期尚处于昏睡状态的人民。

唐晓渡：从最初的引领者到后来的精神象征，北岛一直是当代汉语诗歌伟大复兴最杰出的代表和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之一。正是经由他和他的伙伴们所开启的变革潮流，当代诗歌得以于绝地重归自主自律的传统大道，重建汉语不可摧折的自由和尊严，并成为当代世界诗歌最富活力和潜能的部分。他的写作沉郁而机警，敏锐而精审，强硬而不失温润；他使冷峻的怀疑立场、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深邃的人道主义关怀和诗意发现的洞幽察微，在历史、现实、自我的诸多层面，尤其是其无意识层面上相互烛照、彼此生发，进而在语言中开放或结晶。他的诗充满理性的力量而又超越了理性，勇于正义的担当而又始终恪守诗自身的正义。他坚持叩问、探询被抛的个体生命和一个“正在趋于完美的夜”之间的种种幽昧关系及其话语的可能性，坚持以孤独、荒谬、焦虑、错位和悲剧为主题向度，使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持续锻造同时成为对现代人生存和心灵境遇的持续揭示。据此他把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不断转化成“不可言说的言说”之诗的宿命，把这一宿命转化成一个“不断调音和定音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重申诗歌艺术的真义：某种注定要归于失败，但也因此注定要被反复尝试的、语言和沉默之间的“危险的平衡”。

何言宏：对于北岛，我很同意一位海外学者所曾指出的，即他代表了中国的声音。他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目前还罕有其匹。他的诗歌，无论是其早期的高亢，还是在他去国之后的低回，都是中国的良知或者心灵的真实表达。北岛早期诗作中的人道精神、英雄情怀和他对世界勇于怀疑与挑战的精神姿态，与那个时代保持了应有的张力；而他去国以后的大量作品，即使有着难以掩抑的孤独、哀伤甚至落寞，但仍有着巨大的悲情，和他的祖国息息相关。在诗歌史的意义上，北岛开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以《今天》所开创的民刊传统和以其自身的诗歌实践所开创的反抗与介入的诗学传统。

吴思敬：北岛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歌者，他的直面现实的勇气、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觉醒者的先驱意识，他的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诗中凝结的一代人的痛苦经历与思考，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进入新时期的年轻人，需要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一种发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声音。这种声音，他们在北岛的诗中听到了。北岛是个有强烈使命感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有独立的审美品格的诗人。北岛的诗歌有丰富的象征意象，后又借鉴西方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手法，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诗歌艺术世界，为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清华：他是使当代中国的诗歌在黑暗的精神幕布上撕开缺口的诗人，是使当代诗歌的潜流浮出地表、使孕育中的先锋写作露出冰山一角的诗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位先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使诗歌的箴言在社会变革的前夜生发为一种巨大的文明召唤、启蒙讯息与启示力量，并且因为对于压力的勇敢承担，而产生出强大的道义与人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他的地位也无可替代。同时，他在国际诗坛广泛的精神影响，也使得中国的当代诗歌真正得以走出国门。从文本上说，他的精准和简洁、犀利和持续的批判性，在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和之后的个体精神价值的转换衔接方面，在文本的单纯性与复合性的统一方面，都具有强烈的引领意义，而他对于写作的专业性的一以贯之的追求，对于中国当代诗人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西川


代表作品：《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鹰的话语》《虚构的家谱》《十二只天鹅》《近景与远景》《厄运》《致敬》《远游》《坏蛋》《把羊群赶下大海》《桃花开放》《深浅》（诗文录，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等。

敬文东：西川的诗拥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仿佛题材、素材对他来说应有尽有，仿佛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能被他所利用。西川的诗拥有其他诗人无法复制的、超强的再生能力：在看似进入死胡同的时刻总是能够起死回生——他的诗在表面上的从容中，实则包裹着一个只有“胆大”“艺高”之人才能完成的最复杂、最精微的技巧。

耿占春：西川首先是一个诗人中的文体家。他是一个把语言与修辞活动的可能性置于一种认识论位置的诗人。尽管他几乎可能是一个具有海子一样抒情才能的诗人，但在1990年代的语境中他渐渐地把这种才能转移到情绪与感受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改变话语策略的探索中，他多变的话语方式显示了在逻辑语言之外探索意义生成的意志。西川在“鹰的话语”这样的写作中通过对语言的悖谬、非逻辑性的使用，企及了一种“圣言”式的寓意。然而，他近年的诗让人想到，回避社会伦理或个人情感的压力未必一定能够增加诗歌话语的认识论功能。

张学昕：西川是当代诗坛最令人瞩目的诗人之一，曾与海子、骆一禾一起并称北大“三剑客”。他的诗歌，文辞优雅，形式匀称，具有一种“古典主义”的气质。他写于198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毫无杂质，近于纯粹，几乎难以察觉到个人经验的蛛丝马迹，相反，对超验和神秘的事物却有一种执迷。1990年代以后，西川似乎体认到这种诗艺与生活对称的难度，开始将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追求一种“综合”的艺术。这让他的创作变得极为自如，起伏连绵的“句群”开始出现在他的诗歌中，世界的繁复与荒谬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承载形式。可以说，西川的这种创造，为汉语诗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使汉语诗歌与更为宽广的世界连通起来。

燎原：西川的写作，日益显示着一位集大成诗人的品质。他建立在宏大阅读基座上的对东西方文化艺术源流谱系的深刻把握，对古老诗艺奥秘的洞悉，使他的诗歌一直在高端技术前沿，呈现着持久而稳定的创造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转向当下现实材料的诗歌中，他以超常的察识和睿智，揿亮了现实凡俗表象之下一个个隐匿的机关密码，呈现了普通事象深处的时代本相。

陈超：从1980年代至今，西川一直充满创造活力，对中国先锋诗歌某一向度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1980年代，西川在保持庄重的精神向度的同时，捍卫了“元诗”的艺术自律性。他塑造了新的诗歌意志，以自己的创造实绩，真正有效地体现出与中国新诗社会功利主义小传统的有力断裂。如果说1980年代他对“海市蜃楼”、“个人乌托邦”和“巴别塔”深怀兴趣的话，它们的核心含义分别对应于个人诗歌系谱中的“文化想象秘密”、“个人灵魂秘密”和“语言秘密”。

1990年代至今，西川逸出了“常体诗”，创造出一种猛烈变构的“杂体”形式。他使诗的文体松动，包容力更广阔，让诗拥有了更广泛的营养、循环和调节系统。体现在诗中的所谓“伪哲学”，就是在哲学思辨无力面对的“飞地”上展开诗人的工作，悍然闯入荒谬地带，命名和揭示悖论、尴尬、歧义、荒诞以如其所是的形态更尖锐地存在，防止它被哲学话语和科技话语所简化和抹杀。相应地，“伪理性”既不同于思辩理性和实用理性，也不同于寄生在对手身上的“反理性”，而是融合了生命直觉、经验、玄学、内省、奇想的个体的“别趣”之思。它成为烛照理性的镜子，或者说是理性被解码、解域后，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他使理性的整体话语和反理性同时“短路”，在个人化的偏见和奇想中依然保持了知识人格深刻的“思”的品质和写作的严肃性。

黄礼孩：西川在当下几乎是“学院派”的代名词，他有高贵不屈的头颅，对传统文化和生命抱有圣徒般的虔诚，他为重建古典精神的诗歌肩负着一种自觉的使命。他的诗歌庄重而纯净，圆融而睿智，优雅而节制，回归在终极灵魂的路上。

唐晓渡：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综合的创造。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他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和历史相对称、相较量的诗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何言宏：西川的诗歌兼有古典主义的均衡、高贵和超迈、激越的浪漫情怀，他的博学、智慧和他广阔的游历，他对时代、历史和对人类有史以来不同文明伟大的精神创造的浓厚兴趣与敏锐感知，不仅使他拥有了相当巨大的诗歌才智与无比非凡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又使他的诗歌带有着某种特别的神秘意味与玄学气质。他是当代诗歌史上不多的几位具有强烈的诗本体意识的重要诗人，果决、勇敢和开阔大气的诗体实验，屡屡为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开拓出新的可能。

吴思敬：西川像圣徒一样，对诗始终葆有一颗敬畏之心。西川的诗显示了诗人强烈的文体意识。他提出的“诗歌炼金术”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总体精神的把握。西川是重视经验的，但他同时又强调超越经验，他的诗不是对生活原生态的实录，而是同生活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主体自身的虚怀去体接现实，把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超验的诗歌意象之中，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提升。西川建立自己的诗歌方式的努力是通过对语言进行诗性操作而实现的。诗人有良好的控制力，他超越了长期以来在年轻人中风行一时的“青春写作”，很少运用激烈的、呼告式的语言直抒胸臆，而代之以智慧的、澄明的、沉着平缓的叙述。他善于把智性的感悟与富于象征性与隐喻性的意象结合起来，使其诗作不再是直线式的指陈，而是处于不同运动状态的多种元素的交错与纠结，从而构成厚重的张力之网。西川早期诗作在诗歌精神和思维方式上受西方大师的影响是明显的。进入1990年代后，西川明显地调整了价值取向，开始有意识地衔接中国的诗学传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体现。

