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虚幻的胜利

2020年的全球抗疫斗争有3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是武汉疫情没有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中国在短短2个月内就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经济率先恢复，并为世界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想不到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世界最为先进的医学技术，有着强大的医疗卫生资源，却成为受伤最重的国家，迄今为止3300万人遭感染，超过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2200万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已近60万，这也已经快要赶上当年西班牙大流感美国的死亡总数（67万），几乎是防疫最为失败的国家。

第三个想不到就是印度。作为世界人口唯二近14亿的国家，人口极度稠密，大量人群缺乏基本卫生设施和隔离条件，防疫形势最为严峻，曾经有预测印度将会有超过200万人死亡。但出乎意料的是，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印度在2020年并没有出现疫情海啸，各方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形也没有出现。

如与前宗主国英国相比，印度人口是英国的20.4倍，但到2020年年底，感染人数是英国的4.1倍，死亡人数则只有2倍，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有数据显示印度似乎已经获得群体免疫能力，或许是在湿婆神的护佑下，印度逃过了一劫。

1月18日，印度总理莫迪在达沃斯会议上发表了要在新冠疫情的灾难中用“印度制造”拯救世界的豪言壮语。2月21日，在西孟加拉、阿萨姆等邦选举前夕，执政党人民党由副主席拉曼·辛格（Raman Singh）发起，做出了一个政治决议为莫迪政府的政策背书。印度近期的政治经济热点问题都包含其中，如中印边境对峙、农业改革、劳工改革、经济发展、抗疫等。

关于抗疫，其中写道：我们自豪地宣布，在能干事、想干事和会干事（able, sensible, committed）并具有远见卓识(visionary)的莫迪总理领导下，印度不仅击败了新冠病毒，而且在他的人民身上凝聚了对“自足印度”（Atma Nirbhar Bharat）战略的信心……全世界为印度的成就而欢呼。印度因疫情而矗立（stand tall）于世界，特别是疫苗胜利，印度正在全面战胜新冠病毒的正确道路上……人民党清楚无疑地赞扬莫迪政府向世界显示出的领导力，在对抗新冠病毒的战争中，印度是一个自豪而又成功的国家。

更有甚者，决议竟然赞扬了疫情之下人们对参加传统节日的请求，比如鼓掌和敲盘子（thalis）、排灯节点亮油灯、洒红节在医院撒下花瓣等人群聚集活动。

印度人民党的领导层确实“有理由”自豪，1月25日，单日确诊人数终于下降到1万以下（9102），而决议当天确诊人数为14808，尽管数量仍然不小，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个数据简直是十分严重，但相比10月8日创下的最高纪录——135037例，已经下降了89%。

病毒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彻底和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它不会被任何花言巧语、修辞和逻辑所影响，更不会被人民党所宣称的成就所感动，不会放过防疫阵地出现的任何缝隙，更何况弃守的一座座“空城”，它只会无情地抓住一切机会进攻、感染、杀戮。

讽刺的是，政治决议出台后，新确诊病例开始加速增加，3月10日，新增确诊人数达到2万，3月24日，升到5万，4月4日，数字变成了10万，4月14日，飙到了20万，21日，创下了30万的世界纪录。纪录每天都在改写，撰写本文时最新的已是35万。更可怕的是，按照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预测，到8月份，印度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可能会高达96万人！

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与评估研究院（IHME）网站印度疫情预测截图

历史书写的不只是过去，有时也包括未来。事实上，100年前的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印度也曾经是全世界受创最严重的国家，印度或许正在重复历史的悲剧。

孟买流感

西班牙大流感是迄今为止人类遭到最严重损失的瘟疫，西班牙大流感夺走了5000万以上的生命，有专家甚至估计可能达到1亿人。西班牙大流感与西班牙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只不过是作为一战中立国的西班牙有着更为开放的战时媒体环境，西班牙媒体的反复报道使得这场瘟疫获得了西班牙大流感的名号。

