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年7月-2020年12月20日），男，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卫斯理大学。
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曾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
20世纪70年代始，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是傅高义先生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进行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作者还拟在若干年后再写一本关于90年代广东的续集，后者作者将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的粤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1992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2012年3月，傅高义花了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关于中国事务的著作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入围，但未能获奖。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
他从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很快就流利掌握中文的听说读写，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他对中国全面客观的分析帮助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而事实证明了他的远大的目光，在度过了那段困难期后，中美双方以更迅速的步伐加强了在各个领域的交往。
一直担忧中西方对立的祸害世界安全发展傅教授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具有研究中日关系的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极力鼓吹俄底修斯陷阱 (Thucydides's trap，意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世界战争因此不可避免）。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世界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对此，傅高义坚持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是保持东亚地区和平和繁荣的主要力量。
对于中国当今的社会的状态，傅高义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太穷了，所以西部大开发计划非常有意义。首先要加强教育的投入，帮助那些穷人，让孩子接受教育。教育很重要，因此在提高人民经济收入之余，还要注重普及教育。不然，内地和沿海的距离会越来越大。电子技术和其它高科技的发展很快，也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还有，中国的贪污和腐败的问题很严重。另外，改革以来，已经有一亿多人从农村流入城市，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还会有几亿人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国也需要迅速发展以避免出现社会动乱。此外，环境污染也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可以慢慢扩大民主和自由。
傅高义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家情报官，负责东亚事务。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傅高义以“前中情局官员”身份，指责中情局对外宣称因旧地图定位错误而“误炸”中国使馆的说法并非事实，引起美方高度紧张。他又说，他不认为此事有人故意，更不可能是政策性决定。此事应该是一连串失误造成的惨剧。
退休那年夏天，傅高义希望能“做一些能有所贡献并能延续的事”。
“傅高义是倡导美国应以更理性和平衡方式思考中国的主要支持者，他的逝世对学界是一个重大打击。” ——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东亚项目主任评价傅高义先生的不幸过世。
傅高义先生令我想到来美后一直喜欢阅读其著作的美国历史学家史蒂文·爱德华·安布罗斯(Stephen Edward Ambrose，1936年1月10日－2002年10月13日），后者强必须严格按照调客观公正的态度研究历史，客观则不能添油加醋歪曲篡改，公正则不会歧视卑鄙和带着不可告人的欺骗目的，而不成为后现代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死道友不死贫道」那样的狭隘自私滥竽充数的种族歧视学者与所谓知华派汉学家。
曾经在52诗词网翻译发表过介绍这位美国最著名和非常公正的历史学家，这里再次对他和像傅高义先生这样的学者表示敬意。原因无它，美国汉学家知华派里面像傅高义先生这样保持客观公正学术标准的人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余英时、章家敦、余茂春这样的反华政治投机者，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显示这些误导和阻碍中美交流沟通鼓吹东西方对立的智囊实际上祸害欧美国家利益甚过诬蔑中伤中国。
闻傅高义先生离世
文/湯安
落基汉水一枰棋，玉宇贤尊著锦衣。
高义花间谈古道，鉴真燕榭讲时局。
东山笔韵连云醉，西市冠情满目迷。
早料两营难共处，不期无尽滥笙竽。
孟维瞻：美国很多自由派自诩对华友好，就是不敢讲这句话
【傅高义教授看懂了中美矛盾的实质，就在于美国拒绝尊重中国的政治传统、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傅高义用一种中美都能接受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作者，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于12月20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近年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作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坚持频繁发声，受到中美两国有识之士的尊敬。他的离去，也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日后恐怕再难有人这么真诚地对待中国和美国了。
辉煌的学术成就