张清华：西川是脱颖于第三代诗人中的佼佼者，也是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不只是因为其学院背景与身份，更是因为其道义责任、智性含量、风格气质与美学神韵。西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处于一个复杂的交叉点上：既作为1990年代初期悲情的和批判性写作的一个代表，作为学院诗人中最具有活力和魅力的一个，作为从青春性与叛逆性写作向着专业性和持续性写作转换的一个代表者，同时又是个性化的“个体写作者”，难以用概念指称其意义的个性化诗人。西川在当代诗歌主题上打开了另一个复杂的精神空间——即“在世者”和“在场者”的精神求索，他的《致敬》、《汇合》、《厄运》、《近景和远景》等长诗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遭遇、灵魂冲突与情感承受，从历史与传统、具象与形而上的纵横交叉的意义上作了充满预言性与戏剧感的书写与探求。同时，他在形式上的多样与创造性也使之堪称当代诗人的翘楚，早期的精致与准确、灵动与惊警，与后期的铺陈与开放、弹性与散漫，其构造的完美和“破”的机巧，都给当代诗歌的形式与美学留下了珍贵财富。另一方面，他出众的才华与深厚的修养，使之成为中国当代诗人中广受尊重和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个代表。

3、于坚

代表作品：《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档案》《便条集》《过海关》《女同学》《罗家生》《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事件》《飞行》《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台湾唐山出版社，1999）等。

张学昕：于坚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他的诗歌，试图回到事物本身，写出存在的本真性。他早期的“高原诗”，完全可以读作云南的地理志和风物志，后来则将诗艺的探索引向口语的使用，将日常生活带入汉语诗歌。这可以看成是对“朦胧诗”象征化语言方式的弃绝。他以朴素直接的汉语，一改往日诗歌的不及物状态；以解构的方式，清除了语词底部的意义淤积，重建了词与物的关系。由此，“诗”在他那里变成了一个动词，每一次写作都意味着与存在的默契的照面和对世界的重新命名。这也就决定了于坚诗歌的风格和深度：拒绝隐喻，在自然、原初的口语中，纵横冲突，以此写出人真实的存在处境。这对于汉语诗歌无疑是深具意义的，这也足以让诗歌史记入于坚的名字。

何平：日常生活志、方言、边地，于坚的诗歌很容易被想象成颠覆什么、反抗什么和瓦解什么。但事实上，这里面存在深刻的误读。和大量对于坚的仿写不同，于坚不只是炫技式的假借和挪用日常生活志、方言、边地，来顾左右而言他。在于坚的诗歌中，曾经被湮没、被蒙尘，而失名、无名、污名的日常生活、方言、边地被于坚挖掘、擦拭和重新命名。他的《便条集》更是呈现一种“便条”式的诗歌立场。在整个当代诗歌写作的宏大场景一直存在着这样“便条”式的书写立场。

燎原：于坚的诗歌，代表了与技术性的文本写作相反的一极。他是当代诗人中最早以清醒的自觉，将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和手段，与当代城市平民生活场景相对接的诗人。与这一场景相对应，他的诗歌语言在精微的指涉体现中，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公众化呼应。以《0档案》为代表的他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以富有文体侵略性的杂沓、宏阔和笨重，形成了对庞杂材料综合处理中，集装箱式的容量。也体现了他在当代诗坛的艺术革新中，一个标志性诗人的重量。

陈超：于坚是“朦胧诗”的表意模式之后最重要的诗人，“第三代诗”突出的代表之一。于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诗歌，至今仍以旺盛的创造活力不断提供出量高质精令人瞩目的作品。仅观他三十年来的写作，其创造力型态有着鲜明的连贯性或整体性。他的诗歌是有“根”的，这个根，既扎在我们生活的自然意义上的大地，也扎在具体的历史生存的“土壤”里，同时还扎在诗人个人自觉的话语方式中。他在“从隐喻后退”的诗学理念下，有效地反对僵化的文化系统和所指系统，写出被整体话语所忽略和遮蔽的日常生存细碎角落里的沉默或喑哑的生存“原子”，这是一种将“生存具体细节化”的成功的努力。

于坚的“反诗”毋宁说是“返诗”。返回诗歌古老而自然的发生学，创作论和效果史。返回语言的来路甚至源头。返回人与诗的素朴而亲昵的关系。于坚始终专注于对“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探询，无论是他正面清除既成的文化隐喻积淀，还是从反面对这些“文化积淀”进行滑稽摹仿、反讽，最终他打开的都是更敏感的穿越知识与权力的通道，在这个向度上，于坚持续对诗坛更年轻的一代诗人发生着难以替代的影响。

沈奇：和世界真相保持深刻联系的精神立场，立足生命与生存之日常细节的诗歌视角，创造新的诗境的语言才能；对现实和内心的诚实，逻辑与想象的奇妙结合，陌生而极富表现力的形式感，及对诗性叙事的天才发挥——于坚的诗歌世界，不但有效地担负了他对存在独到的观察与体验，而且开辟了新的道路，将我们长久以来不知如何表达的种种，那些与我们真实的存在真正有关的部分，显现出真切的肌理和异样的诗性光芒，从而使现代汉诗对现实与历史的承载方式和承载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提升到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境地。同时还为当代中国诗学，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创建性的重要学说。于坚以此证明：中国新诗不再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仿生，而已独立为自在自足的艺术世界，并拥有新的自信和主动。

黄礼孩：于坚是一个帮助自己走下台阶的诗人，他的自觉使他成为民间性写作的代表人物。他的富于探索、反“英雄主义”和反“崇高”的平民意识的诗歌自由地穿行于生活场景，使得原初的生命感受和体验放出异彩，也因此而波澜了一代诗风。

唐晓渡：多年来于坚一直活跃在当代诗歌的前沿。他旺盛的创造力与他的勃勃雄心、他常变的风格相得益彰。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称颂者还是日常诗意的发现者，是从事激进的语言实验还是冷静的物象研究，他的写作始终在俯身探索诗歌原发的、自在的、难以释义的魅力根源。他的诗自由地穿行于生活场景和白日梦、精密的刻画和陡峭的反讽之间。他对语词的具体性、在场感的强调和出色运用，有力地矫正了当代诗歌中不及物的高蹈倾向，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上，改变了我们看待诗歌中词与物关系的眼光。

何言宏：于坚是一位在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上对同时代的诗歌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他在当代中国的诗歌史上较早发现了日常生活本身的诗意，他对这种诗意，不是在“发掘”，而是在“呈现”，祛除了以往覆盖或强加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政治文化内涵，因此其笔下的日常生活，反而获得了神性般的意义。于坚的写作创造性地采取了口语化的语言策略，努力避免另外一些语言资源所易混杂的文化污染，诗意与神性仿真还原，自动涌现，具有一种温厚、亲切的精神魅力。

吴思敬：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诗人群体中，于坚呈现了一种比较复杂的构成。他起步较早，创作跨越几个不同时期。1980年代中期，在某些诗人或居高临下以“代言人”自居，或以漂亮的羽毛装饰自我的时候，他却力求把个人经验与某种宏观视野结合起来，尝试以生活的原形态入诗，运用反讽手段，在对庸常琐屑的生存状态的叙述中，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评价。他强调的是“在”，即诗人所置身、所知觉的当下生活。他的这类作品摒弃了美丽的想象与隐喻，代之以客观物象的直接呈现；避免感情的直接宣泄，而尽量做到以冷静的心态写作。这些诗，着重表现普通人的平凡而琐屑的生活，给人的突出感觉是真实，而且往往是残酷的真实。这种写法不仅在新生代诗人中造成影响，而且可以视为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的“新写实小说”的滥觞。1990年代以后，于坚又不断推出富有探索性的新作。于坚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变性，显示了他的强大的创作生命力。

张清华：作为打开当代中国诗歌的另一向度——“口语”与解构性向度的代表性诗人，于坚无法忽略。当然，打开这一向度的诗人不止他一个，韩东、李亚伟甚至更早，但于坚是使这种写作得以光大和持续的诗人。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的于坚其意义还仅限于日常化、喜剧性以及世俗价值的体现者，那么1990年代的《0档案》则使他一跃成为当代历史与现实的生动而卓越的批判者。由此他的写作获得了更多当代的和现实的及物性，也具有了更多美学和诗学的标志性意义。更值得强调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于坚，在“民间写作诗学”的突围与构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诗歌的格局与方向，正是因为他在理论上的阐释和写作实践的坚持，口语与民间化才成为当代中国诗歌运动中日益活跃的因素，并且辐射至网络与新生一代的写作之中。他自身的写作也呈现出持续的活力、多样的风格与广泛的影响力。

