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真的要来一次清算！
     良心拷问之一：诗坛“于政有补”吗？沈从文说：“把文学附庸于一个政治目的下、或一种道德名义下，不会有好文学”。这话是对的，文学不是政治家和道德家的婢女，可供任意使唤。文学具有独立性。解读“政治口号”和“道德标准”的“文学”，不仅令人生厌而且可恶至极。但是，我们不能把“不附庸”“一个政治目的”和“一种道德名义”误读为“不涉及”政治和道德。沈先生的话，旨在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对文学与政治、道德关系的误读或曲解。

      “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历史证明，一定会被“感情朴素”的人误读为、被“工于心计”的人曲解为“为政治家的‘政治’服务”，又偷换成“为政治家的‘意志’服务”。中国现、当代文学，许多年来实际上就是被这种“误读”、“曲解”和“偷换”占了上风。事实上，毛泽东在理论阐述时，却是否认“为政治家的政治服务”的，他的表述是“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应该说这种表述是严密的，可惜文学界的实践结果还是南辕北辙。

      由于诗人天生就是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他是从“理想和完美”的角度来推动政治和历史的。他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找到“不完美”、“不理想”之处，他始终是一个“挑剔者”，但他却不是刻意要与谁作对，他是为了人世的更合理、更美好而挑剔。因此，他的表现，总是与民众共鸣，却常常使统治者恼火。真正的诗人都是智者，除非民众再也无法生存下去，才用激烈的“反诗”来唤醒民众，否则，并不主张频繁地改朝换代，因为战乱对民众更是一种灾难，况且后续政治开明与否，还是个未知数。天下总是承平时期更长，即使在战乱时期，仍然有一个政治清明与否的问题。所以，诗人多立足现实，期望对现实的政治有所补益。他们通过形象与情感的表达，或暗示、或规劝、或牢骚、或讽喻、或谏诤，客观上都起到了呼唤政治清明的作用。诗人虽然有时也歌颂古代、前朝、前人的功德，但那是用前人的开明来反衬当代的阴暗，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呼唤开明。诗人不屑于为当代统治者或政治家歌功颂德，那是因为无论被歌颂者如何英明，歌颂者如何至诚，都会被人利用，开一代歪风。这类教训朝朝代代都有。
      关于诗歌“补政”的功能，数白居易最明白，让今人脸红。白居易政治主张的中心就是要统治者关心民间疾苦，“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他曾提倡“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这也是他诗论的价值取向。他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文应“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疾，裨补时缺”。他在诗歌实践中，“讽喻诗”的成就是最高的。他写讽喻诗的目的，是“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白居易在任谏官期间，揭露官场丑恶，抨击社会弊端，为民请命，刚直不阿，表现了一个诗人的大无畏精神。今人总套用僵化的政治概念来侈谈前人的“局限性”，实在是大谬。其实，无论是从政治上、历史上、从诗歌价值上、从“为人生而艺术”上看，“补察时政”之说，都是精华。其基本精神，至今也没有过时。白居易的诗歌价值取向，比现今的那些“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诗评家”要开明得多、进步得多！

     几十年来，中国诗坛连这种精神的影儿都没了。从当代官刊发表的诗歌中，究竟能拿得出几首抨击时政、披露阴暗而且有力度、有影响的诗歌来？一首都没有！如果说有，那必定不是“顶风之作”，而是事后邀功的，或者是来自民间、时过境迁之后才收录的，如“天安门诗抄”，如早期的“朦胧诗”。并非当代全是光明，没有阴暗，历史已经证实，当代也有黑暗的“特殊时期”。“吃皇粮”的诗坛都干了些什么？那些“享官俸”的“著名诗人”都写了些什么？当然，今人也许比先人更圆滑，对“过去的事”会推卸责任，那么，现在呢？现在的时政都完美无缺吗？这并非刻意要把当今诗坛逼进墙角，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良心拷问之二：诗坛“于民有情”吗？“上帝听命于民众”，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都是接受的，承认批评朝廷、皇上、百官是必要的。“在一个好政府统治下的社会中，言论渠道是自由而畅通的”。中国古代，反映民声的基本渠道，有专设谏鼓（在朝堂和官衙门外专门设置的谏鼓，供生民击鼓进谏）、民间采风（采集民歌民谣考察民情）、朝堂谏诤（谏官直陈利弊纠绳朝政）、乡校聚会（公众针砭时弊申张民声），通过诗歌来察民情、听民声，也是一个重要渠道。