1918年春天（大致在2月初），西班牙大流感首先发现于美国堪萨斯州大草原的一个养猪农场（最近的科学研究证实为一种变异的猪流感病毒），随后在芬斯顿军营爆发。

但很快病毒就蛰伏下来，第一波疫情杀伤力并不大，病毒跟随奔赴战场的美国大兵悄悄来到了欧洲。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也派出了庞大的军队参与战争，累计有近130万印度军人（包括非战斗人员）参与了一战，大约5.4万人丧命于战场。

1918年5月29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为宗主国而战的印度士兵陆续开始回国。这天，一艘从伊拉克出发的军舰将900名印度士兵送到了孟买港。

孟买是英属印度的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来往于世界各地的商船每天都在孟买港停靠，特别是战争期间，印度与英国之间货物与军人的往来相比之前更加频繁，这艘来自伊拉克的运兵船自然也没有引起港口当局的特别注意。尽管媒体上已经有零星报道欧洲战场发生的流感，但没有人会想到这与印度有什么关系，毕竟发生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地方。

随船的军医注意到有3名军人感染了不明疾病，他在靠岸后向港口卫生官员报告了此事。但遗憾的是，港口的卫生官员没有理会这条重要信息，毕竟在那个年代，经历了长时间海上颠簸之后染病实在是稀松平常，个别底层军人生病也并不是什么大事。根据1897年印度的传染病法，这名港口卫生官员渎职了，他本该立即向孟买市卫生部门报告。

在这批军人进城1周左右后，6月10日，7名警察，其中包括一名在码头值班的警察因非疟疾发热住院，实际上是感染了病毒。第二天，有着类似症状的警察陆续入院，19日，感染人数达到14人。

除了警察，感染范围扩散到其他人员，15日，孟买一家著名船公司的员工不幸感染。此后，孟买港务局、汇丰银行、铸币厂、电报公司等孟买地区大公司不断有工作人员感染入院，那些根本无力就医穷困人员根本就无从统计了。

据《印度教徒报》（The Hindu）6月24日报道，已经有600名码头工作人员由于不明发热入院，连铸币厂都有300-400人因同样的病因不能上岗。

6月26日，疫情已经开始在孟买大肆蔓延，消息也在老百姓中间引发了不安，那位失职的港口卫生官员才将回国军人感染不明疾病的事情报告了孟买卫生当局。然而，殖民政府在战争期间并不想加剧恐慌，孟买卫生当局不打算认真对待。

据6月26日《印度教徒报》的引述，孟买卫生局认为这只不过是通常是在8月份才会到来的普通流感。印度媒体甚至把这个不明疾病称为“孟买流感”。事实上，疫情已经相当严重，死亡病例不断增加，6月21日，已经有92人死亡，7月3日，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30人。

感染继续向孟买省的其他地区和北印度扩散，6月份开始的这轮爆发持续了4个星期，1600人为此丧命。

致命的第二波

奇怪的是，感染入院的人数很快就大幅下降，这轮不明感染似乎真的是一场早到的普通流感。如同当时孟买一位卫生部门负责人透纳(Turner)所言，这场流感好像是一个夜晚的小偷，迅速而又狡猾地向人们进攻。他也承认，6月的孟买犹如一个病菌的大孵化器，有着病菌最合适的培养环境。彼时的孟买是一个120万人的大都市，大量的底层工人居住环境恶劣。

一语成谶，6月份的疫情只是一场大餐前的开胃酒，病毒暂时蛰伏，它将在印度这适宜的环境不断变异，等待时机向人们发起最猛烈的袭击，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第二波疫情。

士兵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回到印度，然后通过火车返回家乡。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从孟买、卡拉奇、加尔各答等港口城市分散到印度各地的城市与乡村，特别是旁遮普、北方邦。按照印度当时的传染病法，传染病患者需要隔离，但没有人会对无症状感染者存有戒心，病毒就这样悄悄地在人群间传播、变异。