4、翟永明


代表作品：《女人》《静安庄》《十四首素歌》《老家》《鱼玄机赋》《在一切玫瑰之上》《咖啡馆之歌》《终于使我周转不灵》（诗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称之为一切》（诗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最委婉的词》（诗集，东方出版社，2008）等。

耿占春：翟永明意味着女性诗歌的自觉。她将女性的传记经验与改写传记的诗歌修辞术熔炼在一起，翟永明的诗歌使女性自身成为一种经验的主体，并散发着“充满深渊的”身体的魅惑。但她所书写的女性主体与现实中的女性主义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更接近诗歌神话与身体感知的中心，携带着光、尘土和“黑夜意识”，“周身体现出整体世界的女性美”。从翟永明开始，当代女性诗歌具有了自身的语言与音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翟永明这个专有名称几乎是中国女性诗歌的代词，尽管翟永明的意义绝不限于一种性别的诗歌。

张学昕：翟永明凭借自己的激情、性灵和才华，洞开了女性经验的密室，以大胆激烈地独白道出了女性的渴望和锐痛。她提出“黑夜意识”，并将其注入到诗歌中，为女性的精神奥秘创造了一种存在形式。她喜欢以组诗的形式与世界对话，显示出令人惊讶的诗歌格局和结构能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以持续地自我更新，挑战批评者的智慧，从种种文学命名中逃逸出去。1990年代以后，她的创作不仅慢慢褪尽了早年恣肆的独白，转入平静从容地叙说，还吸纳了戏剧性因素，体现出汉语诗歌的柔韧和“综合”素质。总之，我们可以说，“女性诗歌”，既在翟永明手中发轫，又在翟永明手中成熟。

何平：同样是一个被想象成抵抗式书写的诗人，只不过和北岛式的政治抵抗不同，翟永明的革命意义是在性别意义上被强调。虽然前面已经有了舒婷，但并不妨碍翟永明成为新时期女性诗歌具有原型意味的诗人。她1980年代中期的组诗《女人》、《静安庄》以及“黑夜意识”成为当代女性诗歌、女性诗学的重要尺度。但应该看到的是1990年代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已经进入到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她的《称之为一切》、《咖啡馆之歌》、《十四首素歌》将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和时代记忆缠绕着书写，赋予了女性诗歌新的可能性。解读翟永明这个贯穿于这三十年诗歌史的诗人对于揭示三十年女性诗歌的真相有着典型的个案意义。

陈超：翟永明是不凡的艺术“创造者”，也是诚实的“劳动者”。在中国先锋诗人中，她可能是连续性写作“工龄”最长的少数人之一。就其近三十年充满活力的不间断的写作来看，其创作道路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并且每一阶段都留下了优秀的代表作，对后起诗人影响巨大：1980年代，以隐喻和暗示为主导语型，深入而自觉的女性主义“自白”倾诉期。1990年代，采用转喻和口语的融合性语型，给激烈的情绪降温，将更广泛的日常经验、历史、文化，做“寓言化”处理的深度命名“克制陈述”期。1990年代末至新世纪以来，主要提炼明朗、简劲、诙谐的异质混合语言（既有“诗家语”，亦有人际交流语，包括时代流行语、俗语、俚语乃至方言），在更为冷静、准确、点染式的世风反讽中，同步完成对人精神困惑的揭示、体谅和惦念。可将之称为“以具体超越具体”，“少就是多”——“极少主义”（或曰“极简主义”）写作期。而三阶段之间的差异性，又统一于诗人“不断发掘个人的心灵词源”这一总体背景的真实和连贯性。翟永明有出色的诗歌技艺，但并非是轻松的炫技派诗人，她是心灵中有“石头”（重力）的诗人，她的“变”是有灵魂和话语原动力根据的，内中透露的消息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修辞学和风格学畛域。

沈奇：从角色到本真，从张扬到沉潜，作为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翟永明以独自深入的个在生命体验与语言探求，在对“女性意识”做出开拓性的经典表现之后，更以超越性的心性和全面的艺术修养，抵达融女性与人性为共有本质意识之触角的诗歌视域——一个现代女性，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现实与梦想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世事之“常”与“变”之间，创生融“通灵”与“审智”为一体的“灵魂叙事”，以及对人性与生存之灰色地带的深刻考证——意识超凡，内涵别具，精神容量大，审美外延深，内在深潜的生命波动与独立思维的艺术气质，共同构成其诗性生命历程的沧桑谱系，在海内外形成广泛影响。

黄礼孩：翟永明从对女性的认知来观察世界的特征，观察生命的嬗变，这几乎是她一直以来进入诗歌的角度。其组诗《女人》被誉为“女性诗歌”在中国的发轫。翟永明诗歌写作参照着自身成长的元素，不受任何题材和风格的束缚，有着一种对生命之源敬畏的自觉。她的诗歌深沉而真挚，具体而灵动。

唐晓渡：非凡的胆识、卓越的创造力和精湛的诗艺，使翟永明二十多年来一直置身当代最具标志性的诗人行列。她独特的贡献首先在于一系列组诗和长诗，据此她前所未有地揭示了一个有着特殊角度和布局，且不断生长的女性内心世界，从而作为“女性诗歌”最重要的开创和拓展者，有力地参与了当代诗歌的变革。她的诗致力于穿透并化合身心的痛楚、群体的宿命和现实的分裂，因而能量丰沛，情境深邃，肌理细腻，意味幽远。她的写作始终坚持探询沉默，为沉默赋形，同时向沉默敞开，是沉潜和飞翔、复杂和纯真的统一。她既善于向被不断开掘的内心，又善于向急剧变化的历史语境汲取活力，其多变的风格不仅体现了持续的自我挑战，也体现了与时代和传统的互动。她试图以只身深入的方式构建一套内部充满对话的诗歌话语，令人信服地展现了成熟的光辉和魅力。

何言宏：作为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首席代表，翟永明的诗歌实践和诗学主张中的话语独白、黑夜意识和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反抗等女性主义特征，在得到文学史及诗歌史应有评价的同时，也对其整个的诗歌创作形成了遮蔽。实际上，在她迄今为止不同时期的很多诗歌中，诸如社会批判、文化反思和历史记忆等很多主题，不仅有着明显的体现，而且还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女性写作所易固有的种种局限，从而为后者开拓出了广阔的空间。除了不多的一些可贵的和解，广阔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反抗与机智的反讽，是翟永明的诗歌最为主要的精神特征。她还是一位文体家，是一位在诗体结构、诗学修辞和随笔写作方面成就突出的文体家。在很多人的想象之外，实际上有一个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翟永明。

吴思敬：翟永明是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写作的主要代表。她的组诗《女人》及所标举“黑夜的意识”，就女性诗歌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正是以此观念为主导，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建立起女性诗歌的话语体系。到了1990年代，当某些女性诗歌写作走入极端化的误区的时候，翟永明又提出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她的创作则从内省式的自我经验表述，转入向公众视界敞开，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弱者身上，写出《老家》、《雏妓》等令人震撼之作。翟永明从女性意识出发，但又超越了女性意识，她的博大的人文情怀，富有魅力的女性话语，构成了新时期诗坛的独特景观。

张清华：当代中国真正“现代性的女性书写”或诗歌写作中“女性意识”的自觉，无疑是从翟永明开始的，她写于1984年的组诗《女人》是这场旷日持久的价值与写作变革的标志性起点。比之现代以来一切女性诗人的写作，她具有更复杂的神经和想象力，更多的理性与认知能力，以及更多义和暧昧的身份体认与心理活动。或者也可以说，是她的写作打开了当代中国女性世界的认知与对话空间，并且使得当代中国的女性写作建立起与世界性的同类写作的对话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她不只对于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女性意识的自觉，也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并且，在整个1990年代她仍体现了持续的写作能力，在复杂的个体世界和敏感的性别世界的交叉关系中、在广阔的时代文化背景和隐秘的个人精神背景的重叠之中写下了大量优秀的作品。无论从文本贡献还是影响力看，她都是中国当代女性诗人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5、昌耀

代表作品：《慈航》《斯人》《划呀，划呀，父亲们！》《大山的囚徒》《一百头雄牛》《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峨日朵雪峰之侧》《哈拉库图》《命运之书》（诗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等。

