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教 员
—— 九 月 九 纪 念 主 席
文/湯安
图报国门三七编？教员一去竞思贤。
眼前名利谁初梦，令上风发我少年。
漫道生来身是客，忘机不齿自成仙。
凭栏世界嗟檀越，复把真经相对翻。
国门，旧指国都的城门，后泛指国策，国家和国境之内的人民。三七编，一段时间对毛主席和前三十年的极力贬低与不公正评价。教员，同样，应对一段时间中文互联网禁用“毛泽东”一词而盛行的网民对领袖毛泽东的代称。维 基百科里面专门列有「教员」一词的出处：(文革时期）林彪、陈伯达和康生提出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称号，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采用了“四个伟大”的口号。毛泽东对此明确反对，在文件和新闻稿中删去“四个伟大”，并多次制止和表达厌恶之情。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会谈时称： “...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一个 ‘Teacher’，我只是一个教员。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历史总是螺旋发展，涤荡泥沙，始见真金。在今天人们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定位时，尤觉教员称谓的分量，其在新中国人民心幕中恰恰符合「四个伟大」。
竞思贤，为后世竞相怀念。卓越人物往往超越其所在时代而为后世逐渐发现其历史意义上的伟大卓越。商鞅，秦始皇，屈原，孔子，杜甫，以及国外的梵高，莫奈，艾米丽.迪金森，沃尔特·惠特曼，卡夫卡，赫尔曼·梅尔维尔，梭罗等等，都是如此。 令上，美好卓越。漫道，莫道，莫说，不要说。忘机，鸥鹭忘机，此处含义同「诗思无邪，诗无隐志」或者说大公无私。不齿，鄙视。檀越，指‘施主’，佛教用语，施与僧众衣食，或出资举行法会等之信众。借指救苦救难。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中檀越的解释：檀越，通过布施的手段越过痛苦的苦海。由印度传至中国时原本只有一个“檀”字，意为“布施”，“越”是佛法译为中文所加，指越过苦海。令上，美好卓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员在刚解放一穷二白连志愿军棉衣裤都凑不齐的条件下打得现代化陆海空世界第一的美国为首的全世界十八国联合军哀鸿遍野举手投降，在没有飞机没有原子弹甚至连路都没有一条的情况下打得美苏英法全力支持的印度侵犯者举国哀嚎，而且是在毛泽东自己说“我想了三天三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印度要不断挑衅我们”的情况下一言九鼎地得出「打就打得它三十年不敢言战」。今天飞机导弹核武器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骨头，只能有气无力地处处受气，揉完脸再揉的屁股，还不敢说是被打的。噫！
末联“回观世界嗟檀越，复把真经相对翻” 再感四个伟大和“教员一去竞思贤“。此联改自唐代大诗人刘禹锡《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谒河南尹白侍郎》 其七的末联：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
东泛沧浪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其著作《领袖们》中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在吊唁致电中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菲利普·戴维逊（Phillip Davidson）：“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去世时，当时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发表声明说：“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位巨人。” 福特总统在致毛泽东唁电中称：“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评价毛泽东“是历史上伟大革命人物之一”，“他让中国重回昔日之尊”，“发动了一连串全面、有时是破坏性的运动，将一个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1/5人口的半封建、基本上是文盲和农业的国家，变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日本第94任内阁总理大臣菅直人2010年6月12日在东京新宿站前发表街头演说，其中一段提到：“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美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伟人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
巴基斯坦前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全世界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以历史学研究著称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其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曾经详细评价了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翻身崛起作用：“尽管曾经在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毛时代当时的卓越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中国80年代的改开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转载] 毛泽东诗词中的小我大我
毛泽东诗词意境高远，蕴涵丰富，表达了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伟岸人格和光辉思想。毛泽东诗词因为“有我”，显得自然真切；因为“无我”，彰显伟岸崇高。毛泽东锤炼“小我”，强化“大我”，追求“无我”。毛泽东诗词所创造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是一种回味无穷的审美境界，是一种光耀千秋的精神风范。
小我：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泽东笔耕不辍，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写诗填词。他一生中的奋斗足迹和人生体验，在毛泽东诗词中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呜呼吾母，遽然而死”“我怀郁如焚”“君行吾为发浩歌”“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我自欲为江海客”，这些诗句中的“我”或“吾”，是生活中的“小我”。作者眼光向内，写“我”的事，发“我”的感，抒“我”的情。这种笔触更多地出现于毛泽东早期作品中，即便不出现“我”字，但内容多是以“我”为中心，如“思君君不来”“管却自家身与心”“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挥手从兹去”“携来百侣曾游”。这些“我”，是敬重慈母的孝子，是志同道合的友人，是情意绵绵的丈夫，是四海为家的旅者，是风华正茂的书生。