差不多3个月过后，从9月开始，病毒杀了一个回马枪，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病毒杀戮之一开始了。病毒是残忍无情的，从喜马拉雅的山脚到比哈尔的偏僻山村，病毒攻占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作为现代化标志的铁路成为病毒最好的传播渠道，扩散的速度和范围都是绝无仅有的。生离死别的悲剧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仅仅10月6日当日，孟买的死亡人数就高达768人，考虑到当时孟买仅仅百万的人口规模，这是一个极其恐怕的数字了。

4个月时间，全世界有差不多3000万人死于西班牙大流感，也就是H1N1病毒，其中大约一半的受难者来自于印度。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双方死亡总数约888万，加上波及的平民，总死亡人数约1500万人。

根据学者的最新研究，整个疫情期间，印度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850万，最保守的测算也有1200万以上。按照当时印度殖民政府的不完全官方统计（现代的研究证明，殖民政府的统计根本就不能算是不准确，几乎就是有系统的统计漏洞），从6月开始出现到1918年底，死亡人数高达709万。仅10月10日-11月30日不到2个月的时间，英属印度感染死亡人数就达到了489.9万人，其中北方邦就超过100万（107.3万），孟买省同样高达90万。

那些悲惨生活在底层的低种性人群是最大的受害者。以当时的孟买省为例，到1918年年底，病毒已经杀死了108.7万人，低种姓印度人的千人死亡率竟然高达61.6人，这不是感染死亡率，而是实际人口死亡率，也就是说，分母不是感染者，而是实际人口，如此之高的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而在印的欧洲人则只有8.3。

此外，不同于今天的新冠病毒，年轻人是第二轮西班牙大流感的易感人群，20-40岁的印度青年女性死亡率更高（推测可能与女性有更少的室外时间以及照顾病患有关），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20-40岁的年轻人千人死亡率甚至高于低种性人口死亡率，其中青年男性为62人，女性则高达79人。这直接影响了出生率，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1918年大流感后，1919年印度出生人口直接下降了30%。

各类人群的千人死亡率

医院已经塞满了，以至于死者都没有办法尽快移出去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患腾地方，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遗体和那些将死之人；邮政和电报服务已经完全乱套了，火车还在继续运行，但尸体和只剩一口气的病患不断从火车上搬下来扔到车站；用于火葬的圣塔和坟场已经堆满了尸体，而旁边还有更多的尸体在等待处理；由于缺乏焚烧尸体的木材，印度所有的河流都已经漂满尸体；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医疗资源早已被疫情耗尽，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分出哪怕一分钟给需要治疗的其他病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恸哭刚刚逝去的亲人，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恐惧和迷茫所统治。

这不是什么文学作品，这是当时印度的卫生部门负责人(Norman White)在1919年写给英国政府的官方印度疫情报告，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而100万人，或者1000万人，则只是一个统计数字。印度平民的记忆或许更加能够真实地再现那场瘟疫的残酷。

如同无数的普通印度人，厄运也降临到了22岁的印度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人物——尼拉腊（S.T.Nirala）身上。彼时，他正在孟加拉，当他接到妻子病重的电报乘火车赶回他北方邦位于恒河边的家乡（Dalmau）时,看到“恒河到处漂流着尸体”，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挥霍的人生》（Life Misspent）一书中回忆道。

悲剧的是，当他匆忙赶回家乡时，不满20岁的妻子没有熬到他回家，已经先离他而去。从感染西班牙大流感到死亡，通常只需要4天。紧接着，负责照顾她妻子的堂弟和弟媳妇先后感染身亡，另外一个15岁的侄子和叔叔也遭感染而逝。此外，4名为他堂弟工作的佃农和仆人死了，2个为他家工作的仆人也遭了厄运。