敬文东：昌耀是一个奇迹，是他那一辈人中唯一可以被称作诗人的人。尽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过革命话语的冲击，但他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将革命话语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以维护诗歌的个人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后，昌耀的诗歌才情可以用井喷来形容，一大批杰作经他之手被塑造成型。昌耀发明了一种崭新的诗歌语言，极大地拓宽了汉语的表现力。他的诗质地坚硬，有金石之声，刚好同中国人内心深处太多的忧患意识相对称。

耿占春：昌耀是我心中最信赖的诗人，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脆弱和痛苦，他的充满自我嘲讽的社会理念与个人的爱欲，以及他必然会折寿的敏锐的感受力。他不企图在诗歌中解决生命的任何矛盾，他听任自身挣扎在痛苦中，如果有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相似的殉道者，那就是昌耀：因为他的痛苦的辐射区是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与社会。通读了《昌耀诗文总集》之后，我发现他全部的诗与文不多不少正好是他自己的一部传记。他勇敢而坦白地使用自身的传记经验，而丝毫不失其诗歌应有的深度与力量。我写了《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昌耀还将被反复阐释，也许这才是经典最可靠的标志之一。

张学昕：昌耀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即便以六十年为限，昌耀也同样无法忽视。他的写作贯穿了当代的历史，却无法被历史的“语法”说出。因为他一直与主流诗坛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在西北高地独自咀嚼着荒寒与寂寞。在新时期，他虽然是历史的“归来者”，却并不因此倾诉命运的创痛，而是持续从未停止的“苦修”，将西部的雄奇、狞厉，锻造成奇崛的语象，写出富有英雄气概的诗歌。他的作品，一方面是与自我命运的颉颃，一方面又将这种颉颃融进一种高原精神，这既是昌耀的修辞学，又是昌耀的精神底色。也因此，他追求一种生命内在的诗意，在后期写下一大批不分行的诗作。因为在他那里，心性才是诗歌的根本。总之，昌耀的诗歌，在当代显得尤为特别。他的诗集《命运之书》、《昌耀的诗》等等，都可以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重要收获。

燎原：昌耀是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他以边缘化生存中博大的普世理想，将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和始终的精神困顿，鼎现为青藏高原式的诗篇。

深重的苦难感和命运感，来自青藏高原的土著民俗元素和大地气质，现代生存剧烈精神冲突中悲悯的平民情怀和坚定的道义担当，“君子自强不息”的灵魂苦行，构成了他在诗艺和精神上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无可替代的奉献。中国类型性的优秀诗人为数不少，但昌耀式的诗人只有一个。

陈超：三十年来，昌耀的诗以对“西部”的深刻体验见长。它们之所以强烈震动了广大读者的心，却不限于表面的地缘题材，而是因为“西部”作为诗歌的激发点，它与诗人块垒峥嵘的内在灵魂世界构成了双向的对话、召唤。西部成为一个博大的“心象”，一个历史与当下、自然与意志、现实与超现实主义混茫难分的活的诗中的“绝对现实”。

昌耀的诗笔锋隐忍而酷厉，情境开阔而紧张，隐喻尖新而真实。他既以精确、锋利的质感呈现西部大自然的状貌，又以奇崛刚劲的隐喻写出了它们的“灵魂”。其诗意蕴深刻、真力弥满、吞吐万象，深入命名了人的精神历史，又突入了生命体验的未知领域。他追求的“现代感”，是精神型构和话语方式的现代感，而不是物欲主义和时间神话制导下的表面的现代感。他的诗是美文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的平衡，实现了对生存和语言的同步介入与承担。

沈奇：在个人与时代、艰生与理想、静穆与躁动、地缘气质与世界精神的纠结与印证中，昌耀以散发乱服的语言形态和正襟危坐的精神气象，气交冲漠，与神为徒，经由崇高向神圣的拜托，以一种“原在”与“抗争”的态势，在充满质疑、悲悯、苦涩而沉郁的言说中，为那些在命运之荒寒地带的原始生命力和真善美之灵魂写意立命，进而上升为一种含有独在象征意义，彰显大悲悯、大关怀、大生命意识的史诗性境界——跨越两个时代的诗人昌耀，以其孤迥独存的诗歌精神和风格别具的艺术品质，深入时间的广原，人诗一体，有苍郁之高古，有深切之现代，沧桑里含澄淡，厚重中有丰饶，境界舒放，意蕴超迈，卓然独步而高标独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部诗歌之坐标、方向和重心所在。

黄礼孩：看上去，昌耀是表现西部文化的杰出诗人，但实际上他代表着的是人类不屈不饶的生命，他的精神是最具个人性质的，同样也是最具历史性质的。他苦行僧的表现，力求在悲悯的情怀中回到觉悟的人性。他的诗歌光荣地继承和发扬了文化传统，他壮阔、高古、忧伤、深厚，极富语言和思想的挑战性。

唐晓渡：时间越是流逝，就越是凸显出昌耀的分量：一位当代汉语诗歌的行者和巨匠。他以卓越的定力化苦难为财富，以爱的信念和对生死的彻悟变孤旅为慈航，以谦卑而尊严的低姿态拥护其诗歌如“阳光垂直打向地面”的高能量。他的诗同时敞向世界的广阔和内心的幽深，敞向大地和天空，远古和当下，在万物和灵魂的彼此辨认、参证、渗透中，建立起支持他写作的庞大根系和气场。他坚持将来自生命底蕴的磅礴激情导入形式创造的河床，深谙在开阖吐纳中获致文本内在张力的法门；坚持在锤炼现代口语的同时化用古典文言，以语法、语气和修辞上独一无二的硬朗，构筑他诗歌修行的莲床。他依据杰出的语言造型能力，经由数十年坚韧不拔的探索，建立起一个既自足又开放，既与高海拔的西部对称，又汇聚融合了多种源流的意象和风格系统，其丰盛性不仅在于能让诸如杜甫式的沉郁顿挫、惠特曼式的长风浩荡、李贺式的云诡波谲、埃利蒂斯式的跳脱透明，和青海民歌的质朴纯真一起在一个人的诗中构成交响，更在于能让我们在凝神倾听的同时，感受到孕育了这一切的静默的力量。

吴思敬：昌耀是一位由苦难造就的，有独特的生命魅力的诗人。他把流放青海的坎坷经历，融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在他的诗歌当中，理想主义与英雄情怀，苦难体验与浪漫气质，悲剧精神与宗教意识交集在一起，构成带有浓厚的西部风貌的艺术世界。高原上辽阔的景观，独特的冒险历程，受难者的孤寂情怀，让昌耀的诗呈现出天籁般的意境，神秘而苍凉的色调，充溢着一种原生态的生命感。苦难的经历、独特的气质、强悍的内在生命力造就了昌耀。在中国诗坛上，他是特立卓行的，是难于模仿的，是“诗人中的诗人”。

6、海子

代表作品：《亚洲铜》《祖国（或以梦为马）》《麦地与诗人——答复》《麦地》《太阳·七部书》《春天，十个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天鹅》《四姐妹》《日记》等。

敬文东：海子是农耕时代最后一位诗人。他的作品宣告了农耕时代在现代汉语诗歌中的完美谢幕。虽然海子从来不是中国新诗方向的开创者，但他的确是一位最杰出的终结者。海子是界碑和法官：从此以后，谁想让汉语诗歌进驻农耕时代，界碑都会挡住他的去路，法官就将宣布他处于非法状态。

耿占春：海子是一个几乎令人相信天才概念的诗人。只活了二十五岁的海子并不是一个青春期性质的诗人。在此意义上的海子更像是一个十九世纪的诗人，虽然他有着极其现代的感受力。他对生活有着浪漫主义式的激情感受与痛苦的敏感，同时又拥有神话与神学式的感受力资源，能够将痛苦与内心的巨大冲突转换为一种救赎性的经验，使一切最终呈现出抒情的面貌。海子抒情的自我使整个外部世界主观化了。海子的抒情诗经得住任何一种语境下的阅读，他的诗不需要历史与社会的附加值。而且，社会与历史的变动丝毫不影响海子诗歌的那种永恒的自足性。

张学昕：海子已然成为当代诗歌的神话。一年一度的海子忌日，已经有了纪念史学的价值。人们一次次地回到海子，无疑是因为海子诗歌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在其短暂的生命里，海子留下了二百多首抒情诗和七部长诗，这些诗歌或者以质朴的风格，将乡村生活的经验转换成梦幻般的抒情，或者以热烈的歌咏，“冲击极限”，追问生命的意义。在一个世俗化的图景渐次展开的时代，这些诗歌所显示的是语言和想象力的能量。海子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这是对生命本体价值的执拗坚持，是对诗人“立法者”位置的怀念和修复，他的天赋、激情和语言中透露出的神性，也确实让他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他成为中文诗歌传统中一座无可争议的纪念碑。