晚年毛泽东也写过类似诗词，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七绝·观潮》。毛泽东忙里偷闲，置身于自然怀抱，寄情于山水之间，他政暇赋诗，轻松而惬意，平实而真切。
大我：狂飙为我从天落
青年时代，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随着斗争实践的不断发展，毛泽东从一个呼唤革命的热血青年到投身革命熔炉，不断成长为革命领袖，人生舞台日益壮阔，视野胸襟更加广博。毛泽东诗词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局限于小我的经历和感受，而是描绘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讴歌人民战争的磅礴气势，更加贴进现实，更加紧跟时代。“我自岿然不动”“狂飙为我从天落”“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我失骄杨君失柳”，这些“我”实现了从“小我”向“大我”的提升，既是自我，也是我们；既是个体，也是群体。以“我自岿然不动”为例，这既表现了毛泽东从容应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大将风度，也显示了英勇红军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展示了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顽强精神。
古往今来，以诗歌形式记载英雄业绩、表现英雄行为、歌颂英雄品质、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是这些作品往往侧重表达个人之志，抒发个人情怀。而毛泽东诗词却独树一帜。他不是着眼于描述个体英雄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革命军民的英雄群像。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昂扬的战斗意志，刚毅的英雄性格。毛泽东的军旅诗词中，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专门颂扬彭大将军之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具体所指。作品所渲染的军事行动，如黄洋界保卫战、反“围剿”战役、万里长征、解放南京等等，都是革命武装的统一行动，人民群众的协同配合。
无我：为有牺牲多壮志
1910年秋天，毛泽东外出求学，他改写一首诗留给父亲，表达一心向学的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然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残酷现实，促使他放弃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梦想，毅然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图大业。“凭割断愁丝恨缕”“从此天涯孤旅”，他割舍个人私情，成为义无反顾的职业革命家。“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为寻求救国之策，他上下求索。“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大革命失败后，他痛定思痛，奋起抗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他在井冈山点燃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战地黄花分外香”，他忍辱负重，坦然面对个人逆境。“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他不畏艰难险阻，南征北战。“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他统率人民军队摧枯拉朽，彻底砸烂了旧世界。“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他领导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新中国。“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喜讯，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幸福生活，他“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殚精竭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不断磨砺小我，融入大我，达到了无私无我的精神境界。毛泽东心中只有人民，一切为了人民，“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这是毛泽东诗词感人肺腑、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9月4日第4版，作者：汪建新）
教员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的场景: 1942年2月在延安破旧的窑洞外土坡上，一位身穿打着补丁棉衣棉裤的中年革命家，面对围坐的延安干部群众发表了一篇著名讲演。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言辞激烈地批评党内一些文章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等现象。那天，陕北春寒料峭，可是在座的人们却听得心里暖暖的。这位革命家正是毛泽东，那篇著名的讲演题为《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在1962
新潮沉思录
昨天 07:39
文 | 刘梦龙
一转眼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44个年头了，但有的人虽然死了，却还活着，他始终能照亮前进的道路。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他一生中创造的经典范例众多，而今天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1962年的对印斗争。这场斗争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时机，手段，力度都极具毛泽东风格的典范，也是毛泽东对今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遗产之一。
1962年的中国的内外环境都面临着很大困难，作为新中国掌舵人的毛泽东正要迎来一个关键点。在外部，中国和美苏交恶，国防压力空前巨大。在内部，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人心浮动。这种局面，过去有很多人归咎于主席，但我们现在看，这两大困境其实都很难避免。