     诗歌当然不可能直接改变民生状态。它是通过艺术手段反映民生、体察民情、传达民声，从而影响时政的。由于诗歌的形象和情感富有魅力，语言凝练含意深刻，这就比较容易在民间引起共鸣和共识，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也容易在官方引起警示和思考，往往能对一些政策、措施施加影响。这种影响，有在当代就形成的，如白居易、王安石；有在后世形成的，如屈原、杜甫。在整个封建时代，诗歌以形象和情感表现民本思想，对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是功不可没的。老弹“为统治者服务”这种滥调，真是没有道理！就算那些诗人关注民生痛苦是为统治者服务，在那种时代，这种“服务”到底有什么不好？莫非对民众无情更好些？莫非要那时的诗人天天鼓动造反、战乱才是“好”？
    近些年来，诗界流行的一些口号，看似无可挑剔，其实是在耍滑头。如：“终极关怀”。诗歌要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永远正确。可是，这个“终极关怀”对百姓真是一种奢侈。眼前天天看得见阴暗面，身边天天发生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的事情，诗界却装聋作哑，一副“冷血”样子，还在那里起劲空谈“终极关怀”，还有比这更虚伪的吗？又如：“寻找语言”。诗的表达要寻找语言，永远都没错，就是不强调，诗人也会去寻找。结果如何呢？找来找去，找到了“神秘化”和“粗俗化”，诗歌精神丢得无影无踪，诗歌离民众越来越远，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再如：“坚持纯艺术性”。“纯艺术”理论如能一以贯之，当然也无大错。因为，艺术源于生活，社会生活内在地包含了政治、道德等内容，只要诗歌涉及了社会和人生，就不可能回避政治、道德等观念及其评价，作者也不可能脱离某种政治、道德观点来表达。可是在实际上，“纯艺术”论者总是有意识地回避对现实政治和道德的揭示和评价，这实质上是在逃避为民“鼓与呼”的责任。主张“纯艺术”，却不能贯彻到底，却不能与实践一致，还有比这更圆滑的吗？为推脱诗歌的社会责任而找托词，很不地道。真弄不明白，当今诗坛为什么对养活它的人民是那么无情无义！读一读伟大屈原的诗句吧：“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坛，你有何颜面面对天下的衣食父母？

      良心拷问之三：诗坛“于恶有碍”吗？诗人最受人崇敬的，不仅是他的诗歌艺术，更是他所具有的悲剧精神。诗坛面对当今的恶势力，如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专权滥权、钻营谋私、欺世盗名、劳民坑民等，害怕轰击，丢尽了诗歌应有的悲剧精神。

     伟大的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对悲剧精神作了艺术性的释诠，这里阐述如下：
     古罗马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凯撒，为罗马大帝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马人把他当神一样崇敬，但他却滋生了废除共和、建立专制的野心。他最信服的朋友勃鲁托斯，为了不让罗马人失去自由和共和而沦为奴隶，在野心勃勃的凯歇斯的耸动下，密谋暗杀了凯撒，并得到市民的拥护。勃鲁托斯在现场演讲中说：“……并不是我不爱凯撒，可是我更爱罗马。你们宁愿让凯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隶而死呢，还是让凯撒死去，大家作自由人而生？因为凯撒爱我，所以我为他流泪；因为他是幸运的，所以我为他欣慰；因为他是勇敢的，所以我尊敬他；因为他有野心，所以我杀死他。我用眼泪报答他的友谊，用喜悦庆祝他的幸运，用尊敬崇扬他的勇敢，用死亡惩戒他的野心……”。当时，凯撒的另一个好朋友安东尼登坛讲话，他列举了凯撒的许多好处，来反驳勃鲁托斯说凯撒“有野心”的话，如凯撒把战争中许多俘虏的赎金充公、为穷苦人流泪、三次拒绝接受王冠等等，安东尼的绝招，是“公布”凯撒的“遗嘱”：要给每一个罗马市民七十五个德拉克马（古希腊币），还要把他的园亭、花圃全部送给市民，供他们自由散步游息。安东尼的演讲，激起了人们对凯撒的怀念和对“叛党”的愤怒，烧了勃鲁托斯的家，被逼跑的勃鲁托斯组建新军，与安东尼打开了内战。起初，勃鲁托斯的军队所向披靡，后因凯歇斯的贪婪和不顾全局，勃鲁托斯战败，他让剩余下来的几个朋友用剑刺死他，朋友个个摇头，说这不是一件可以叫朋友做的事。最后，他让一位朋友拿着他的剑，转过脸，勃鲁托斯对准剑锋一下子扑了上去。安东尼站在勃鲁托斯的尸体旁说：“在他们那一群中间，他是一个最高贵的罗马人；除了他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叛徒们都是因为妒嫉凯撒而下毒手的；只有他才是激于正义的思想，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去参加他们的阵线。他一生善良，交织在他身上的各种美德，可以使造物主肃然起立，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汉子’！”
     在中国诗人中，体现这种悲剧精神的，不乏其人。如屈原等等。为了民族、民众的大义，为了追求完美和理想，抛却一已得失，与邪恶势力作战，这种精神本应在诗界得到倡导和褒扬。令人意憾甚至令人愤怒的是，当今诗坛，全然不顾民意，唯权势是听，所谓“看见上天发怒，就吓得面无人色，呆若木鸡”！
     良心拷问之四：诗坛“于诗有功”吗？在以上阐述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就一些为当代诗歌沉沦而开脱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作一些反驳：