燎原：海子以二十五岁短暂生命中长虹拱起的诗歌冲刺，划出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唯一一位天才诗人的写作轨迹。他以对中国土地苦难命运和秘密的超常理解、对世界古典哲学文化的浩瀚阅读和心灵融化，使以麦地为代表的短诗系列和以太阳为代表的长诗系列，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无人可以企及的绝唱，继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写作。

陈超：无论是在诗歌界，还是在更广大的社会性阅读场域，海子都是最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写作史虽然短暂，但称得上佳作迭出。他的大量抒情短诗，以农耕文化的衰亡，来隐喻“精神家园”的丧失，并写出一个大地之子对千百年来生存真正根基的感念和缅怀。但是，语境中的明澈与幽暗，称颂与哀伤，“神恩普照”与“天地不仁”，充实与陡然袭来的空虚……如此等等，彼此纠葛的意象扭结一体，使它们截然区别于那些肤浅的“农耕庆典诗歌”，获具了精神重力和更纵深的背景。他的诗歌长卷《太阳·七部书》，与其抒情短诗的不同不仅仅在于体制宏大，还在于它更多体现了诗人对终极价值的渴慕，以及与它的缺席相伴而生的真切深邃的不安和绝望。从语境上看，《太阳·七部书》不是抒情短诗那样由“即目即灵”带出联想的“歌唱”，而是自觉地置身于人类诗歌共时体，进行有方向的“建筑”工作。

回溯海子跌向“太阳”的诗歌乌托邦道路，依然有着特定时代“非如此不同”的重要价值，只有这个高度，才使他获得了一个整体把握大地生存的视点，并为之做出特殊角度的命名。套用王国维先生的话就是：“中国先锋诗自海子，眼界始大。”海子留下的诗歌，无疑是属于现代汉诗中将恒久闪光的那些册页的一部分，并有着丰富的内涵等待人们继续发掘。

沈奇：海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对当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诗人。在中国社会艰难转型的当口，他以“精神家园”之最后守望者的姿态，矗立主潮诗歌的边沿，以巨大的热情，包藏万有的襟怀，持续不竭的创造力，在短短十年时间内留下品质上乘数量可观的诗歌作品。其代表诗作，深刻触及了社会巨变中，理想主义者内心的痛苦与孤独，并以悲悯与不甘的复合心境，及暗自保留的一脉青春原型的抒写意味，将一曲“大地”“村庄”和“麦子”的挽歌演绎为诗性与神性生命的歌吟与殇礼。且以其身心合一的诗性本质与天地淋灌的艺术灵性，于单纯与极端中，呈现富有生命力的韵律与节奏和纯净而丰沛的精神意绪，意象简明，境界宏深，焕发出异质的光晕，继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绝响。

黄礼孩：海子仿佛抱着不为人知的理想来到人间，他飞翔于天空，却燃烧了大地。他的抒情是对所有传统诗歌的一种解放，他创造了一个抒情世界的神话，同时，他也是诗歌另类理想主义的一个终结者。

何言宏：海子是我们这个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天才型的诗人，他是一位诗歌烈士，也是一位诗歌王子，是一位“野蛮”、“悲伤”、烈火一般纯净与炽热的诗歌赤子。海子的出现，是汉语诗歌特别是现代汉语诗歌和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幸福。海子从太阳、天空、大地、黑暗与死亡那里汲取诗情，为其笔下的村庄、麦子、少女和母亲等一切事物注入永恒的神性，从而使他的诗歌世界充满着神异的光辉。这一浪漫、激烈和有着“前现代”精神的原初的美，客观上对我们的现代性生存构成了非常有力的质询与批判。“海子精神”和“海子诗学”，无论是对我们的诗歌还是对我们的时代，都很珍贵。

张清华：他是新诗诞生以来最具伟大气象的诗人——甚至我们不需要一个“之一”来限定，也是当代中国诗歌中最具有整体性能力的诗人。他试图用“伟大诗歌”的理想和实践去穿越人类的文明和语言，呈现世界和存在的原始情景，因此他不但是文本意义上的诗人，也是“文明”意义上的诗人。他的诗歌空间横亘在黄河、恒河、尼罗河和两河流域之间，在时间上则穿越了人类的历史，具有超越文化、地理与种族的辽阔的属性，我们只有在“人类”、“文明”、“存在”、“大地”或“道”这样的意义上去谈论他。某种意义上，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几乎是永久性的认知和评价难题——认知海子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几乎不可穷尽的神话。

当然，也许是可质疑的——海子所希图实现的一切是否实现？他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以二十五岁的年龄、经验、知识和能力？他所提供的文本是否是可信赖的伟大文本？这些质疑并非没有根据，他的长诗作品在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场域、“未完成的工地”的同时，是否也有着某种“不可解读性”？他毕竟不是神，不是上帝，“重新创世纪”或“重建巴别塔式”的写作的终极性，带走了他旷世的天才和疲惫的生命。

但海子的诗歌世界与诗学思想的确在这个二十年中显现出了艺术和精神的先知性质：它前出于时间和历史，而达到了与中外的伟大先贤可以相提并论的形而上高度；他所要致力超越的当代汉语的表象和单薄，也确实部分地获得了实现——这超越并非单纯地还原古典意义上的纯净和唯美，而是创造、创始，是现代意义上的丰富和原始，是混合着创世语言与个人密码、经典符号与不可解读的黑暗语义、而后又被牺牲与献祭的伟大生命之光照亮的一种语言。

7、欧阳江河


代表作品：《玻璃工厂》《悬棺》《傍晚穿过广场》《汉英之间》《手枪》《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时装商场》《谁去谁留》（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等。

敬文东：欧阳江河长有一颗强劲有力的玄学脑袋；同诸多诗歌前辈（比如卞之琳）相比，欧阳江河或许更有资格宣称自己为现代汉语植入了能够在一个瞬间突出悖论、聚焦矛盾的能力。他几乎是异常强硬地丰富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分析性，他的诗因此有能力面对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并将之撕裂，强迫他的作品所面对的对象开口说话。

燎原：欧阳江河是一位具有超级语言能力的诗人。他深刻地感受着时代场景的复杂变化，又把这种变化抽离为一个个关键语词，通过语义的重新编码，使之在悖反、归谬、吊诡的逻辑演绎和修辞游戏中，犹如一座回廊曲折的镜宫，呈现出似是而非、光怪陆离的幻影。他体味着操纵语词的快感，并以《手枪》《玻璃工厂》和《纸币·硬币》《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等等，这些横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时代的诗作，为当代诗歌史献上了不可复制的玄学叙事范本，内在地启动了少数优秀诗人，通向语言高级机密腹地的写作。

黄礼孩：欧阳江河是从知识分子中自我解救出来的修辞写作者，并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性、跨语言性，他成功的写作为诗歌拓展了自信的空间。他富于变幻魔力的语言结构，隐藏着哲学的光芒。

唐晓渡：一空依傍而专注于语言自身的可能性，使欧阳江河自我显示为当代最才华横溢、最注重方法和风格最灵活多变的诗人之一。他总是能敏锐地发现并抓住当代的前沿（诗学）问题展开运思，总是能使对问题的探寻同时呈现为一场捕捉、组织或拆解各种踪迹的语言历险，总是能在这种自由而危险的游戏中独辟蹊径，并且总是能使险境和迷境混而不分，让读者“轻松取得贷款，重重支付利息”。他以其天生的玄学气质融合他广泛的人文兴趣和关注世俗生活的热情，以素材意义上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历史、现实、文化和心灵；他善于打通不同领域，以尽可能地汲取和保持探索的活力，经由“异质混成”不断扩大和深化诗意的疆域。他的诗语境开阔，肌理错综，修辞精妙，其策略介于雄辩和诡论、连续的变奏和即兴的表演之间。他对“反词”的独到理解和处理，结合对音乐“对位”技法的挪用，使他的诗在语义层面充满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以至根本悖谬的内在不确定性，而整体上又确切地发散着超语义的魅力。

何言宏：正像欧阳江河在一首诗中所写的，他似乎对“世间一切崇高的事物，以及事物的眼泪”都有着细致的体察与广阔的关怀。从其早期的成名作《悬棺》，一直到后来的《汉英之间》、《玻璃工厂》、《快餐馆》、《哈姆雷特》、《感恩节》与《时装街》等大多数作品，欧阳江河都善于对“事物”进行精妙锐利的深入研究，并在这种研究中引入精神、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多重视角，在不无机智、密集复杂和出其不意的语词混成与能指转换中，完成某种抽象的提升和对时代与精神的知识分子式的批判。