我们先来谈国际大环境。中美矛盾无庸多语，抗美援朝战争在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在亚洲试图构建新殖民主义秩序，扶持国内反动派就已经埋下了远因，完全可以看做是解放战争的延续。其实，抗美援朝战争不但不是造成了中美决裂，反而它的胜利是把中美矛盾从短促爆发，调整为长期的有限对抗，使中美有了缓和的余地。
中苏交恶是最具争议性的，但实际上也不可避免。随着中国的国力恢复，中苏不可能长期维持不对等的关系。更不用说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判断失误其实已经决定了两者最终的分手。不过，中苏交恶并非完全是对抗，双方在对峙的同时在第三世界抗击美国的问题上始终保持了灵活的默契。当时冷战的总体局势是北约强而华约弱，尤其在远东，中苏只有协作才能和美国保持一种斗而不破的微妙平衡。
这种状态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判断力。虽然在短期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却使中国不至于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我们如果从后世的角度看，中国如果投美，本就相对弱势的苏联很可能只有冒险一搏，而中国如果完全捆绑在苏联的战车上，还是没能力打破美国的封锁，反而可能一起失去冷战。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冷战那个不可思议的结局，但当时来看，冷战的平衡是异常脆弱的。打破这种脆弱平衡，不是走向冷战的终结，而很可能走向鱼死网破，共同毁灭。相对的中国这颗砝码在远东又太重，如果投下势必打破整体的平衡，反而它悬而不决能才能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关键不是要去依靠谁，而是让自己需要被依靠，这就是毛泽东的智慧。
在国内，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这段困难时期的原因很多，天灾人祸，尤其是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缺乏经验导致的盲目冒进，当然这也和严峻的外部压力有关。但我们客观的看，这是新中国在建国十年高速工业化和人口迅速恢复造成的环境压力在特殊条件下的矛盾集中爆发。它揭开了成绩背后新中国初期工业化建设存在的薄弱处，近十年高歌猛进下隐藏的重重问题。包括农业现代化，城乡人口结构，工农业轻重配比等等，这时都迫切需要调整。
应该说，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人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恰恰相反，就和毛泽东说的那样，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到了1962年，经过十年的和平，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可也积累了众多问题，而独立自主的战略抉择就意味着要自己挑起担子。我们今天总说要韬光养晦，要争取时间，1962年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时间。这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长途的旅者，疲累爆发，到了要喘口气，想一想未来方向的时候。
从常理来说，62年不是一个适合打仗的年份，尤其是中印之间当时还是以合作关系为主。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中印矛盾都有相似之处。和中美这样的主要矛盾相比，中印方向从来不是战略重点，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彼此的冲突都难以发力。同为二战后建立的第三世界大国，建国后中印是长期合作的，包括印度支持中国恢复西藏主权，中国支持印度开展国际不结盟运动等，周恩来多次访印而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领导人也多次访问中国，双方关系并不差。
作为印度的开国领导人，尼赫鲁也做出和毛泽东类似的选择。当时的印度也试图在美苏之间开辟一条独立道路。相比处于冷战前沿，要同时力抗苏美的中国，印度的国际战略环境始终都更好，在南亚次大陆也没有真正的敌手，它的问题主要在国内。
中印之间作为最经常被人比较的后发大国，有高度相似性，但也有明显的差异，这是双方不同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共同决定的。同为文明古国，但中国是长期大一统的国家，而印度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还是由英国人实现的。中国革命是推翻了作为列强代理人的国内反动派而实现的，而印度则是全盘接收了旧帝国的遗产。
表面上看印度建国的起点要优于中国，中国革命的性质注定了中国要长期对抗列强的恶意，印度借着老东家的关系则能左右逢源。但相应的，中国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浴火重生，而印度的发展就不避免要背负旧世界的枷锁，使其在国内建设上面临更大阻力。以英国培养的精英为主，长期和英印当局斗而不破的国大党也不像百战余生的共党一样有一支钢铁般组织纪律性的干部队伍。
1960年代，中印边境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在印度。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印度军队的半独立状态，印度上层继承自英国对中国西南地区的野心，但其中的关键还是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上层借外部矛盾维护内部团结，推动国内改革的做法。
这是印度这个国家的胎里病，不外乎是尼赫鲁时代，更具威望的开国领袖能相对制约，但也不能根治。尼赫鲁等人想对印度进行改造，中印边界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方向，就成了他们树立强硬形象的最佳场所。印度的上层特别是印军的记忆乃至灵魂实际上是英国人塑造的，而中国的忍让也自然成为一种软弱。
1962年，其实先奔着战争去的是印度人自己。至少在战后的反思里，印度是同意这种看法的，从60年开始，印度就推动了激进而不顾现实的边境冲突策略，并且越来越激进，以至于就像吹大的气球，最后一扎就破。这种政策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极具印度式的唯心风格。而这种政策能通过是得到整个印度军政界也包括尼赫鲁本人同意的。而相对的，中国军队的反击准备也将近一年时间，至少在战役开始前半年，前线的物资储备就开始筹划了。
1962年对印反击战的战况无需多说，著名的庞国兴战斗组充分说明了两军在战斗力，战斗意志上的代差。而这场斗争的高明之处则很多。
从时间来说，对印自卫反击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点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一致的。中国反击的节点是10月20日，两天后美国宣布海上封锁古巴，在11月21日中方宣布收兵，而前一天古巴导弹危机宣告结束。这很有趣，毛泽东不可能未卜先知冷战危机的最高潮会在这年底到来，中国军队的物资储备也开始于年初的。但不打无把握之战和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则是典型毛泽东式战争的风格。