更让他伤心的是，一岁的女儿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眨眼间，我的家庭就消失了。无论我转向何方，到处一片黑暗。”人之绝望实是莫甚于此了。这是何等撕心裂肺的痛！他的遭遇令人心碎，而更悲剧的是，他竟然找不到足够木材来焚烧死去的亲人，需要木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死后仪式的最后尊严也不能得到。

圣雄甘地也没有逃过，他也被感染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感受：所有对于生活的兴趣都已经停止了。不过幸运的是，他挺过去了，很难想象，失去了甘地，印度历史将如何发展。

殖民主义的宿命

何以印度遭到如此大难？甘地有他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天谴，是神对印度殖民后文化西化的惩罚的一个证据。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服众，甚至他的一些追随者也不能同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反思，并不能对预防未来的灾难有任何价值。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印度国父，做出这样的论断，可能也预示了印度民族的宿命。

对于为何印度相比于世界其他各国，遭受了最大的创伤（千人死亡率只好于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220人），现代学者有很多解释。首先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大量医护人员被派到一战的前线，印度国内极度缺乏医疗资源。

其次，第二波疫情恰好碰到了干旱导致的粮食减产，饥荒使得大量人群出现营养不良，再加上由于战争的需要，印度反而出口粮食，即使想进口粮食，战争期间正常的国际贸易难以开展，这使得粮食不足的问题雪上加霜，粮价上涨，饥荒进一步加剧。饥荒又迫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求生存，而城市并不能向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反而更有利于病毒传播。在饿死和病死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这使得大量的穷苦百姓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来对抗病毒，面对病毒的进攻更加脆弱，只能仍由病毒肆虐。这不是对病毒的战争，这是单方面的大屠杀。

此外，殖民政府的不作为和冷漠也是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战争需要，殖民政府不希望加剧恐慌，毕竟印度是战争的后方。另外，作为一个外来者有些尴尬。这是为何呢？

这事得从大概20年前的鼠疫说起。1896年9月，一艘来自香港的货船将鼠疫带到了印度。这场疫情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瘟疫之一，历时10年以上，死亡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一开始，殖民当局并不想承认疫情爆发的事实，但随着疫情愈加严重，掩耳盗铃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迅速控制疫情，以防欧美列强中断与印度的人员与贸易往来，毕竟欧洲对于黑死病可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10月，印度殖民当局修改了1888年的孟买市政法（Mombay Municipal Act），建立了卫生委员会，并授予卫生委员会主席极大的防控权力。卫生委员会开始实施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对全市进行彻底的清洁运动、用海水和消毒剂冲刷下水道和污水管、冲刷商店和谷物仓库，在小巷和出租房撒消毒粉，应该说这些措施确实是有利于阻断病菌的传播。

图片来源于 Indian Council on Global Relations网站GatewayHouse

很快，殖民当局发现法律威慑力不够，并且需要扩大到全印度。1897年，英属印度通过了传染病法，这部法律规定了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授予政府可对船只、人员检疫，可以拘留或者隔离任何疑似病例，销毁任何被病菌污染的财产，可以对任何怀疑感染居所进行搜查、消毒、强制清空，甚至拆毁。

委员会强行拆除了大量平民窟简易居所，激化了与老百姓的矛盾。此外，当地百姓对于委员会的强制隔离政策也十分抵触，一方面是因为确诊病例缺乏公认的标准，考虑到当时并没有核酸检测这样的手段，这实际上授予了卫生委员会拘留任何人的权力；另一方面，隔离设施十分简陋，更重要的是，凡是进入隔离设施的，结局基本都是死亡，这是因为当时并没有治疗鼠疫的有效方法，而印度的老百姓并不希望亲人以这种方式孤独的死亡。这也导致了与印度人的严重冲突。英国人鄙视印度人的肮脏、人满为患和不讲卫生，而印度人则憎恨英国殖民当局的不人道、对印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加掩饰的敌视。

