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有句名言“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新爱洛伊丝》和《爱弥儿》等名著的作者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曾经批判英国选举体制说：“英国人只有在选举日那一天是民主的，之后就再次成为奴隶”。资本主义把选举等同于民主，把批评政府等同于解决社会问题，结果是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和掩饰。任何积累都是单向的，必然达到无法持续的那一刻，这就是临界点。
值得回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那个“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世纪，只有中国的文明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 的预言。
再过一周就告别动荡的2021年进入更加不安的2022年，世界上一堆热点问题被推着进入2022。美欧跟俄罗斯在俄乌边境排兵布阵，阿富汗97%的人口陷入饥荒，欧美爆发第五波新冠奥米克戎传染，美英法相继沦陷，美国最重，在两个月后预测60%人口感染，英法日增分别超过12万人和15万人。同比例推算中国人口体量的话，相当于中国每天增加两百万新冠感染者。当然中国也不轻松，西安因为疫情破防封城，恐怕得艰难几天，虽然比起欧美甚至台湾来看这点疫情数字不算大事。
经济方面的预测不容乐观，当然这说的是国际经济，不是中国经济。《朝日新闻》下文观点与中美大碰撞和脱钩疑问密切相关，同时也预测欧美经济进入消费下降贫富分化加剧的衰弱状态。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于十八世纪大生产时代，式微于今天产业空心化和金融虚拟化时代。如此导致割韭菜的前途愈发不明，欧美政策因此混乱难测。无论如何，世局动荡，物质不灭，“资本主义”已接近临界点。资本主义的临界点就是中国势如破竹的爆发点。想到刘伯承在千里大别山奔袭鲁西南路途中得到粟裕陈毅部队在鲁中南歼灭国军主力张灵甫整编七十四师消息，乘胜展开以同等人数四个主力纵队围歼国民党六个整编师（六个军的设置）的匪夷所思羊山集战役大获全胜后所吟一首七绝：
狼山战捷复羊山
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
欣看子弟夺城关
这就是大局已定，势不可挡。
夜读唐诗
酬微之开拆新楼初毕相报末联见戏之作
唐 白居易
海山郁郁石棱棱，新豁高居正好登。
南临赡部三千界，东对蓬宫十二层。
报我楼成秋望月，把君诗读夜回灯。
无妨却有他心眼，妆点亭台即不能。
借乐天二联感之：
新兴嚯嚯正欲登，海山郁郁坎棱棱。
南临赡部三千界，东对蓬宫十二层。
既擘峻流腾曀雾，当持王气驾平乘。
不唯此梦西方断，贪婪从来险倍增。
曀雾，阴暗的雾气，阴暗险阻。平乘，大船名。又名平乘舫。这里指拯救文明的方舟。贪婪，贪图垄断利益。险倍增，指社会文明不进则退，贪婪形成社会分化对立，人类社会由此失去抵御风险能力，导致险患大增。西方国家安于现状或者中国小富即安保守不前，二者都会面对巨大风险。
没有预测就没有思考。如果资本主义梦断魂劳，不是保障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选项，那会是什么社会制度来确保人类拥有健康发展的未来呢？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哲学推论下的人类理想主义社会体制吗？
今年好莱坞最新科幻电影 《殖民地》似乎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影片《Colony》以未来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地球被污染破坏无法生存而被迫逃离地球移居开普勒209星球为背景，讲述由于人类繁殖系统不能适应新星球而失去繁衍后代能力再次返回地球的故事。里面提到开普勒209星球的人类采用的正是“为了多数，理性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史学大师陈寅恪从反对唯物辩证史观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断代史，试图从历史中灭亡的王朝记录找出维持社会发展的规则，结果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殊途同归，得出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它带动的经济基础推动人类社会的更替发展。无独有偶，《Colony》的编剧和导演显然不是因为哲学推理而得出未来人类的这种社会制度，他们是根据人类社会生存下去的唯一理性选择而设计的这种与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殊途同归的体制。
《资本主义的临界点》
日本《朝日新闻》12月18日发表题为《资本主义的临界点》的文章，作者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伯启思。文章指出，通过拓展空间、技术和欲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已接近临界点。
全文摘编如下：
简单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迅速兴起缘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人的活动范围一举被扩大至全球。将新大陆和亚洲纳入活动范围是史上首次全球主义运动，此举为欧洲带来巨额财富。依靠这些财富在19世纪开花结果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惊人势头带来技术创新。
经过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在20世纪实现许多商品的大批量生产，由庞大中间阶层构成的大众的旺盛消费需求为商品量产提供了支持。
不过，高度工业化之下由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走到尽头。之后出现的“成长战略”是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90年代的信息化（IT革命）。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谋求新市场，在新金融商品和交易中寻找套利空间，以IT技术开拓新领域。
但这一系列行为的结果是，财富和利益正在渐渐远离发达国家。全球化使中国迅速崛起，却令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衰落等课题。经济金融化带来的是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资产分化现象。新领域的拓展显然也已到达极限。
如今，发达国家一面表示要主导收入再分配以消除贫富差距，一面又在全球化和技术创新中寻出路。最终，它们形成通过全球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并以此缩小贫富差距的构想。
至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是否真的如此有效，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全球化如今已发展到各国围绕本国利益展开激烈竞争的阶段。将“成长战略”和经济安保措施写入本国政策、积极追求国家利益已成为各国的责任。自由市场竞争在当下行不通。这是一种应被称作新重商主义的、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战略。
此外，技术创新也并非很轻易就能带来经济增长。虽然技术创新的确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劳动成本，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劳动者收入的下降，至少难以想象收入增长。如此一来，总消费无法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自然也无望增长。
尽管发展迅速的AI、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等技术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并不能确保它们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如今与20世纪60年代已大不相同，那种以新技术刺激大众产生新欲望，并由此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模式已成为历史。
因此，通过拓展空间、技术和欲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已接近临界点。
如今的我们不再仅满足于改变外部自然，还希望通过AI、基因技术、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等技术改变我们自身。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技术获得更多自由、财富和更长的寿命。
讽刺的是，就是在那些可能突破人类“有限性”的先进技术前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触碰到经济增长的天花板。我们终于开始向“资本的无限扩张”投去怀疑的目光。
这样的话，我们遭遇的问题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界限，不如说是现代人希望财富和自由无限扩张的无底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