斗争的主动性，或者说致人而不致于人一直是毛泽东强调的，用他的话，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对印斗争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突然收兵和后撤。对这种做法，很多人难以接受，但这样做确实使斗争被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场斗争始终围绕一个中心，中印矛盾是次要矛盾，目的是暂时性的解决矛盾而不是制造新的矛盾。中国追求的不是一次彻底性的解决，这是当时的国力和国际环境都做不到的。但通过一次猛烈打击，形成长期性的威慑是次要方向平静下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我们应该强调，能做到这样如臂使指的斗争也只有毛泽东和他一手打造令行禁止的人民军队可以做到。
在1962年，面对内外困境，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用一场迅猛短促的打击至少收到了三个效果。为西南地区赢得了长时间的稳定，这是最直接的后果。震慑了东南地区，当时台湾方面的国光计划最初就预定在62年底进行登陆。这场边境战争实际上使得中国避免了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战争风险。
这场战争与其说打的是印度，不如说同时也向当时因为国内困难而蠢蠢欲动的美苏都显示了中国的恢复状况。最后，这场痛快淋漓的胜利无疑也一扫阴霾，振奋了国内人心，使国民从不久前的困难中振作起来，对外斗争和社会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场斗争最巧妙的就是向我们展示了怎么通过间接路线来实现正面冲突难以解决的问题，让次要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做贡献。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之前，国内也有很强烈的意见主张继续对印忍让，其主要担忧包括冲突持续造成的国力分散影响国内恢复，破坏两国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造成孤立。
从结果看，这场战争显然实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意图。中国在短促打击后的一系列做法，并没有恶化中国的国家环境，反而向外界展示了国力，在敏感时期保证了国家安全，甚至赢得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尊重。印度由于受到强烈打击，国内政治开始混乱，尼赫鲁的政治生涯就此告终，他之后的继承者更没有他的水准，而经此一役印度政府威望大损，国内的各种改革更加趋向于妥协，而中印的矛盾也趋向缓和。
相反，如果当时没有打这场战争，西南局势很可能陷入更大规模的动荡乃至波及国内。一旦表现出国内的虚弱，反而可能会和东南甚至西北联动起来，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最终更不利于国内经济的恢复。
实际上，这场战争，毛泽东和尼赫鲁都做出来相似的判断。那就是中印之间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不是全面战争而是一场局部冲突，双方也意图利用这场冲突为国内改革作背书。结果，显然是毛泽东棋高一着。这场战争，印度实际上输掉了很多东西，而中国则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两年后的1964年，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四年后的1966年，两弹结合实验又使原子弹具备了实战打击能力，至此，中国的国防安全有了定海神针。也是在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研究，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问世。到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化工业发展，大量化肥厂陆续投产，至此，中国的粮口袋也安全了。最终在1972年，也就是十年后，尼克松访华，这标志着中国在冷战中走出了最危险的处境。这一切，正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用一次次斗争赢来的。
我们每次谈到斗争时，总喜欢提到毛泽东著名的论断，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本人的实践最好体现了这段话。团结不是苟且偷安，退让是因为矛盾有主次，力量有限难以分散。但无原则的退让只会让次要矛盾干扰主要矛盾的解决。相反，妥善解决次要矛盾，才更能集中力量，更有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和美国人从朝鲜打到越南，不但没有爆发世界大战，最后还打来了尼克松。
实际上，我们再看62年的战争，我们当然不能机械的再去复制它。这场战争本身是在国力限制下的权宜之计，在我们今天国力明显增长的情况，自然要有所变化。但我们确实还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一方面美国这样的强敌依然是实现国家统一，中华复兴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是国内仍然问题众多，需要持续发展来解决。而中印矛盾作为次要矛盾，一旦处置不好，反而会影响两个主要问题的解决。
在今天这样的微妙时刻，我们确实应该回头来看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年胜利的关键是什么，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要把主动权抓在手里。当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所应该想的不是怎么挨打，而是让它发展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当然，解决问题有很多选项，中国人也并不好战，但无疑中国人是敢于斗争的。几十年来，我们以斗争来求和平，而毛泽东则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斯人虽去，他的智慧将始终引导我们前进。
[转载] 昨天，有很多很多人在深情地怀念他
后沙月光
昨天是毛主席逝世44周年忌日，有很多很多人在深情地怀念他，这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如同思念亲人一般。
昨天，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这一切老人家并没有看到，但这一切又离不开他的奠基和开拓。
在外部环境，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挑战，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更是中国人汲取力量的重要源泉，这种力量能让你清醒、坚强、自信，不会对某些国际势力抱有幻想。
毛泽东在44年前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思想，仍然会在将来影响整个世界，无论是在拉美、北美、欧洲、亚洲。
关于他留下的国家资产，每一项几乎都是惊天动地的伟业。