再加上，双方对于如何用药也存在极大的分歧。英国人禁止使用印度传统医疗方法进行治疗，认为那是不科学的，传统医学的医生不能获得从医资格，但西医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香港1894年的鼠疫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医与西医发生了相当大的冲突，缺乏实效为两种体系的鼓吹者的互相指责提供了充足的炮弹，因为每一方都能指出另一方显而易见的失败。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印度人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西医的费用。禁止使用印度传统医学，这几乎就是要求大部分印度感染者听天由命。

此外，由于现代卫生和防疫知识的缺乏，各种谣言也在传播。有谣言称英国人的消毒剂是迷药，是为了将外来人口强行送出城外。还有谣言称，凡是被隔离的病人，都会被英国人肢解，目的是要从印度人身体中提取出一种印度传统医学称为“momiai”的物质送到英国，这种物质可以防止感染。这些谣言也不断腐蚀着印度老百姓对英国殖民当局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

1898年3月9日，因为孟买卫生委员会要拆除一名12岁穆斯林女孩的居所，直接导致了骚乱，警长受伤，医院和政府的建筑遭到攻击和纵火。更糟糕的是，因为一次搜查感染者行动造成的冲突，卫生委员会主席（W C Rand）遭暗杀身亡。

事实上，同一时期香港发生的鼠疫，在防控过程中，英国殖民当局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没有如此极端的情形发生，但还是引发了广州满清政府与港英当局的外交争端。

英国殖民当局由于缺乏执政的正当性，再加上在执行过程中，对于印度本土文化和人民缺乏尊重，严格的防控政策根本无法实施。

1894年香港鼠疫，图片来源：中文医疗资讯网

正是有了上一次瘟疫期间的心理阴影，英国殖民当局在西班牙大流感肆虐期间，根本不敢严格管控，毕竟战争期间后方稳定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英国殖民政府漠视疫情的重要原因。确实，1918年的大流感没有引发社会骚乱，却造成了最大的悲剧。真可谓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可能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宿命。

历史的重复

事实上，对于英国殖民当局的不作为，当时的印度本土报纸也多有批评。如1918年10月20日，这已经是疫情的最高峰，《古吉拉特报》（the Gujarati）当天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印度政府的车轮还在非常缓慢的移动”。文章这样写道：当成千上万的人民正在濒临死亡，以及更多的人们处在危险之时，我们没有发现省政府方面或者印度最高行政当局有任何意识或者发出信号去设计并执行有组织的疫情应对措施，有组织的措施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需要广大人民的配合，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更高级别政府行动的信号。

1919年2月3日，《孟买记事报》（Bombay Chronicle）在评论中认为，孟买市和整个印度已经为这次疏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甘地的私人医生（Dinshaw Mehta）在1919年8月1日写给《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 ）的信中这样总结道，这次进攻迅速而又严重，它简直使人目瞪口呆，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它已经兵临城下来到了我们中间，对我们进行了致命的屠杀然后快速消失……政府对于广大沉默而又温顺的大众犯下了简直算是犯罪的疏忽，这本应该在人道主义法庭进行审判。”1918年英国殖民政府的不作为，失去了印度的民心，很快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就将在印度次大陆风起云涌，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就开始摇摇欲坠了。

1918年11月8日，孟买市政厅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表彰疫情期间做出巨大贡献的志愿者和慈善团体。《印度时报》在会后的报道中写道：“尽管疫情还在继续，但这一波视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现在该转向对疫情的教训进行有益地总结反思了。”

100年过去了，印度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年在孟买市政厅总结的教训。绝对不能轻视病毒，特别是变异后的第二波病毒，这是1918年印度给世界最惨痛的教训。轻视病毒的鸵鸟政策执行久了，就会把自己也骗了，竟相信幸运总会眷顾。人们可以忘记历史，但历史一定会惩罚那些无视历史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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