傅高义教授早年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后来在费正清教授的引导下肩负起了研究中国的重任。最初他对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展开田野调查。1960年代，他在香港对中国内地进行间接观察，并且对“逃港”的内地人进行系统的访谈，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一书。这本书对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的广州社会变化进行了客观独到的分析，以反对西方价值观偏见为原则。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有机会亲身来到广东，研究了广东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巨大变革，在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他可能是第一个由广东省政府邀请的西方学者，在广东考察了八个月，也去了海南等地，重点观察企业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1997年，他主编的《与中国共处》（Living with China）一书出版。虽然当时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秩序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并未形成一致的政策主张。直到今天，这本书很多观点似乎依然站得住脚。
1993年到1995年，他学而优则仕，短暂地赴华盛顿从政。2000年退休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他以邓小平个人为切入点，耗费了十年心血，采访无数人，书写了这位改革家的一生贡献。
2011年，《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子女在内的很多人，旁征博引，讲述事实。这本书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学术同行和美国的自由派认为他对中国的态度过于温和，他们继续坚持戴着“民主”与“人权”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政治领导人。
在香港问题上，傅高义教授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使到了2019年，他依然坚持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非常成功，中国政府并没有主动违反“一国两制”原则。甚至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我是北京，我不会容忍！”
2020年10月，傅高义接受台湾媒体采访，他给了蔡英文五个字：“要非常小心！”他特别提醒蔡英文，不要只听信美国单方面的声音，也要听一听大陆释放的信号，仔细解读其中的意涵。
今年7月，他曾经发出警告，“很不幸，中美两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没人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而且这将导致所有人的失败。”“今天，如果南海发生一场很小的摩擦，就可能会很快升级。如果不能对此有所控制，就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每个国家都会成为输家。”“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冲突，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
坚持原则的孤独者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的中国政策圈子出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迷茫感。一方面，中国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崛起关乎美国利益，美国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研究中国。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备受挫折，他们套用基于西方价值观的理论框架，但是却无法解释中国，也没有准确地预测中国。这种挫折感使得不少人士纷纷退圈，放弃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改变研究领域。另据《经济学人》一篇文章统计，这两年，对中国语言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在读学生的数量，已经下降了20%。
可以这样说，在美国的中国政策圈子中，长期以来一直是两种错误的观点在彼此进行争论，他们一直主导学术界和政策界，其他声音居于边缘地位。一派是温和派和友好派，但他们的“友好”是建立在美国有能力改造中国政治制度的假定之上。这些人一直假定中国会从经济改革过度到政治改革，缓慢走向多党制，拥抱美国的价值观，遵守美国制定的国际规则，并且坚信这是中国保证自身繁荣的唯一出路。因此他们主张对中国采取温和的“接触”政策。
另一派则是强硬派。他们将中国描述为异质的“邪恶”文明，并且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虚弱的基础之上，一旦脱离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就会立即崩溃。他们百般唱衰中国，总能找到借口污蔑中国的成就。他们主张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围堵中国，以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但讽刺的是，上述两种观点都被证明与事实不符。中国既没有全盘西化或被美国同化，也没有在贸易战和极限施压的打击下陷入困境。相反，中国正在走一条与西方道路截然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展现出了生机勃勃的面貌，经受住贸易战、新冠疫情这样的巨大考验。中国的辉煌成就让美国的专家们感到震惊，不难想象上述两种错误观点会呈现合流趋势，形成所谓的“反华共识”，但这两派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阻碍中国崛起的办法。
相比之下，美国有两类学者技高一筹。一类就是以傅高义为代表的敢于打破美国价值观偏见的知华派学者，另一类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追求的现实主义战略家。后者主张放弃价值观偏见，放弃自由主义战略，以维护美国霸权为首要任务。但他们也强调审慎原则，认为美国应该尊重中国的合理利益诉求，谋求竞争优势。遗憾的是，两类学者在美国都是被主流所边缘化的，美国政府不愿意听一听他们的忠言，他们也很难从政府和私人那里拿到研究经费。
中国独特的崛起道路，让美国学者失语。图为中美GDP对比，图片来源：桥水基金会
讲出矛盾的本质
美国主流学者的学脉传承与相互引用，使得学术讨论总是沿着某种既定的思维定势进行，研究成果只有符合这样的思维定势才有可能被发表。这就导致虽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但是它们却是偏离事实的，最终到了今天遭遇到了整体性的挫折。
美国的一位年逾90岁的中国法研究专家(引者注，这位砖家显然是Jerome Alan Cohen，中文名字孔杰荣，又名杰罗姆·艾伦·柯恩，1930年07月01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中国目前十分混乱不堪大搞用程序正义代替司法公正和法律为富人服务的祸首之一）看到今天的事实非常痛苦，他不敢相信事实的发展几乎颠覆了自己一辈子坚持的错误学术主张，甚至还在自我安慰说假话。还有一位年近80的政治学泰斗一直在抱怨为什么自己多年前的预测总是无法兑现，但却无法自圆其说。西方汉学如果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有色眼镜小圈子中，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人感到沮丧。