解放军开进大城市，平素那些个不可一世、飞扬跋扈的洋大人们，忽然都变得服服贴贴、规规矩矩了。
这是中国百余年来第一次。
在面对最强大军队率领的16国联军时，中国人照样以牙还牙、不落下风。
这是中国百余年来第一次。
在“友邦”面前不必奴颜婢膝，在“一边倒”格局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惜公开论战，敢于说“不”！
这是中国百余年来第一次。
中国代表出席国际会议，或受人尊重，或遭人痛恨，却再也不会被人无视。
这是中国百余年来第一次。
新中国建立后，首先解放妇女、扫盲民众、荡涤黄赌毒，打造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是中国百余年来第一次。
英国诗人雪莱说过：“美德原来有一个永恒的敌人，更甚于暴力和欺诈，那便是古老的习惯----一种古老的罪恶……”
雪莱是在嘲弄拿破仑，尽管他执政法兰西，横扫欧洲大陆，却也不敢打破旧制度，最终与宗教、权贵旧势力重新勾结，让古老的习惯（罪恶）继续延续下去。
毛泽东则不然，他几乎得罪了全体新旧权贵，被打倒的各族上层人物、被要求劳动的右派知识分子、被没收土地的地主、还有资本家和官僚们。(人类历史中上一次发生这样全面地得罪上层权贵的人是另一位巨人，中华民族的祖龙秦始皇)。
因此，一些人要美化民国，企图否定它的对立面；美化国民党，企图否定它的对立面；美化蒋介石，企图否定他的对立面，不是吗？极端的，甚至怀念殖民时代，为西方列强的奴役手段寻找合理借口。
中国人百余年来，丢尽了脸，受够了气，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压榨和屈辱中挣扎，还有一些人则成了十足的奴才，但凡遇上点美国的压力，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 ——投降，这些人又怎么会喜欢敢于斗争的毛泽东呢？
当年，有良知、有尊严的中国人都会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但一直没有找到中国人真正的出路。
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北洋共和、南北对立、军阀混战、北伐胜利后，1927年才有了一个勉勉强强的中央政府。
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反对派又露出本来面目，最终败逃台湾，根本原因就是失去民心，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无法忍受一个战胜国，对外仍然还要仰人鼻息；对内则横征暴敛。
1949年中国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光明大道，毛泽东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屹立在东方。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成绩如何？需要参照物--南亚的邻居印度很合适。印度1947年独立，继承了英国的遗产，并得到英美资本的支持，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钢产量为30万吨，国大党颇为欣慰。
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钢产量是535万吨。在医疗（根除血吸虫病，地方病，性病等等）、教育（社教运动，扫盲运动）、男女平等方面突飞猛进，而印度至今还在不紧不慢地原地转圈。
在工业化方面，中印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印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就不是我们参照物了，咱也高攀不起印度贫民窟作坊那样的烂摊子。
当有人艳羡欧洲福利社会时，却往往忘了它们资本积累时期的残酷性，这场疫情已经说欧洲社会的“公平性”和政府的责任心，与其说“群体免疫”，不如说是“自然淘汰”，这样的“福利”透着邪恶。
以前有人赞美“能养懒汉”的西方社会才是文明社会，却又指责毛泽东时代的工作保障体制为“铁饭碗、大锅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经济学家”有选择地赞美或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偏见。日本人七八十年代曾让人何等羡慕“铁饭碗”？它的企业文化就是终身制、效忠制、工蜂制，也没见谁去口诛笔伐？
新中国几乎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然而，中国人以不屈不挠、甘于奉献的精神渐渐发展了国防、外交、工业、农业、水利、电力、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那个年代这些事业还有一种更常用的称呼：“战线！”
至今，我们也没有忘记“战线”。事业与战线，有着微妙区别，事业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但战线永远是集体的，人民利益的。
抛开历史环境，去当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但那些敲击键盘的人确定自己比毛泽东更有智慧和远见？他们或许连领导一座县城的能力都不具备。
现在，全世界没有人不喜欢毛泽东，因为他就印在人民币上，当美元信用根基在动摇时，华盛顿也就不那么可爱了。
毛泽东有负债吗？
当然有。为了革命，他有六位至亲牺牲，妹妹毛泽建，牺牲时24岁、妻子杨开慧，牺牲时29岁、弟弟毛泽覃，牺牲时30岁、弟弟毛泽民牺牲时47岁、毛楚雄（毛泽覃的儿子），牺牲时19岁、长子毛岸英，牺牲时28岁，毛泽东本人在革命时期也是九死一生。
毛泽东一生，给中国留下了丰厚的资产，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但他对家中亲人却是“负债累累”。老人家的这张“资产负责表”，大公与无私，天地可证， 日月可鉴。
华盛顿特区、华盛顿市、华盛顿路、华盛顿广场、华盛顿大学、华盛顿中学、华盛顿图书馆、华盛顿基金会、华盛顿号航母……毛泽东需要这样四处挂牌才被人民记住吗？不需要，而且他也反感这样做。
毛主席，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永远让那些魑魅魍魉们害怕！
人民万岁！
[转载] 千古圣哲毛泽东
点击：365 作者：孔庆东 来源：劝学家园 发布时间:2020-09-09 17:09:00
【直到鲁迅以他独特的生命哲学看穿了问题：中国的落后不是船不坚炮不利、不是经济落后、不是没有铁路没有矿山没有邮电，更不是没有宪政、没有国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传统文化最精华的是什么呢？就是诚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人。鲁迅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看明白了这个问题：晚清的中国人已经不诚。所有的宣传、所有的文字，鲁迅先生用两个字概括——“瞒”和“骗”。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做戏、是虚妄、是看客心理。】
千古圣哲毛泽东
文/孔庆东
我有一个讲座《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强调毛主席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 系。我今天想从思想史的角度粗浅地谈谈毛主席给人类带来的贡献——他到底给人类贡献了什么思想，以至于他用这个思想，能够建军、建国，而且成了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人类思想史发展脉络