      有人认为，“当代主流文化是电视而不是诗歌”。照此推理，元、明、清的“主流文化”是戏剧和小说，而事实上这三个朝代的诗歌仍然很有成就，特别是元散曲，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电视是一种开放性的传播形式，它完全能包容诗歌。许多文学艺术种类都进入了电视领域，诗歌为什么无力进入？真能拿出好诗，加上现代音像技术，专门开设一个“诗歌频道”，谁说就不能成为一个热门？真正有好的东西，难道电视会拒绝、观众会不接纳？

      有人认为，“时代已使大众失去了对诗歌的热情”。不去自问诗歌的质量和社会效果，却把责任推在大众身上，全无道理。诗歌不关心大众，却要大众承担“无热情”的责任，这才是真正的“恶搞”。请问，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民间歌谣成风，甚至常常弄得信息台爆满？大众对民间歌谣情有独钟、热情有加，为什么独对诗歌失去了热情？

      有人认为，“唐代诗歌能达到顶峰是当时以诗取仕的原因”。朝廷的制度安排，对诗歌的繁荣当然有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是终极原因。唐之前没有“以诗取仕”的制度安排，却产生了辉煌的诗经、楚辞、汉赋及乐府民歌；唐之后以文取仕，却产生了辉煌的宋词、元曲；元、明、清更没有以戏曲、小说取仕，为什么那时的戏曲、小说能取得那么高的成就？

      可见，一切开脱都是无力的。问题的根源，存在于诗坛自身。诗坛于政无补、于民无情、于恶无碍、于诗无功，还能激起民众的热情吗？诗歌中不见穷困、苦难、冤屈，不见贪婪、厚黑、残酷，不见同情、良心、正义，这种诗坛，还是人民的吗？


    ■ 呼唤：久违的诗性精神

    今日中国诗坛，精神早已倒塌，且冷血而傲慢，早已冷了民众的心。指望它能扛起时代责任、重振诗性精神，注定是竹篮打水。

   “子归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中国是一个举世闻名的诗国，诗的血性奔流在这个多难而坚韧的民族的血脉里，唤醒诗性精神、重振诗性雄风，总有一天会由梦想变成现实。但在“横槊赋诗”的领军人物出现之前，在引领风骚的精锐团队出现之前，恐怕只能寄希望于“处江湖之远”的民间诗人，先把威风锣鼓敲响。

    从半个多世纪的诗史及诗界现状看，诗性精神的阵地，从来就不在官立诗坛，不在“官刊”。他们在中国的诗歌阵地上，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局面立过一次“战功”。而每次诗歌狂飚的兴起，都发端于民间，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傲慢的诗坛，“岂可傲天下士邪！”

    长期以来，大批诗人在内心深处蔑视神经过敏的官立诗坛，自我寻找精神家园和宣泄阵地，这些阵地主要是：

    一、诗歌网站。我们不能绝对讲网络诗歌完全排除了功利因素，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无论是作者、编者甚至读者，都远离了功利因素，或者将功利因素降至最低限度。尽管有在网上搞笑、搞怪“一夜成名”的现象存在，但作为提供大众鉴赏的诗歌，是不可能复制此种现象的。网络诗歌，多为民间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们生活在社会现实的深层，喜怒哀乐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不平目睹身受，具有切身之痛、之忧、之悲、之愤、之恨。由于网上的文学环境相对宽松，因此，具有深度的作品就有可能在网上取得突破。

    二、民间诗刊。当代“朦胧诗潮”就是发端于民间诗刊，扫除诗歌陈腐的语言表达形式、使诗歌语言耳目一新的，是民间诗刊的功劳。民间诗刊素来难登“大雅之堂”，而“大雅之堂”却素来难出精品，事实总是这样来开涮历史。大众的眼力是无情的，只认作品的深度、力度和诗美，并不认帐“地位”和“等级”。

    三、民间诗社。在诗界，民间诗社有点“绿林草寇”的意味，“好汉们”的精神世界找不到归宿，被现实“逼上梁山”，啸聚“山林”，一吐为快。谁说那里不能走出诗歌的“高手”和“高论”。

    四、边缘刊物。在诗歌阵地处于“边缘化”的刊物中，诗歌园地只是一种“副业”，只是点缀的东西，优秀作品常常可以避过“神经衰弱”者的快刀。

    五、出版一角。出版业性质上至今仍属垄断行业，但在汛猛的经济大潮冲击下，许多出版社为求经济效益，放开了一角：自买书号，合作出版，文责自负。经济效益的推手能让出版编辑刀下留情，这就很可能给真正的优秀作品留下一条生路。

    傲慢的诗坛素来对上述阵地不屑一顾，总自认为他们出品的才是“正宗品牌”，其它都是“山寨赝品”。事实上，王者的“阵地战”，兵无斗志，只顾全身自保；而民间的“游击战”，倒是轻骑直逐，不畏马革裹尸。哪个阵地上能出“大家气象”，还用得着斗嘴吗？

   因此，我们呼唤诗性精神的回归，现阶段只可能面向民间诗人方阵，以期突破前沿，扩大战果，从而产生领军人物和精锐团队，重振雄风，收复我们的精神家园。