美国对中国的价值观偏见，阻止了知识分子公开公正地表达事实，最终损害的是美国自身的利益。也许，在美国学术圈中，内心认同傅高义的学者并非少见，但是受制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反华气氛的高涨，这些人不敢表达真实观点。这些人或者宁愿做沉默者，以避免让自己遭到同行的攻击；或者试图以一种模糊抽象的学术语言对事实进行去价值化的表达，他们拒绝谈论问题的本质。傅高义教授没有选择明哲保身，他不仅懂中国，而且愿意公开疾呼，这才是他的品质所在。他的离去，是中美两国学术圈的巨大损失。
傅高义教授看懂了中美矛盾的实质，就在于美国拒绝尊重中国的政治传统、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傅高义用一种中美都能接受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美国有很多自由派人士自诩对中国非常友好，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他们就是不敢讲出这句话。他们抱怨中国变得陌生，但是拒绝从实践角度思考问题。而保守派智库的专家们则热衷于寻找中国的弱点，他们善于煽动仇华情绪，但至今没有给出可操作的方案。
中美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有巨大差异，我们不能指望一位美国学者完全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傅高义已经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呼吁双方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和解决彼此的分歧。
不过，我们也遗憾地看到，虽然傅高义一生对中国的态度是连贯的，但是今天只有他这样的德高望重的学者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如果真相只能寄托于知识分子的威望积累，那么未来还有多少人能承受得起压力来延续表达真相的情怀？
傅高义这一代学者逐渐离去，中美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结语
傅高义教授一生到访过中国无数次，走遍了中国的很多知名学府，不惧某些人的攻击而是坚持说公道话。他习惯于用中文来做讲座和回答问题，总是带着一脸慈祥的微笑，每次会场都会挤满老师和学生。
傅高义去世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给予他相当高的评价和肯定。驻美大使崔天凯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外交部称“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推文，称“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位很好的朋友。”我相信，虽然现在他是孤独者，但他是真正的良心学者，历史会站在他的一边。
永远怀念傅高义教授。
为什么许多西方汉学家知华派不断来访中国却在回去之后发表的文章著作中造谣说谎？西方主流媒体禁止发表对华正面评价的文章是一个因素。张维为教授提到过一位德国知名汉学家在华调研多年写成介绍中国现状的德文著作在德国发表时遇到的障碍，德国国家出版社告知这位学者德国政府只允许发表对华指控的文章，他的调研报告不符合德国国家利益，因此不能获得发表许可。
下面这个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明显知道如何“政治正确”地报道中国扶贫：指责中国政府。不然他的报道就不符合美国的言论自由，纽约时报也不会予以发表。
于是，...
转载 2
媒记者对中国有句“真心话”，却没写进报道…
来源：观察者网
【编译/观察者网 童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推特上，大方称赞了中国扶贫成果。但在他执笔的新闻里，却不是这么回事儿。
12月31日，这家美媒发文介绍了中国给贫困村民免费提供母牛，帮忙修路和造新房，向雇佣贫困人口的私人企业提供补贴等扶贫措施，然后援引中国或专家的说法，简单谈及中国扶贫成果。
但是，这篇题为“工作、房子和牛：中国为消除极端贫困付出高昂代价”的文章，实际花了大量篇幅着重“质疑”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称其代价高昂，然后把话题往政治上扯。
报道截图
然后，在读者群成万倍小于纽约时报的该记者私人社交网页上，也许为了平衡自己在公开报道中的新闻，这位记者话风一百八十度转变，大赞起自己对中国政府扶贫成就的所见所闻：
12月31日，《纽约时报》记者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发布多条推文，谈及他写的这篇文章。
有意思的是，虽然在新闻的开头写道，“《纽约时报》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走访甘肃村庄”。紧接着，布拉德舍称探访的“村庄证明中国为扶贫付出了高昂成本”，并想借此攻击中国扶贫方式可能“不可持续”。
报道截图
但在他发的推文中，开头仍旧是“我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走访山村”，接下来却表示，自己“在6个山村都发现，扶贫带来了巨大影响：新房子、道路、太阳能路灯、有补贴的工厂等”。
社交媒体截图
他后面还总结说，扶贫项目取得了成功。
这样非转述的直接、正面肯定，并没有出现在新闻当中。在那篇文章里，布拉德舍除了援引其他人关于中国扶贫成果的说法外，仅写了句“扶贫项目帮助了数百万贫困人口”，而且前面还带了“尽管”两个字。
很快，有美国网友发现那篇新闻对中国扶贫“明褒实贬”，但“即使看到这些‘批评’，读到扶贫工作内容时还是大吃一惊。与此同时，（美国）这里的政府却连一张小额支票都不肯给。”
还有，“标题里的‘代价高昂’很有意思。是的，消除贫困就是很费钱。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的定义。”
因为《纽约时报》文章里介绍，过去五年间，中国为扶贫投入了近7000亿美元贷款和补贴，约占每年经济产出的1%。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国家电网等国有企业的大额捐款，仅这家企业就为农村电力升级投入1200亿美元，并安排了7000多名员工参与扶贫项目。
而在美媒自己的推特下，也有网友来“踢馆”：“我不是中国的粉丝，但我不得不称赞他们做了一些事。”
“中国为消除贫困花费了7000亿美元，而不是花在军事上。但在过去20年里，美国每年都花费7000亿美元让中东地区数千万人陷入贫困。”
“而在美国，一项为穷人提供2000美元支票的计划被否决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向高度关注扶贫可持续性。
在12月16日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透露，产业扶贫政策已覆盖98%的贫困户，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贫困群众基本都参与到产业扶贫之中。832个贫困县全部编制产业扶贫规划，累计建成种植、养殖、加工等各类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2-3个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扶贫主导产业。
他指出，产业扶贫已经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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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定：美国智库的十大“中国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