我们今天的讲座，题目叫《千古圣哲毛泽东》。什么叫“圣哲”呢？圣哲要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基本的道理，提出独创的系统理论，并且在千百万人的实践中证明了他的理论的巨大有效性。这样的人，是为数不多的。有史可考的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为圣哲的肯定是两位数，不可能是三位数，不可能达到一百个。
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提出“轴心时代”理论——人类文明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大约2500年前的时候。我们一般人被西方鬼子忽悠着，以为历史会越来越好，越发展越好，历史是前进的，单线进步的——这种想法是粗浅的。其实人类文明的高峰不在今天，而在2500年前。那个时候，中国产生了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西方有柏拉图。前后差不多的时间，人类涌现出了一批圣哲。他们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峰上，总结了此前千万年人类历史，总结了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用鲜血和白骨堆成的历史，从而提出了一系列人类生存的基本理论范畴。从那以后，这些范畴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圈一样，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跳出去过。表面上看，似乎科技在发展、经济在发展，其实人类的精神结构和思想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来看看这几大圣哲的故乡。
印度已经沦落。佛教在印度早都没有了，印度早都丢掉了释迦牟尼。佛教来到中国，跟中国本土文化战斗了1000年，被中国文化完全吸收，变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支。中国是不怕外国文化入侵的，中国文化对于外国文化就像毛主席对待外国侵略者一样，叫作关门打狗——开门放你进来，进来之后再消灭你、吃掉你，让你变成我。
古希腊呢？早都灭亡啦。西方人老吹古希腊，何新有专门的著作，早都破解了他们的神话——那是不存在的。古希腊、古罗马早都灭亡啦，他们吹的那个古希腊还没有北京市一个小区大呢，就那么几万人。
而中国作为一个“超稳定结构”，在最长的时段内维持着这个地球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是说中国没有毛病，是相比之下中国比西方过的好一百倍，不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但是，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样一个强大的有效率的文明到了晚清出现了大问题，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个时候人类需要新的理论，中国需要新的理论，要求对历史、对人性、对宇宙万物给以新的解说。
迎着这个历史的需要，中国推出了前赴后继的一大批思想家。可以从龚自珍开始算：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黄遵宪、洪秀全、曾国藩——虽然他们之间有的是敌人关系，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都在寻找中国的毛病。下一个突破者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再往前走是孙中山、蒋介石，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在探索——先是中国怎么了，然后是中国怎么办，他们都进行了探索。传统的佛教道教也都在进行改革，但是都没有全局性的突破。
直到鲁迅以他独特的生命哲学看穿了问题：中国的落后不是船不坚炮不利、不是经济落后、不是没有铁路没有矿山没有邮电，更不是没有宪政、没有国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传统文化最精华的是什么呢？就是诚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人。鲁迅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看明白了这个问题：晚清的中国人已经不诚。所有的宣传、所有的文字，鲁迅先生用两个字概括——“瞒”和“骗”。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做戏、是虚妄、是看客心理。
他看穿了中国的问题之后怎么办呢？鲁迅的哲学，叫“绝望中战斗”，对革命不存幻想的战斗。如果对革命心存幻想，想着革命胜利以后怎么样、我个人怎么样，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叛变的。因为对革命胜利成果不存幻想，你才不会投机，革命失败了你也要革命。我参加革命的目的不是因为要胜利，而是因为革命是正义的！鲁迅前期看穿了，后期他坚定地战斗，便是在孤独的战斗中损害了自己的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累死了。
但鲁迅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历史呼唤着一个与鲁迅具有同等精神深度的、甚至比鲁迅精神更丰富更伟大的、同时具有强大实践能力的伟大的政治家。迎着历史的这个呼唤，这个政治家已经产生了，就在1936年鲁迅去世的那一年，在陕北的窑洞中有一个个子高高头发长长的中年汉子开始思考全局性的人类问题。
此前，他读了许多书、写了许多文章、干了很多事、打了很多仗，那都是积累。到了陕北，他终于有了时间做学问，毛主席等于自己读了一个博士后。他是千古圣哲，他为什么能够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就因为那些人从来没做过学问。
我们数一数他这几年写的几篇重要文章：1936年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1938年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白求恩》，1940年《新民 主主义论》，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1943年《组织起来》，1944年《为人民服务》，1945年《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
这十五篇文章，包括了著名的“老三篇”、“整风三篇”，这当然不是全部毛主席著作的经典，但这已经是毛主席经典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仅仅学习一下这十五篇文章，就足以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假如舆论环境稍微好一点，言论空间再大一点，如果哪个电视台愿意，我想在电视上带领大家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相信收视率一定非常高。