张清华：如果从一个诗人的才能看，欧阳江河无疑是当代“活着的诗人”中最具综合和整体性能力的一个，他总是能够在历史需要的时候贡献出那种具有重要作用的作品——比如《汉英之间》、比如《傍晚穿过广场》，比如《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等等。他不但能够用哲学与思辨的方式来处理当代文化与历史的重大命题，而且能够运用具有巨大时代与文化载力的符号，来使这种处理形象化，并同时呈现出思考于其中的复杂而睿智的诗人主体的形象，从而使之上升为一种时代与精神的元命题。这种具有知识分子的自由与自主精神与反思力量的“真正的政治抒情诗”，是欧阳江河的一个重大贡献，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他的上述诗歌几乎成为了精神的制高点。出色的智性始终是欧阳江河最闪光的素质，他绵延的语势和滔滔雄辩的语感令人着迷。在“后朦胧诗”时代，他的文本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他的睿智和敏感的诗论文字，对于他的重要性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明和补充。

8、杨炼

代表作品：《诺日朗》《礼魂》《无人称》《半坡》《敦煌》《〓》《同心圆》《大海停止之处》（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等。

张学昕：杨炼早在“朦胧诗”时期就已成名，他早期的诗作浪漫多情，进入1980年代以后，写下大量组诗，将民族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整合进诗歌的象征体系，较早摆脱了单一的社会政治视角，表现出思想和诗学深度。他的诗也因此以难读著称，这实际上和他执拗的诗歌实验有关。他一直站在当代诗歌的前端，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1980年代中后期，杨炼在海外漂泊，离开母语环境，却仿佛因此获得了一个重新观察母语、体味母语、使用母语的雄阔的视角，他吸纳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双重遗产，将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展现给世界。他的写作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最近几年，杨炼在诗艺上显得更为洒脱不羁，不断越过题材和形式的边界，试图写出诗歌应有的存在力度和深度。

燎原：杨炼的写作体现着雄心、激情、强盛的建造力，朝向终极奔赴的凌厉。他建构在东方原生哲学宗教文化基座上的《礼魂》《西藏》等荒原神殿式的诗歌群落，显示了与西方现代经典抗衡的气质。他自我放逐于精神文化血脉之谜的追溯，由自身而至人类，由东方而至西方，在“大海停止之处”的漂泊困惑中，以聚气化虹的执迷语言建造，达成人类个体与世界的对称，并使汉语诗歌以神奇的东方文化内质，进入当代世界诗歌体系。

黄礼孩：杨炼和北岛同属于朦胧诗时期的代表诗人，但杨炼的诗歌根植东方和历史，他是朦胧诗人中风格独立特行的诗人。他的诗歌一开始就关注着史诗的河岸，关注着人身和心灵的解放，以及为这种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他的诗雄性，宏阔，沉郁，悲怆，他力图在恢复一个远逝时代的神话。

唐晓渡：杨炼属于当代中国最早达成了诗的自觉、尝试建立自洽的个体诗学，并用以指导自身写作的诗人之一。这一点保证了他写作的内在连续性，而无论其境遇和风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连续性建立在对母语现实和文化的双重困境不断进行透彻反思的基础上，由此他致力于主动创造写作的困境，在对深度的决绝追寻中不断拓展其向诗之路。通过其独特的“同心圆”和“形而上—形而下”方式，杨炼把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历史和当下归于同一条创造的地平线，并使自己的写作和一个庞大的诗歌世界同步生长。在他的笔下，能同时感受到祭司的神秘、拓荒者的狂野、钻探工的坚执、建筑师的严整和微雕艺人的精细，而将如此多的品性熔融为一的，则是鼓涌于血脉之中而又被提升到准宗教高度、如恋人般炽烈而又如修士般虔敬的，似乎永不衰竭的创造热情。他的诗一再向我们提示着某种先于写作者的下临无地的“元写作”立场，它来自诗的绝对律令：第一次，永远是第一次！

何言宏：当代中国的诗歌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杨炼这样非常自觉地从中国的精神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并且成功地将东方的宗教、哲学、精神体验与诗学思维方式和来自西方的诗学经验浑然天成地结合起来，以其非凡的文化、政治、精神和历史方面的洞察力和诗性的想象力，建构起辉煌阔大的诗学空间。尤为可贵的是，杨炼的写作避免了高蹈的可能与危险，在全球化时代的流寓文学中，承担起了对于故国、语言和诗歌的多重责任。

9、王小妮

代表作品：《重新做一个诗人》《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半个我正在疼痛》《看望朋友》《和爸爸谈话》《十枝水莲》《他们说我藏有刀》《喜鹊沿着河岸飞》《不反驳的人》《我感到了阳光》《不认识的就不想再认识了》等。

耿占春：王小妮似乎永远都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她的诗跟她的人一样，特别的质朴、细致，她有时像纪录一样地写作，无论社会众生的世象，还是现代人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剧，都能够进入这个敏感的旁观者的视野。耐心、善意而略具反讽。新闻与信息世界只懂得报道突发事件，王小妮的诗关注着人们易于忽略的事态，关注着那些慢的、小的和隐秘的事物，比如慢的疼，慢的灾难与祸害。我写过《失去象征的日常世界》讨论王小妮对隐秘事态和缺失现象的描述能力。王小妮的诗也许有一天能够制作成一些微观戏剧而被更多的人们所理解。

张学昕：王小妮是“朦胧诗”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面对此起彼伏的诗歌潮流，她一直保持着舒徐从容的心境。对她而言，写诗完全是一种内心的需要。这使她能够始终保持个人化的写作立场，穿越种种迷思，道出日常事物背后隐藏的力量。她常常被推举为“女性诗歌”的代表，却对单一的性别立场充满警惕。她无意将世界看成一座“象征的森林”，相反善于使用朴素的口语，通过精妙的直觉，捕捉“平凡世界”中转瞬即逝的诗意。王国维论诗有“隔”与“不隔”之分，王小妮正是通过对普通事物的注目，抵达了“不隔”的诗界。所谓，“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用来形容王小妮，不为过矣。

陈超：王小妮的诗歌从1970年代后期即开始引人注目，至今依然满足着“范式读者”的挑剔的眼光。文学史一般将王小妮描述为“朦胧诗”最早的感应者，其实敏识的读者看得很清楚，王小妮充满个性创造力的诗是自发、自在、自足的，它们不是对某某诗潮的感应，亦无法被某某诗潮所类聚、整合。所谓“个体是最多的，比整体还多出一个”。王小妮的诗简隽、轻逸、放松，但同时却奇异地拥有丰富的意味。也就是说它们像鸟一样轻，但不是像鸟的羽毛那么轻。

王小妮的话语总是在平实中见到的陡峭，她的诗歌不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达，但是她避免使诗成为黏滞的生活小型记事。其诗不乏生活的力量，但更具有“挖掘语言奥秘”的艺术魔力。在喧嚣的时代，王小妮安静地挽留了生命直觉、奇思异想，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有修养的“自然人”的心灵图像。她反对绝对知识，反对头脑对心灵的干扰，忠实于对艺术本身的信义承诺，在个人创造的道路上轻步而行。

唐晓渡：简洁、明澈、沉实而轻盈，于静默中直击或折射稍纵即逝的诗意瞬间。王小妮的诗在整体上令我们想到水晶的纯粹本真。她朴素的诗歌理想在于个体生命和语言的相互生成。她的诗自成一个世界，其中布满日常生活的痕迹和气息，却又显示为一种话语的险境。在她的诗中，坚定的个性和精微的风格变化并行不悖。她的诗歌写作是对生活和语言的持续擦亮，同时也不断擦亮我们的眼睛以至灵魂。她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重新做一个读者；又是一个启示，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诗意栖居的可能。

吴思敬：新时期初期，王小妮以她的带有印象主义色彩的诗作为诗坛所瞩目。当诗坛卷起女性主义的狂飙时，王小妮并没有去凑热闹，而是选择了独立的写作姿态。随着性别风暴尘埃落定，王小妮的形象在世纪之交诗坛的浑沌背景中也分外地清晰起来。对王小妮而言，她最看重的是自由。她要按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为此她宁可辞去公职；她要按自己的本性去写作，为此她从不拉队伍、扯旗号、发宣言。她随意地生活，真诚地写作。“把自己活成一个正常人”，“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这就是王小妮对诗与人的关系的理解。王小妮的诗和她的活法，她的不趋时、不做作、不追潮流、不怕被遗忘的定力，她的自然松弛、不急不躁的写作心态，使她对当下的诗坛，尤其是女性诗歌写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10、多多


代表作品：《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在墓地》《五亩地》《春之舞》《四合院》《从死亡的方向看》等。

耿占春：多多具有一种诡异的想象力，他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在《今天》杂志中偶尔出现之后就变得引人瞩目了，我至今观察着多多的诗歌想象力而不得深入其堂奥。多多的语言已成为当代诗歌一个谜一般的存在。我猜测，这个谜也许与无意义有关，就像当代音乐将噪音组织进音乐的织体而不是排除在外一样，无意义既可能是多多诗歌的一种驱力又是话语织体中的一种要素。这使多多的语言时常充满感受的瞬间断裂与抒情性的突然爆发。多多的诗表明另一种诗歌的生成机制：一个人能够持久地写作，意味着一个人在语言中持续地生成，在意义与无意义融合的时刻。