毛主席提出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概念，一言难尽，我只能举几个例子管窥蠡测。
对立统一
从认识论上讲，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规律，叫“对立统一规律”。这几个字我们都熟悉，但是真正掌握是非常难的，而且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毛主席最精华的一个发现。对立统一规律在毛主席这里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有了这一条，别的规律都可以自然生成。对立统一规律将马列主义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主席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当然要举着马列的旗帜，他不能说这是我毛主席思想的了不起。但是他其实没读过多少马列的书，外文他看不懂，翻译过来的又很少、很简单；毛主席自己也没有留过学，他凭什么能够推进马列呢？一个是靠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一个就是靠中国传统文化，他从小打下了这方面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面对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为什么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什么跟原来的知识结构是有关的，选择马列主义是因为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儒释道的根源叫“易经”。“易经”决定了中国人最终必然选择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合乎“易经”的。“易经”最基本的道理就是阴阳转化。中国人在所有的宇宙事物中，最早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任何事物都是一阴一阳。中国的阴阳哲学打通所有领域，讲中医也是这套道理，讲武术也是这套道理，讲文学也是这套道理，政治还是这套道理，什么东西都是阴阳。儒家讲的“过犹不及”，孔子讲的“两极转化”，老子讲的“阴柔克刚强”，加上他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对人生的体验，毛主席把它升华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描述——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用这个看一切事物，无往而不成立，用这个道理来办一切事情，无往而不成功。所以说，毛主席思想才是普世价值。
人民 主体
从政治理论上讲，毛主席提出了“人民 主体”，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么，这个跟传统文化有什么联 系？儒家是重视人民的，儒家的思想是民本思想。孔夫子就认为：一个国家要组织得好，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民生比军事都重要，“足食第一”。
孟子推进了一步，认为：人民有权力推翻暴政。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着革命思想，历代农民起义都有儒家知识分子为其提供理论支撑；但是儒家是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的，并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没有提出人民 主体。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个调和理论。比如，孔子讲的“君君臣臣”，说的是：君首先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这背面就包含着，如果君不君，那么就可以臣不臣——“你君不君了，别怪我臣不臣”。就是《徐策跑城》里唱的：“万岁准了我的本，君是君来臣是臣。万岁不准我的本，紫禁城杀一个乱纷纷！”这就是儒家思想包含的革命原理。
但是儒家比较保守，要求平时君君臣臣，出了大事才能造反。这其实根本上是英雄史观，是对人民比较良善的英雄史观。毛主席不否定英雄，共产党英雄遍地，但是共产党强调英雄产生于人民，英雄与人民是血肉相连的。
造反有理
在对立统一和人民 主体的基础上，毛主席推出了一个伟大的原则，叫“造反有理”。这个原则很多右派批评攻击，很多左派也不理解。很多人认为“造反有理不就是乱来，不就是破坏秩序嘛”，那是故意歪曲。造反有理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伟大的超越。儒家尊重秩序，反对犯上作乱。这在一个治理比较好的时期，有利于社会安定，但是，儒家没有看到造反一方的合理性。
根据《易经》，“反者，道之动”，系统中的阴阳永远在不停地转化、强弱不断地转化、大小不断地转化。在一个系统的上升期，更能代表系统整体利益的子因素就会战胜其他因素。比如林冲杀王伦。本来王伦是梁山泊的主人，他是最大的势力，林冲是外来户，但是林冲显然代表未来梁山泊的整体利益，所以林冲可以杀掉王伦。当系统进入衰落期，更能代表系统转化的小因素会战胜传统因素。比如说地主阶级会战胜奴隶主阶级，虽然地主阶级也是剥削的，但它比奴隶主阶级要进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是煽动性的话，而是合乎科学原理的话，因为压迫的存在就已经证明了系统的失衡。比如一个饭店，如果员工没有感到老板压迫他，说明这个系统是正常运转；如果员工觉得老板压迫他了，说明系统已经失衡。这个时候，他的反抗一定是有道理的，反抗的作用是使系统恢复平衡，如果不能平衡就建立新的系统。这就是古代农民起义的道理。如果系统平衡，是不会有压迫感的。比如一般情况下的剥削，工农大众可以承受，你知道是剥削，但还能承受。大多数人是给人家打工，我在北大其实也是给人家打工，觉得剥削得厉害，我们就反一反，给我们涨了工资了，我们又消停了。所以说，造反有理，是合乎科学、合乎哲学、合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的。
孔子固然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是单讲哲学这一条，孔子还要向老子学习。在辩证法的问题上，老子比孔子要高出一筹，孔子的辩证法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按照儒家的想法，讲“和谐”也没错，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统治者不跟你和谐怎么办？孟子对孔子做了补充，提出了“革命”。所以说，孔孟合起来，才达到毛主席的一半。毛主席一个人就综合了孔孟之道，而且进行了现代化的转型，就四个字——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成了当今全世界人民只要上街就要举起来的宇宙真理。
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对造反有理进行庸俗化的理解。有很多人老举出文革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抄家打人事件，说造反有理不对。造反不等于捣乱，不利于整个系统利益的造反，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西安事变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把蒋介石杀掉就没道理了，就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了。共产党忍着深仇大恨，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达成了“逼蒋抗日”的结果，这是合乎系统论的。