何平：虽然多多的写作起点是从朦胧诗的前史“白洋淀诗歌”出发的，但多多和朦胧诗应该是一种似是不在的关系。“旧神在此，土地坚实！”多多的诗歌从丰饶的北方大地和语言自带的音乐性中汲取着生长的灵感和力量。“我的大学是田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像多多这样本乎天然的诗人还有很多，比如早逝的顾城、海子。多多写过很多关于北方的诗歌，艾青之后，很少有诗人像多多这样对北方大地抱以持续的关注和热爱。北方是多多精神据守的阵地。多多像一个漫游者，谛听北方大地的秘密。而当有一天，诗人在时空上和“北方”隔开，一种叫乡愁的东西灌注在多多的诗歌中，使他的诗歌更为辽阔和厚重。多多诗歌在大地和母语两个向度上与世界诗歌，甚至本土诗歌清晰地区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多对于当代汉语诗歌的贡献将会彰显得更多。

陈超：三十年来，多多的诗歌关心的不是可以“类聚化”的社会情感，而是个体生命内部幽暗而真切的经验。类聚化的情感只能“呼应”我们已有的态度，而多多的个人经验却“加深”乃至更新了我们对生存和生命的感受与洞识。我们在读多多那些神奇而真实的诗作时，会感到诗人真正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将自己的生命经验一点一点“捺”入文本中去。

多多有一种顽强地向现实索回想象力的巨大财产的夙愿。他的诗不乏深挚的情感，但他高出抒情诗人的地方，却在于他始终有效地避免了由抒情性带来的单义解读，而是具有源于个体经验的噬心的隐喻、互否，意向间彼此争辩带来的深邃饱满的暗示意味。他的诗富于神秘的生命和生存启示性，但同时保持着超强度的感官震撼。二者化若无痕的融合，体现出诗人天才的原创力。

唐晓渡：作为一位“气力绝大”（借自钱澄之评杜诗用语，原话是：“其奇在气力绝大，而不在乎区区词义间也。”）而又惜墨如金的诗人，多多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牢牢把握住了诗之所以为诗的理由，使命运和写作的历练混而不分，并使话语立场的极端个人化和诗艺追求的极端去个人化相得益彰，据此形成其既不断变化，又一以贯之，交织着沉痛精警和奇幻瑰伟，而又每每深蕴分裂快感的个性风格。他以形式的精心锻造抓住四散的生存和记忆碎片，在二者的斗争冲突中完成歧义横生的主题呈现；他迫使每一个语词在偏离中发散出形、色、音、义的最大能量，并以经常令人感到头晕目眩的语速或场景转换，将其聚合成一个个密布着涡旋和暗影的精神织体。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写作，典型地体现了对难度的持续攀登。“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二十年前首届“今天文学奖”被授予多多的理由，如今同样可以作为推荐其为三十年来十大诗人的理由，而且更加令人信服。

11、牛汉

代表作品：《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半棵树》《空旷在远方》《汗血马》《海上蝴蝶》《改不掉的习惯》《温泉》（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等。

燎原：牛汉是中国现代诗歌原野上一棵汗血沤渍的大树。他半个多世纪的诗歌，是民族多难历史和生命迎血而啸的证词。在他的诗歌世界，那种来自蒙古族基因中北方草原式的彻骨的荒凉，与鹰隼、猛虎、汗血马的悲愤和迅猛，呈现了灵魂在砍伐与伤残中火花迸溅的真相。深刻广大的悲悯情怀、对于民族痛苦的承担、对于生命尊严的捍卫，使他的胆汁质诗人形象，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人格和良知的坐标。

沈奇：岩石般粗砺而坚实，火焰般狂野而热切；来自骨头，发自灵魂，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取源于本真生命的真情实感，继而以本质行走的语言风度和不拘一格的艺术形式，在时代风云、人生忧患与艰难困苦的命运中，寻求不可磨灭的人性之光和生命尊严，并赋予思想者、寻梦人、海岸、草原、大树及热血动物这些核心意象以新的诗意和内涵，使之成为当代中国诗歌最为难忘的艺术形象和生命写照——牛汉的诗，境界阔大，气息沉郁，是永不为时代所驯化、为苦难所摧折的独立人格与诗化人生所发出的呐喊和追求；跨越时代的局限与意识形态的困扰，牛汉的诗歌创作，最终作为纯正诗歌写作的人格化身和生命写作的杰出代表，为中国新诗的现实与未来，留下了无可替代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财富。

唐晓渡：牛汉的诗歌写作纵贯现当代，是同时代诗人中影响卓著而又硕果仅存者之一。他近三十年来的作品风骨峥嵘，尤其鲜明地体现了其“自在生成”的美学品格：一方面，“一首诗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仿佛一个自在的生命”；另一方面，由于其自在性同时牵动着个体诗人的生存/语言整体，因此，一首诗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能否既构成对这一整体的否定，又构成对它的重新肯定。牛汉的诗不“赋予”，只“揭示”。当他把他的每一首诗，诗中的每一行，每一句，以致每一个语词，都置于囚禁/突围、沉沦/救赎、遮蔽/澄明、毁灭/新生的临界点上时，他也使自己置身于这样的临界点上，或者不如说，他就是这样的临界点。他与它们一起经历那些方生未死、方死未生、生生死死的瞬间并融入所有这些瞬间，而无数这样的瞬间构成了另一重天地，一个经验和超验、现实和梦幻、发生学和本体论混而不分的生命——审美时空。在这个意义上，牛汉的诗是真正的“大地之诗”，它来自“历史的最隐秘处”，并由于持续发出“有着异常坚定不泯的记忆”的声音，而成为对诗歌写作行为以至诗歌自身的永不过时的质询。

吴思敬：牛汉是一棵常青的世纪之树。牛汉是丰富的，也是不可重复的。从青年到老年，不管是人生的逆境还是顺境，他始终挚爱的是诗，他以旺盛的写作冲动和不懈的艺术追求，为我们的时代奉献了一批批的诗歌精品。牛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品与诗品达到完美统一的诗人，他有一种大气魄，他的刚正不阿与勇于抗争为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精神榜样。他始终葆有一颗童心，始终与青年诗人心灵相通。

12、王家新

代表作品：《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乌鸦》《游动悬崖》《纪念》等。

敬文东：王家新的诗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担当性。他几乎从不允许自己的诗行不同凡俗、艰难而晦涩的生活相摩擦，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品质赋予了王家新全部诗作以格外醒目的道德力量。他的诗同他生活的时代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对话关系，他本人则始终处于“对话的稠密地带”最中心的位置。

耿占春：王家新诗歌的独特音质出现在九十年代初，那又是一个寻求或重构诗歌话语的时刻。是一代人创伤经验的核心。在此意义上，王家新是另一个北岛。这是我写下王家新的理由。王家新将他的语词放置在一个寒冷的地带。寒冷是他选择文学俄罗斯的理由。然而现实的版图在移动，沉重的记忆越来越轻，商业社会也越来越暖甚至虚热。他的诗保持着记忆的寒冷感。过去的经验由于延续到现在而被改写，被暖化或腐化。他的长诗《回答》表达出紧张和受挫折的生活。对王家新来说，对没有被表达的过去、被禁止言说的记忆之忠诚，与对不断漂移的现时性的追寻带来了——一种“移动悬崖”。

何平：“面对一只乌鸦的期盼/使我重又陷入冰天雪地之中——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已被写下/我在等着那唯一的事物的到来”。这是王家新《乌鸦》的最后一段。诗人“写”的意义如何在“什么都已被写下”时代境遇中显露出印迹？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或者屈膝、献媚、投诚到体制和新经济怀抱，或者被嘲笑、蒙垢进而塑造成一帮别有用心的小丑的1990年代，王家新选择了作为一个驻扎在故都且作为新都的“北京”的知识分子批判的书写立场。在这个意义，王家新所坚持的知识分子传统是旧派的。时至今日，无论是怀想着遥远国度曾经有着同样命运的异国诗人，还是直书时代中的个人记忆，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乌鸦》、《挽歌》等应该是1990年代北京往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语言上，王家新呈现的是和柏桦、李亚伟完全不同的向度，他的晦涩、缠绕同样代表着汉语诗歌的一种可能性。