精神第一
再有一点，是精神第一。这又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突破。马列主义是唯物的，物质第一。但是其实到了列宁那里，已经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强调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毛主席再进一步，从他的造反有理的哲学出发，强调精神对物质可以进行彻底的造反。
那么，精神第一与唯心主义不同在哪里呢？毛主席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讲精神力量。 比如全世界都说中国没有石油，毛主席不服气。不服气是精神的力量，但是光不服气不行啊，得有道理啊。他把李四光找来，说：“中国怎么没有石油呢？” 四光说：“主席别费劲了，全世界都有定论了——科学结论，中国没有石油。”毛主席说：“这老天爷真是瞎了眼了，中国这么大的地面儿，没有石油，石油偏偏埋在人家脚底下，我们脚底下就一点儿都没有？” 像是发牢骚，但这个话是有逻辑的，它背后有科学道理——“不可能这么失衡吧？石油埋藏这么失衡？中国这儿就没有石油？”毛主席不敢说你那个理论是错误的，就说拜托你们再给找找。毛主席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
李四光他们对毛主席有点儿迷信，既然毛主席说再找找，那就再找找。这一找，找出个大庆来！没有大庆，拿什么改革开放？没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今天满街的汽车都顶着煤气包。除两弹一星，还要感谢我们很早就解决了能源问题。这就是精神第一的结果。
精神第一又是与传统文化相通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要害，就是强调精神。孔子讲的“内圣外王”、“仁义礼智信”，到孟子那里发展为“浩然正气”，这些都是马列主义没有的。无数的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敌人抓去严刑拷打不招供，这是马克思说的吗？是列宁斯大林说的吗？都不是，这是孟子教的——人活在天地之间要有一种大丈夫的凛然气概。孔孟之道发展到宋明理学，变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不是正好概括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吗？共产党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不就是共产党的普世价值吗？这正是毛主席赋予共产党的灵魂。毛主席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毛主席从来不说“我军要进行现代化建设”。他不是不重视现代化，而是认为那个东西次要，先要有压倒敌人的气概。有了这个气概，六十多个鬼子拿着卡宾枪，我们炊事员拿一条扁担，全部俘虏，人类历史上哪有这种事儿啊！只有毛主席的军队，做过这种事情。特别是物质贫乏的时候，反而乐观浪漫，吃个窝头咸菜也能打鬼子。这种精神太难能可贵了。精神最后就真的变成了物质，像游击队之歌里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精神第一对于被压迫民族、弱者草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弱怎么能够胜强？一个小孩怎么能打败一个大人呢？一定要找到大人的薄弱环节，用你最强的拳头，去打他的心脏，打他的太阳穴，小孩儿才能打过大人。精神强、人格健全，在一切战斗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精神变物质的历史”。1840年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在中国，比今天的美国强得多。这么牛的国家被打败了——就是因为没有精神，都是鲁迅说的“瞒和骗”。而一旦有了精神，一切都不同了。1950年国家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首批入朝的志愿军连棉衣棉鞋都没有，穿着单衣单鞋，却打败了世界上最强的、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
共产党里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具有大丈夫气概的人。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不就是共产党吗？历代儒家知识分子——包括今天的“新儒家”，讨论的高级学术问题——“什么是‘颜回之乐’，什么是‘孔子之乐’，怎么成圣，怎么成仙”，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
大家都知道精神重要，蒋介石也知道精神重要——蒋介石老鼓励部下杀身成仁，可是有几个杀身成仁的，都开了追悼会了，过几天一看，在共产党那边当官儿了。他怎么就不杀身成仁呢？因为他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不知道为什么死，他怎么能死呢？而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就讲道：“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人不怕死。毛主席为我们找到了生的意义，也找到了死的意义——为人民而死就是幸福的、光荣的。
以上四条，对立统一、人民 主体、造反有理、精神第一，远不足以概括毛主席思想之博大精深，但是仅仅这四条，已足以使毛主席傲视古今，与孔孟老庄、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穆罕穆德并列而毫不逊色，甚至更有过之之处。
今天这四条，仍然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用对立统一来看待历史，看待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与后三十年的历史的关系——它们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还应该用对立统一来看传统与现在，看中国和美国，看国内的矛盾。要用人民 主体的立场，看待党的政、看左派右派、看社会制度。要用造反有理去看阶级斗争、看国际局势、看未来的动向。要用精神第一，来看党风民风、看生活是否幸福、看中华如何崛起。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虽然灾难深重，但是我们要感谢历史赐予人类一个毛主席，让他带领中国、拯救中国，并且拯救了全人类。不但拯救了人类的过去，我相信，还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继续指引我们拯救人类的未来。
来源：劝学家园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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