何言宏：王家新的写作，一直具有坚定、明确的知识分子精神和诗学追求。他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置放于时代、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下，在深邃的精神关怀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中，通过对其个体生命和精神体验的挖掘与书写，不仅以诗的方式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更是建立了其深刻、独特和相当有效的个体承担的诗学。我一直记得王家新在一次演讲中所说过的这样的话——“一个诗人，不仅是写出了一些好诗的人，也不仅是提供了某些名句的人，还是为他那个时代带来了某种美学气质和精神性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能够在贫乏的年代为我们拓展出诗的精神向度的人。”我以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能够为我们这个贫乏和鄙俗的年代拓展出精神向度的杰出诗人。

13、柏桦

代表作品：《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在清朝》《水绘仙侣》《骑手》《痛》《表达》《望气的人》《往事》等。

敬文东：柏桦的诗作展示了汉语最美好的那部分品质，曾经备受意识形态话语蹂躏的汉语在他那里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尊严；在一个故意遗忘个人的时代，柏桦为我们发明了一整套表达个人情感的方程式。他用为数不多的诗作，为我们制造出了最精致的抒情、最柔美的氛围、最私密的个人空间，至今还为我们所享用。

张学昕：柏桦自称“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他具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却并不谋求有政治指向的抒情。这让他和“朦胧诗”区别开来，确认了个体化写作的价值。但这又和后来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有所差别，他并没有把个人情绪的独白看成是一种对抗，这使他能够在纯粹自我的抒情中达致一种普遍性。此外，我们看到，在喧嚷交叠的诗歌潮流中，柏桦始终如同置身平静的谷地，自己把握，自我修持，耽溺于一种唯美古旧的情境和氛围。他借助象征的力量，寻求情感的安置和内心的平衡，在那些已逝的旧光景中，写出了历史和现实的纹理。总之，无论是他抒情的语言方式，还是清远雅致、灵动唯美的品格，都让他在当代诗歌史中显得独树一帜。

何平：从当代诗歌阅读情况看，柏桦一直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被接受和认同。大家都知道柏桦热爱着一个叫“古代”的时代。但对于这个“古代”，这些前朝旧事如何被柏桦做成诗歌的，应该说我们还缺少有效的研究。就像他的诗歌题目《在清朝》、《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读柏桦的诗歌是对旧日子，对前朝往事的追忆和重温。我认为，一个时代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对破坏者、革命者的宽容，更应该体现在对守旧者的尊敬上。在中国古典诗歌抒情的河流已经濒临枯竭、断流之际，柏桦的诗歌为其续上一溪、杯水之流。当今诗歌，在语言和情致方面，柏桦诗歌的雅致、俭省、节制和内敛为一批南方非普通话区域的诗人所拥戴。从我个人而言，柏桦的诗歌还联系着我1980年代青春期的诗歌记忆。

陈超：从1980年代至今，柏桦堪称是“南方诗歌”源头性的重要诗人。在众口一词比拼“谁更能追赶未来”的诗坛，柏桦的“挽留消逝事物的美”使之成为真正的“另类”先锋。他的诗有一条清畅又敏感的脉管，通向汉诗传统，眷念生命，流连光景，神清韵远，明心见性。

柏桦的诗成色十足而稳定。有如老式衰落王公及文士意识，加上波德莱尔式的“游荡孤魂”的早期象征主义的殉情者。他也抗议、煽动，但更显得与时代“我独若遗”。他仿佛在用长长的摘果竿择取精纯而高高在上的“往事”逸乐之果，不知疲倦，心荡神摇。他寻找的是旧时代那个怪癖缠身的“内在的自我”。但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峻急、白热的柏桦。“面部瘦削，仇恨敏锐／无常的悲哀细腻的闪烁”，终致“热血旋涡的一刻到了／情感在冲破／指头在戮入／胶水广泛地投向阶级／妄想的耐心与反动作斗争”，这种左派的、尖利的、骨质的、锋钢的语型，使柏桦诗歌创作的两个向度达成了美妙而奇诡的平衡，获具了一个大诗人应有的幽暗的丰富性。

14、顾城


代表作品：《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弧线》《鬼进城》《一代人》等。

沈奇：在充满观念困扰和功利张望的当代中国大陆诗坛，顾城诗歌之“精神自传”性的、如“水晶”般纯粹与透明的存在，标示着别具意义的精神鉴照与美学价值——脱身时代，返身自我，本真投入，本质行走，消解“流派价值”和“群体性格”之局限，成为真正个人/人类的独语者，并以其不可模仿、无从归类、极富原创性的生命形态和语言形态，轻松自如地创造出了一个独属顾城所有的诗的世界：澄淡含远，简静留蕴，畅然自得，境界无涯，富有弥散性的文本外张力，进而提升到一种真正抒写灵魂秘语和生命密码的艺术境地——当代汉语诗歌艺术在顾城这里回到了它的本质所在：既是源于生活与生命的创造，又是生活与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

何言宏：“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顾城：《学诗笔记》，《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对于顾城的诗学追求，很多人的印象一定都深刻。顾城以其孩子般的诗思和语体构造了一个诗的天国，这样的天国，正因为其高于世界，而又面向着人类，所以在实际上，又与我们的尘世存在着紧张。它不仅会安慰我们，也会在灵魂中撕裂着我们。

张清华：从唯道德论的角度看，他也许不应该被写在这里，但是从一种更大意义的悲剧和诗意的层面上理解的话，他就变得很有必要。顾城文本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所有当代诗人，这是我们无法将他绕开的理由。童年（童话）思维成就了他，最终也将他毁灭，他是一个“至死也没有走出精神的童年”的诗人，拒绝成长是他一切成就和悲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他也是雅斯贝斯所说的具有深渊倾向的诗人——“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的诗人”，因而也是一个诗与生命合一的“一次性写作”的诗人。他的精神现象学意义虽然有更多负面的角度，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中也包含了更多幽暗的和深渊式的人性复杂内容，使其单纯的表达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死亡、忧郁、脆弱……这一切与诡奇的幻想、大自然的情境以及他那阴郁又透明的表达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他那具有无穷魅力的诗句。他再次生动地证明，在高尚和卑下之间、在真理与谬误之间、在善良与恶之间、在天才与疯狂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但诗歌从来就是这样，它不是道德的楷模，尽管它确秉持了更高的道德——它远比道德要复杂。在这个意义上，顾城不但无法删除，而且是一个最生动的摹本。

15、食指

代表作品：《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疯狗》《愤怒》《在精神病院》《归宿》《啊，尼采》等。

吴思敬：历史是无情的，多少曾经是显赫一时的人物随着时间的逝水而被人淡忘。历史又是公正的，多少湮没无闻的才俊之士最终被重新发现，在史家的记载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食指便是属于这后一种人。作为一个诗人，他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开始诗歌创作，并在知识青年中造成重大影响。比起后来的朦胧诗人和新生代诗人，食指走得并不算远，但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人，在没有诗的时代，在诗被逼进了一条绝路的时候，他使诗开始了回归，他摒弃了把诗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做法，把以阶级的共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以诗人个性为主体的诗歌，在诗中出现了个体生命的呼唤，对人的尊严的呼唤。诗是食指终生的追求，凝聚着他全部的痛苦与欢乐，是诗使他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在高雅文学受到商业大潮的冲击，诗人文人纷纷下海的时候，食指却始终恪守着自己的人生准则，他的生命已和诗融合在一起。这样一位开一代诗风的先驱，当年的知青战友不会忘记他，读者不会忘记他，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张清华：如果要追寻当代诗歌先锋写作的谱系和最近距离的一个“小传统”，他是最无可置疑的源头性人物，一位真正的举火者和先驱，那一代人的精神肖像。他的开创于1960年代历史黑夜并光大延续于80、90年代的独具性灵的个人化抒情写作，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具有无可替代的披荆斩棘、筚路褴褛的引领意义。同时更重要的，他是一位用自己的生命人格实践见证了写作的诗人，一个作品与生命互证的诗人，一个具有精神现象学与文化标本意义的诗人，一个属于雅斯贝斯所说的“一次性写作”的诗人，因而也是一个使人感动的诗人。他的诗歌也许与智性和复杂的思想无缘，但它属于生命和情感，属于知行合一人文互现的生命实践。他还成功地延续了当代诗歌的“歌性”传统与形式感，使“陈旧”的形式获得了新的活力。他长达四十余年的写作穿越了时代的剧变，并且因此成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个诗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16、舒婷

代表作品：《流水线》《神女峰》《会唱歌的鸢尾花》《一种演奏风格：舒婷自选诗集》（诗集，作家出版社，2009）等。

沈奇：通和古典与现代，融会素直与曲婉，深入时代与人生的潜流，找寻个我生命经验和群体情愫的契合而直启社会心理潮汐之触点：现实感伤，情志追怀，理想诉求，于清隽蕴藉之诗意境界，传达她独自深入的灵魂的歌吟，和被这歌吟洗亮了的诗性人生——传统面影与现代气质的完美融合，常态写作与个在探求的经典体现；立足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